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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是的，我们已经决定引进中国工人，一些高水平的熟练工人。
阮：现在美日两国想要中国贬值人民币，你对此有何看法？
巴：让中国决定该怎么做。
阮：马来西亚华人占贵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巴：比四分之一多。
阮：你有没有任何想法，去加强他们能在马来西亚社会中（发挥）的角色，怎样给予他们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
巴：各种文化跟马来西亚文化融为一体的过程正在进行，但我们并不强迫，强迫不是最佳的政策，我们必须确保大家理解，这种过程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不同种族之间要互相尊重，不但要互相尊重，还要一起工作，甚至分享政治权力。正如多年来我们所表现的那样，在政府的领导下，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和合作，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文化更为重要，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阮：你们国民阵线有计划要接受更多华人入党吗？
巴：华人是通过加入马华公会参加国民阵线的，我们都不是国民阵线的直接党员，而是通过加入立宪的各政党，组成国民阵线的，我们必须不断吸收新党员。
阮：你如何形容目前贵国与美国的关系？
巴：好，关系很好，我们不是美国的敌人。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存在分歧，但更多方面观点还是一致的。
阮：去年在洛杉矶机场的经历，他们要你脱下腰带、鞋子，对此你不反感吗？
巴：我起初当然觉得不高兴，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安检的要求啊，但后来我再去时就没这回事了。
阮：事后他们有向你道歉吗？
巴：没有，我不知道，我想我们不应太强调此事。
阮：你现在不恨他们吗？
巴：那是一次（个别）事件，我认为我不应因此恨他们。
阮：马哈蒂尔经常提醒贵国人民，也提醒东南亚甚至亚洲各国人民说，我们在发展本地区本国经济时，必须慎防美国和西方太多的影响，你对此有何看法？
巴：当然。美国是超级大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出的很多东西，对全世界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超级大国在很多事情上起着全球性的影响力，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得注意不要让这些影响损害到我们国家的利益。为此我们得采取一些措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各国都有自己既定的立场、既定的原则，对一些问题有既定的政策。
阮：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国，一些学者已经为这类事情表示担心，看来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巴：他们拥有具名气的媒体，这些媒体说服力都很强，使人们都倾向于追随它，人们都认为（这些媒体）很好，非常现代化，紧贴时代。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任其完全放任自由，就像教育事业一样，我国的孩子有很多地方受美国和欧洲的很大影响，但我们有自己的做法，以唤起我们的孩子，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我们相信坚持那些是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阮：除非你关闭国界，不让这些东西进来，但你得提供本土制作的节目，来自本土的选择，必须提供来自本地的选择。在这些选择当中，如果你有某些质量好的，大家能接受的、有用的东西，他们就会挑选它，人民都想享有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你认为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巴：我们自己不做，那就可能会让自己的人民受到别人的很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要维护及创造（本土的文化）身份、文化，想按自己的模式建设国家。我们完全可以办得到，但我们必须要作不懈的努力，需要相当长时间，我们可以令人民相信我们拥有的东西可以是一样好的，我们希望这些好东西都能得到认同。
阮：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是东盟的领导国，领导着这项运动。你对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抱有什么期望呢？
巴：我期望东盟与中国关系密切并积极合作。
阮：当中国前总理朱基提议，东盟和中国构成十加一的关系模式，贵国马哈蒂尔总理说应该是十加三，你说这有什么大区别吗？
巴：东盟十加三实际是，东盟加东北亚三国的合作形式，那时我们还没有经济危机等问题，因此提出十加三的方案。东盟十加三有个作用是，就东盟地区的有关问题，进行非正式的谈判，因此我们在外交层面上，提出十加三合作形式的建议，当时我们认为还不错，也一直没有人提出异议。在非正式外交会议上，我们提出十加三的建议，我们觉得那是有用的，没有不妥的，对我们的做法，没人表示反对或怀疑。后来我们遇到了经济危机，在吉隆坡召开了首脑会议，与会者首次讨论东南亚地区因经济危机所面临的问题。就在那次会议上，各国首脑纷纷要求，中国不要把人民币贬值，当时江泽民主席也在场。当时有一些说法，说中国可能会贬值人民币，因此各国都呼吁中国不要这么做，因为中国如果贬值人民币，对我们东盟各国将是大灾难。江泽民主席做出了保证，表示中国不会贬值人民币，后来中国坚守了这一诺言，这有很大的帮助。
阮：让我们把话题转到反恐问题，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在反恐工作方面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贵国又是穆斯林国家，你在团结穆斯林反恐时，面对什么困难吗？
