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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继续报导曰：“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分，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纪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漫无止境地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对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磨折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气无力地说：‘我每月领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满一家七口的肚皮；为了怕孩子们饿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时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较差，也需要补充三十斤才能活下去！’
“这位被生活鞭子捶打得一脸茫然之情的爸爸，沉痛地回味着说，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都贡献给社会国家了，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因病转业后，因自己目不识丁，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份足以养家餬口的工作，最后把他们一个女儿卖给人收养时，对方曾给了他们三千块钱，于是他们先买了一个面摊子，晚上在通化街口卖面点，做了不久，却被流氓用刀子杀伤了他的太太，那个用自己骨肉换来的面摊子，也被砸了个稀烂。另外，他们还加添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流动三轮车，但哪晓得踏了不到两个月，关节炎症复发，无法再继续了。
“这对不幸的夫妇，际遇坎坷，用女儿换的面摊被流氓砸烂，而三轮车又歇业，那段生活，几陷入绝境。就是这个时候，幸而在大同中学谋到了每月三百一十元和五十四斤大米的这份工作，否则，那可真的要被饿死了。”
专访最后曰：
“目前，他们一家七口所赖以栖身的，那幢用竹子扎成的小巴巴房子，还是台湾疗养院一位好心的吴太太，和一两位好朋友分别送钱、送竹子，帮他们撑起来的，要不，他们一家老小七口，可能连略避风雨的窠都没有呢。 ”
“‘我们太感谢那些帮忙我们的好心人了，’胡乃英用激动的口吻说：‘我们一家大小能够活到今天，全是他们的给予。’ ”
《吓人的国粹教育》 纽约城张飞战岳飞一个实例（2）
“由于他们生活困窘，长期营养失调，他们的大女儿玉凤患着贫血病，三子玉海因为食物不洁，脸上、四肢，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子，据医生们说，那是食物中毒，但因为没有钱诊治，竟一任它蔓延…… ”
“然而，胡乃英这位多产的妈妈呢，也患了大肠和输卵管连结在一起的毛病，但她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却渴望能得到一份端茶、扫地的工友工作。 ”
“她啜泣着：‘如果有人帮我找一份工友职业，我的五个孩子便可以养活了；因为，再穷──我们也决不会再送给人家了，将来我们老了，要靠孩子们养活我们两口子呢！’”
“然而，世态炎凉的今天，谁肯为这位多产的妈妈，年仅三十四岁的小妇人一伸温情的援手呢？是的，在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那幢潮湿灰暗的小房子里，蜷曲着的五个孩子，和那对被儿女债磨折得褪却了生命色彩的夫妇，确是社会上慈善人士济助的对象。他们热切的渴望着，眼巴巴地期待着你伟大同情的手！”
以上是报导全文，当初柏杨先生拜托记者老爷访之写之，内心有一窃窃盼望，愿该文刊出后会有软心肠朋友，为这对可怜的父母和可怜的孩子们，捐出一点钱，集腋成裘，只要能够凑两千元，就可以使做母亲的能够开刀，也可以使孩子们获得医治。可是刊出该文迄今，一再向报馆打听，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读者老爷把这条消息忽略啦，也可能大家看到比这还要惨的事多矣，因而无动于衷。不过不管怎么吧，柏杨先生暨老妻柏杨夫人，谨在这里再向读者老爷哀告，援助她一点吧，千儿八百不算多，十元八元不算少，直接寄给她送给她也可（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或交由柏杨先生转也可；现款不方便，邮票也可；没有邮票，衣服也可；没有新衣服，旧衣服也可；没有旧衣服，孩子们看的图书和玩具也可；在你阁下看起来不足道的慈心，在她和孩子们都受恩无量。
