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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道，拿我的“考场辉煌”教育他们的孙子。
1986年中考，当时农家子弟初中毕业，成绩好的都想考中专，好早点吃国家粮，扔掉锄头把。我也参加了中专考试，顺利被某师范学校录取。我得哥哥当时已经上大学了，他不主张我读中专，于是我就进了高中。前年我在北京碰到一个同行，是同一地区的老乡，一叙乡情，敢情是当年中考的年兄。他的“考功”更高，当年是地区中考的状元，被同一所师范学校录取，不过他去读了，后来回家成了一名小学老师，再后来不堪乡村清苦，参加自学考试拿上大学文凭，再考上清华的研究生。他苦笑说“我比你走了许多弯路。”但只要武功不废，他还是照样考了出来。
高二时，我已经到了只慕少艾的年龄，暗恋班上一名女生。暗恋女生和喜欢文学总是相伴而生的。和几个人搞了了诗社，疯狂地写诗，最后在高二期末考试时，在全班60人里面列第40。这下着急了，高三是只得老老实实温习功课。不过我从来不学有的同学，轻重不分，花极大的精力去背高尔基的原名是“阿里克谢马克什莫维奇”之类的东西，而是把自己所学的梳理一下，恶补那些生疏的内容。然后全部精力用在如何应付各类题型上面。语文的阅读理解如何做，古文如何应付，各类作文如何写。英语的语法题、词汇题有哪些种类，数学考试最后面几个拉开分数的综合题可能是哪类题型。。。。。。说白了，整个把自己训练成一考试机器，让自己熟悉在各类地形下的攻坚战。
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成为全班第十名，这会心想考个专科应该有点把握。高考一点点临近，我们班许多种子选手都睡不着觉。那年是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刚刚过去，考试好不容易顺利进行，而且传说当年的招生名额将大量减少，竞争更加残酷（后来果然如此，文史类减少了一半，所有的新生当年进校首先是军训）。当年的作文题是：一位同龄人即将参加高考，准备报考他酷爱的历史专业，而他的父母让他考经济或法律类，你作为他的朋友，如何写信安慰他。这正中我的下怀，我平生爱历史，好在父母是农村的，对孩子选择专业根本不干涉也没办法干涉。我首先给他说，父母劝你考经济类专业，是因为爱你，希望你过得更好，你应该理解父母。但是自己应该坚持自己的只想，只要诚心和父母交流，父母会理解你的。然后大谈李时珍父母当年不让他学医，彭丽媛父母不让她学艺，当时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再讲到学历史的重要性，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遍地狼烟。敦煌卷子出土后，只能成为斯文。赫定、伯希和等西方历史学家掠夺的史料，国家贫困时，才会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那样的伤心史，而今天在gcd领导的新中国，史学才会重放光彩，因此新史学需要年轻一代投身于其中。反正是一篇起、转、承、合的当代“八股”，有点替圣人立言的意思，再加上自己苦练过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通篇字迹工整清秀。所以一考完语文，我就知道ok了，后来在最薄弱的数学、英语考试中，发现出的题和自己考前训练的非常相似，更是心中有底了。
那年高考我放了一颗卫星，成为全县的文科第一名，进了一所名牌大学。
进了大学后，我以为考试将离我很遥远了，可是还得考、考、考，当然比起高考就是小儿科了。每个任科老师，只要听他三、四节课，基本上就可以推测出他的出题风格，然后照听过这些老师课的师兄咨询咨询，考前再借mm们的笔记看看，就绝对能拿高分。所以大学四年我是几位旷课协会的常任理事之一，但不耽误应付考试，拿奖学金。
大学毕业时，论文知道老师对我论文非常欣赏，这篇15000多字的本科生论文后来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也算我们系一件大新闻。指导老师让我报考她的研究生，但我厌倦了读书和考试，愿意早点去社会上混，便婉谢了她的一篇好心。
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后，谁承想还是得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在一家国有企业干了两年，正碰上国家部委首次在社会上公开招考公务员。我凑热闹跟着一般人报了名。当时给老版当秘书，干得还不错，所以对跳槽也不是太执著，对公务员考试根本不上心，连一本公务员考试专用书都不买，更谈不上复习应考了。考试前一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大早，窗外下着雨，我都不想去考试了，这时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媳妇来窍敲门，死活让我去考试，我说我什么也没准备呀，她说你不得浪费报名费，交白卷也得去考试。
一考试，觉得题目也没什么呀，全是综合文史、政治知识和能力测验。考完后二十天，通知我笔试过了。但好玄呀。当时公务员资格考试除总分有一个录取线外，三门科目都得及格，而我一门刚刚61分。据此我认为自己的考运不错。在后来某部委5：1淘汰率的面试中，我面对5、6个考官根本没当回事，对他们大侃二森现象（当时正出了孔繁森和王宝森两大“典型”）的启示。再后来我进了那个部委后，当年一位面试的考官、一位热心的阿姨对我说，本来你的条件不好，个头矮、长得也没其他几个英俊，就是因为人事司长听完你的对答，力排众议录取了你。
最有意思的一次考试是前两年的计算机职称考试。要按照提供我们的书面蓝本，用word作一个完全一样的文件。我怎么也做不好目录与索引。最后一琢磨，监考老师要求每个考生考完后，利用局网将自己的卷子发到指定的公共文件夹中，我试着去开公共文件夹，my god，文件夹竟然没有密码，我毫不犹豫打开已经交上去的试卷，找了做得最好的一份拷贝，然后改成自己的名字和号码，再故意增添点小错，然后删除机上的某些信息，再发到公共文件夹中。这样的考试自然顺利通过。