巴：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虽然我们是穆斯林国家，但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伊斯兰，我们反对的也不是穆斯林，我们反对的是恐怖主义者，只是他们正好是穆斯林。我们反对所有的恐怖分子，不管他们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甚至无宗教信仰的人，这都无关紧要，我们要反的是恐怖主义者，伊斯兰宗教的教义无疑也是反对恐怖主义的。
阮：你对美国动员各国加入反恐队伍的态度怎么看，我这么问是因为布什总统曾说，你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
巴：我觉得这种声明太概括了，美国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要）明白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绝对重要的。我们是反恐的，也理解美国反恐的决心，整个世界也都认识到反恐的重要性，可后来突然冒出了伊拉克问题，这就开始给美国自己出难题了。人们甚至觉得，美国可能放弃或不积极反恐了，现在重点不是反恐了，它更关心的是解决伊拉克问题，是怎么打败伊拉克的问题，这就使美国的声望不如从前了。对比之下，“9·11事件”刚发生后，美国表示一定要打击恐怖主义，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表示支持。
阮：人们说美国应该把伊拉克主权交还给伊拉克人民，可是国务卿鲍威尔说，我们是想把主权交还给伊拉克人民，但且慢，我们先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再说。
巴：美国是这样说，很多人都欢迎这个立场，即伊拉克主权必须还给伊拉克人民，可是在这之后，有很多的“如果”和“但是”，因此产生了不少争议。
阮：过去几个月来，马哈蒂尔阁下一直公开表示，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现在按你的观点，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巴：我所看到的是，坦率地讲，伊拉克被打败了，但美国并未赢得和平。
阮：他们该怎样做，美国要求联合国的帮助，可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失败了，你对此事怎么看？
巴：此事我们还在跟联合国谈，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这是绝对重要的问题。美国也必须停止对伊拉克的单边行动，假如联合国介入的话。不能同时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另一方面又要联合国发挥作用，这样的话两者必然会发生冲突，这两者不能共存，单方面行动和多边行动，不能同时存在。
第五部分法、德驻华大使（1）
历史促成我们走到了一起
——《爱丽舍和约》40周年访法、德驻华大使蓝峰、薄德磊
这不是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要正视发生过的一切，去承担责任，去找寻挽救的办法，以考虑未来的路，这是对过去负责。
风云背景
为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5月预定的北京之行，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4月6日起到北京访问三天，受到中国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唐家璇及外长李肇星的接见。
我们依然记得小泉在去年8月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后不久，曾向日本国会表示，他今年仍会往靖国神社参拜，对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这种行为毫不妥协。因此，第十届人大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中，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您何时会访问日本”时，温家宝严肃地回答“我会在气氛适当的时机访问日本”，强烈暗示了中国当局对小泉不断制造中日之间不友好气氛的不满。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交战过的德国和法国如今的关系如水乳交融，最大的原因是两国在40年前签订了高瞻远瞩的《爱丽舍条约》。在该和约40周年之际，回首看看中日关系，不禁使人有“法、德能，中、日何以不能”的感慨。
为了使国人进一步体会“法、德能，中、日何以不能”的原因，笔者于日前专访了法、德两国驻华大使，讨论此间种种来龙去脉。在外交礼仪上，两个国家大使联袂同时接受访谈是前所未有的。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我们很荣幸请到法、德两国大使一起来与我们交谈，尤其在《爱丽舍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是非常特殊的。所以让我们先来谈谈历史，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太了解40年前的历史及这个条约的意义。1963年签订以前，是谁率先提出要签订这项条约的？
薄德磊（以下简称薄）：我觉得我们不应忘记当时两个重要的人物——阿登纳和戴高乐。两人都赞成一个观点，就是过去两国间的战争应该成为推动两国未来的舞台。两国在欧洲地区不但在文化和历史上有很多共同点，而且也经历过同样的悲剧，两国决定应该有一些新的共同点，于是发现这个新的共同点是要成立欧洲的核心、战后新欧洲的核心，他们开始在新一代中构建一些东西。
从你们的立场出发，你应该更清楚。因为在我们看来那时是战争的结束，我们要敞开大门重新开始，敞开友谊的大门、共处的大门。至少对我们那一代来说，我当时19岁，好像以前的敌人成了朋友，这不只是政治上的事实，也是情感上的，因为我们必须抛弃前嫌。
阮：那么为什么两国要在二战结束后等16年？ 为什么等那么久？
蓝峰（以下简称蓝）：在之前是在作准备，因为法、德两国在50年代的欧洲只是有一个开端。有“舒曼宣言”、“煤钢联营”，但是阿登纳和戴高乐这两个人，又是使法德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人选。为什么呢？阿登纳很能干又很熟悉法国文化，他来自莱茵河，离德法边境不是太远，而戴高乐在40年代领导人民反对希特勒，他从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