胡乃英女士想找工作，我想她工作有问题，盖五个孩子──最小的刚会爬，放到家里，不发生惨剧者几希。所以还是请求读者老爷捐助，先让她迈过第一关再说。在这里，我特别泣恳廖维藩先生、王梦云先生、汤如炎先生，呜呼，这个家庭虽然不是看了各位大人的高论而身体力行的，但其行为却和各位的高论暗相吻合。无论如何，三位应该也捐助她一些，太多啦我出不了口，我想一个人赠她一万元，以示嘉慰，而励来兹，总不能假装不知道吧。
《吓人的国粹教育》 纽约城张飞战岳飞廖王汤
廖王汤
李桂林先生暨夫人胡乃英女士，以每月三百元薪水，五十四斤大米，而生了八个孩子。──以后物价变动，读者老爷或许不知道三百元的购买力有多少，我想举一个例子，你的印象就深刻啦，三百元固不够纨裤朋友买一只皮鞋的也（阁下如果心脏良好，不妨去台北市中山北路第五街商店之类玻璃窗外瞧瞧，也不妨把尊头探进去问问价钱，一双鞋六七百元，还是普通的哩），用别人一只皮鞋的价钱来养活全家十口，他怎能不卖儿鬻女，悲悲惨惨哉。
廖王汤三位有识之徒，捐助了八子之母没有，现在还不知道，盖从银行提款也需要半天。但柏杨先生当密切注意这件善举，一旦送去，定行跪谢。不过有人说每人一万元似乎太少，吾友希特勒先生及墨索里尼先生当政时代，孩子超过五个，就一定大奖特奖。中国政府在没有采纳有识之徒建议之前，当然不便蓦然颁发点啥。但三公大喜之余，每人送上三万五万，实在不算多也。不过三公是不是真会言行合一，民胞物与；抑忽然间大智若愚起来，假装没听见或顾左右而言他，则说不准矣。但以三公之爱国忧民，仁人圣心，至少每人一万块钱，固敢预卜者也。
惟捐助是一回事，八子之母活下去又是一回事。依廖维藩先生的见解，李桂林夫妇根本就不应该有啥问题，而大家为他洒泪，当然是“侵略主义者”兼“非愚即妄”在作怪。他阁下不有言乎：
“须知天地间万物有消长生谢，人类亦有生死，以消长生谢肆应人类生死，自趋平衡，而有余裕，何患乎食不足衣不充耶？宗教家亦云：‘如果一个家庭有五个孩子，他一定也会借着天主的帮助，得到第六个孩子的面包。’有识之徒及侵略主义者，假借衣食问题，以推行节育，非愚即妄。”
呜呼，胡乃英女士有八个孩子，而卖了三个，这是否就是廖公的“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如果这就是“消长生谢”“自趋平衡”，现在他们只剩下五个啦，仍还没有“余裕”，依有识之徒的真知灼见，是不是还要教该可怜的妈妈再送三个女儿到妓女户，以其出席费的收入帮助家用，才算真的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哉？天乎，靠卖儿卖女才能“何患乎食不足衣不充”，真使人疑心这是冷血动物的想法，不像是立法委员的想法也。好啦，三公如果大怒，认为柏杨先生血口喷人，俺并没有教他卖儿卖女呀，那么，我们就恭请三位大人，为他们指出一条生路。
最精彩的是，廖先生还为此特别引用了一个“曰”，该曰乃宗教家曰，咦，廖先生是立法委员，而不是洋和尚；面对的是社会，而不是灵魂；应为国人解决的是现世问题，而不是来世问题；讨论的应是苍生，而不是鬼神。以后再有发表高见的机会，务请把稳了舵才好也。不过三公之劲奇大，而汤如炎先生又有钢刀在手，所以我仍认为他说的有理，于是我只好隆重建议胡乃英女士全家都去廖公府上，要他代为祈祷天主，掉下几个面包吧，当然不一定要掉面包，能借着天主的帮助，感动廖先生的善心，从他阁下荷包里掉出十万元，也就行啦。
日本有中将汤，调经之妙药也。中国如今出了廖王汤，对猛生朋友，乃一大福星，值得我们小民额手称庆。我想三公于捐助胡乃英女士之余，最好有志一同，联合全国大师兄二师兄，以及所有的有识之徒，组织一个“第六个孩子掉面包委员会”，凡因子女过多而奄奄欲毙的夫妇，都可有一线生机矣。只要廖王汤肯向天主祈祷，天主听见之后，大风起处，呼呼呼呼，你瞧大雨倾盆吧，要面包有面包，要衣服有衣服，要鞋子有鞋子，要学费有学费，要吃药有药，要开刀就掉下来一个医生。如果天主不能往下掉──掉当然会掉的，我要说不会掉，岂不是非愚即妄乎？但可能天主那一天领出席费去啦，恰好不在家，没有听见祷告。那么廖王汤总不能言行相悖，瞪着尊眼不管吧。
台湾疗养院那位好心肠副院长是谁，一时打听不出来，听说已经出国啦，这种人在廖王汤尊眼里，乃属于“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