文凭和考试，是不可分的，文凭大多靠通过考试获得。但最近好像考试已不是获得文凭的不二法门，有钱和有地位，不必通过残酷的考试，照样可以拿到文凭。我在某部委的一位领导，初中毕业后就参军，可他现在通过在职学习，已经拿到了法律硕士学位。可就这位法律硕士，分不清省高法和最高法的区别，给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函时，写成“某某省最高人民法院”，被指出错误后，还振振有词说，“省高法咋不是省最高人民法院呢？”成为一个经典笑话。
当我身边的硕士生、博士生越来越多时，有时也想，还凭一个本科文凭混世界是不是寒碜点，动过再去参加在职研究生考试的念头，可想到那几万块没人买单的学费就牙痛。再说了，好些读在职研究生的人，让我给他写论文提纲，或者给他选论文题目，我一想，几万块就去买个研究生文凭？赶时髦加入满街的硕士、博士大军，又有什么意思呢？
媳妇学乐羊之妻的“停机德”，常常劝我天天向上，对我说：“你的考运那么好，那么能应付考试，为什么不去考个在职研究生？”我回答说：
“吾岂好考乎？吾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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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从一纸空文之禁放条例看立法的草率
（起0H点0H中0H文0H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17：00 本章字数：1505）
从去年开始，春节期间北京的近郊甚至市区时时想起爆竹之声。马年春节时，我所住的楼房后面因为放鞭炮使干枯的草坪燃烧起来，而今年，时至正月初八，我的耳边仍然不时回响起爆竹的响声。
1993年北京市通过《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以来，北京连续十年禁放。然而这两年越来越有回潮的迹象，尤其是除夕之夜，小区的四处贴着“遵守禁放规定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之类的标语，而旁边，大人小孩喜滋滋地点燃了烟花爆竹。放的人太多，警察和居委会老太太也没办法，你总不至于把这些人全拘起来吧。
在“法不责众”中，由北京市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似乎成了一纸空文，法律的权威与严肃性、政府的信用和威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无论这部地方法规有多少缺陷，但既然没有废止，它就应该得到遵守。禁放规定被破坏，实际上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一种缺失——规则的弱化，它对社会的伤害是极大的。
但当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禁放规定出台前后的情形以及出台的过程，我们也许会发现，立法的草率，最后导致法律的权威性被破坏。
根据我们社会主义的法理，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而根据文本上的建国理论，我们的国家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的意志，字面上的理解当然是大多数的意志，因此法律自然也就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然而“人民”是一个极其虚化的政治性名词，人民的意志，是90％，还是80％或者70％人的意志？显然不能量化，想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到头来很难代表单个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意志。
只有人民而没有具体的公民之意志，很容易导致只有专政而无民主，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淹没在“人民”这个概念中间。所谓的人民，是由一个个的人构成，他们处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团体，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才是常态的社会。而法律的出台，应该是不同人群利益的博弈过程，要通过互相争论、谈判，然后妥协，找到一个中间值，再出台法律。
我们先不必讨论禁放的必要性，燃放烟花抛竹确实带来了许多负面作用。然而我们的禁放规定出台，究竟有多少民意的基础？无非先是官方媒体连续宣传禁放的必要性，然后政府提出禁放规定的草案，人代会一举手，就通过了。首善之区北京最先通过禁放规定，然后全国各地效仿，甚至只有几十万人的中小城市也出台禁放令，一时间全国万炮齐喑。
禁放规定出台后，北京市政府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来维护这项法规的严肃性。95、96那几年，每逢春节警察如临大敌，四处巡逻抓获偷放鞭炮者，课以重罚甚至拘留，而报刊和电视广播也不时发布某非法经营烟花炮竹的业主被查获的消息。那几年，春节期间确实风平浪静。
法律工具主义者太迷信公共权力之力量——这是技术型行政官员的通病。他们太低估了传统民俗、文化心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巨大力量。一旦有一点缝隙，草根就会冒出来。去年春节过后，我问过一名派出所的警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还在放爆竹？警察为什么不管？这位警察回答说，管得过来吗？如果每年春节我们警察都来抓这件事，别的事还干不干呀？
是呀，如果年复一年倾全城警力，来抓放鞭炮的人，确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没有充分体现民意的法律，到头来就会处于这样尴尬的地步——废止吗？似乎不行，听其自然吗？那政府的脸面何在？
禁放规定如此，其他一些法律法规是否也有草率的成分呢？中国人一讲“依法治国”，某些地方就搞立法大跃进，有些连立法听证会这样的形式都不搞，一些决策者一拍脑袋，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