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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膊换岣！�1989年1月26日《北京晚报》。
正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想到的情况，进城后“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出现了。1951年4月9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认为全国解放后，“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人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1951年12月1日，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猛力地侵蚀我们，以至我们的许多工作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同上，第473页。〖BP（〗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BP）〗为显示解决问题的刻不容缓性，在《决定》中，毛泽东添加了重要的话：“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同上，第535页。
〖B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当时腐败态势的估计是正确的。1951年12月4日晨，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情况，以及对以后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意见。北京市委报告所显示出的腐败频度已相当高，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当天即审阅并作出批示：传达到县团级。
中央机关的情况怎样呢？1952年1月9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中节委主任的薄一波，代表中节委在中央和华北局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通报了开展“三反”斗争以来，中央各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1670余人。……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薄一波的这个讲话所讲的事实，是在1951年12月1日至8日党中央、毛泽东号召“三反”运动到1952年1月9日的一个月之内发生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央机关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事实大量暴露。
10天后，即1952年1月19日，根据中央各机关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其中贪污1亿元（旧币，下同）到10亿元的有18人，1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有130人，100万元左右的占80。因贪污浪费等原因撤职的50人，被逮捕的48人。又过了10天，即1月29日，中央各机关抓获大贪污犯161人，有了明确对象的还有202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线索，总计至少有400—450人。所贪污的款项至少要达到1000亿元。1000亿元有多大价值呢？薄一波在1952年2月1日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按照当时国际流行的平价购买力方法，计算了当时的腐败频度。他说：“1000亿元（可以买1亿斤粮食，可以买800万元白洋，可以买10万两黄金，可以供28万人吃一年，可以买3万纱锭的全部设备，可以买66架战斗机，可以买10万担棉花，可以买345万匹细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把全国贪污分子所贪污的数字，都加起来，应当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元”。薄一波：《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载《新华月报》1952年2月号，第4页。
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中央各部门纷纷检查腐化情况。1951年12月14日，滕代远在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上说：“根据已有的材料看来，铁路系统内部贪污浪费现象确是普遍的严重的，十分值得警惕。”罗瑞卿在1951年12月22日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从许多地方的材料看，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确实是十分严重的”，以至于“必须发动一场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大斗争，必须发动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才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扫除过去的反动统治者的残余影响和反对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和影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说：“贪污、浪费的现象在青年团员和青年中也还是存在着的，而且是不少的。”讲话均转引自1952年1月的《新华月报》。
地方上的贪污受贿势头同样令人吃惊。从1951年3月到1952年2月，东北局的高岗、西北局的习仲勋、华东局的饶漱石、华北局的刘澜涛等中央局的负责人相继向中央报告了“三反”运动开展的情况，问题的严重性都相当触目惊心。1952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怎样在财政系统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讨论中，披露了西南财政系统的贪污情况，指出：“仅据西南财政部的统计，两年来西南财政系统中已发现的贪污人员数达4816人，贪污现款323亿元，粮食4000万斤。”
1952年1月19日后，“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的“打虎”阶段。1952年1月30日，李富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汇报会上，提出了大贪污犯即“大老虎”的标准，2月2日毛泽东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根据“打虎”部署，全国进行了“大老虎”的搜寻工作。“虎”当时指贪污犯，按李富春在当时的报告中提出的标准为：贪污额1000万—5000万元的为“小虎”，5000万—1亿元的为“中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
关于“三反”运动的定案处理情况，有两份材料值得关注。
《赶考》 彪炳史册的成功之举对建国初期遏制腐败高发势头的思考（2）
一是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中央纪委根据对除中南局外的东北、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五个中央局情况的汇报，对“三反”运动的定案情况作了一个统计，截止到1952年6月初，上述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工作人员共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和贪污分子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其中有23万多人要受到行政处分，占贪污者总数的18强，受到各种不同的刑事处分者59182万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2强。又据各地级不完整的统计，“三反”期间，仅地方县委以上干部犯有严重错误受到行政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的处分者就有4029人。在这
4029人中，有省级或相当省级者25人，占026，地级或相当于地级者576人，占143；县级或相当于县级者3428人，占855。
二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报告于1952年10月25日获中央批转。报告对“三反”成果作了全面系统总结：“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36万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其中共产党员196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15 196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中，已作处理的1078万多人，占总人数8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到“三反”运动结束，中国的腐败现象处于高频度状态。
何为腐败的频度概念？这是近年理论界根据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总结出的可概括说明腐败势态的学术概念。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传利教授在《给腐败号脉》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之所以提出腐败频度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概括腐败的基本状况，方便地说明腐败现象高发与低发的态势，准确地预测腐败的趋势，并为遏制腐败高发势头提供对策依据。简单地说，所谓腐败频度，指的是腐败发生的频率、规模、幅度、强度与烈度等。”这里频率、规模、幅度为量的概念，强度与烈度为质的概念。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什么会出现腐败的高频度局面？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薄一波同志在《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一文中作了最具
有代表性的回答，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发生严重腐败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大量抱着旧思想、旧作风而又没有来得及改造的旧政府的工作人员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中来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和平环境中，我们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的侵蚀作用。”
是的，由于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的执政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由一个被国内外反动派长期“围剿”的党，一跃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树立怎样的权力观，怎样用好手中的权力，成为对共产党领导者的严峻考验。如果头脑里个人主义萌生、膨胀，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私利。正如邓小平在1956年所说的：“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4页。1962年，他又说：“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同上，第304页。〖BP（〗《邓小平文选》第1卷，〖BP）〗大批共产党员由乡村进入城市，由基层调入领导机关成为领导干部，从长期艰苦奋斗、随时准备流血牺牲转入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从风餐露宿、钻山洞住窑洞到住楼房，从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到薪金制。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坚持党性原则，不严格要求自己，物质享受可能成为消磨革命意志的腐蚀剂。尤其是领导干部，进入领导机关后，站在第一线指挥的时间少了，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发指示多了。这样最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习气和拖拉委靡作风。执政以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疏远了，执政党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不仅有基本群众，党的朋友，而且有敌对阶级分子；发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要和不同性质国家的各个阶层的人交往，如果放松警惕，难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1956年，邓小平还说：“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党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
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现腐败高频度局面，除了共产党自身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实际上，“三反”的本质，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地反攻，把这种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