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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起点是安徽。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都跑了回来，唯一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经过深入调研，觉得只有搞承包责任田才能渡过难关。他亲自起草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在1961年3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求同意包产到户，解决饥饿问题。毛泽东勉强点头：“可以在小范围试验。”
到1962年春夏之交，安徽每10户农民中就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甘肃、浙江、四川的一些地方，10户有7户。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10户有4户。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大略如是。就全国而论，包产到户者已占农民总数的20％，即大约1亿人。
1962年堪称是包产到户年。
“东风压倒西风”包产到户三度悲情（2）
这一探索，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此事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关。毛泽东历来喜欢田家英，这是中央领导人都知道的。
1962年春，毛泽东派田家英去湖南乡下调查。田家英起初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但是，一向尊重实际的田家英，下来看到农村的破败和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急迫呼吁，就站到了包产到户一边。调查结束之后，他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向陈云汇报，陈云称赞田家英“观点鲜明”。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李富春在6月也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说安徽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没有浮肿和逃荒要饭的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比过去高了。一贯体谅农民的邓子恢自然不落人后，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
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著名的“猫论”。
7月7日，他在共青团一次会议上讲话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接着，邓小平引用了老搭档刘伯承的一句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①
这些话显然支持包产到户。“文革”结束之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起来包产到户，得到邓小平鼎力支持，看来渊源很深。
大约7月10日，毛泽东从邯郸回京，应陈云之约，与陈云夜谈。陈云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要并存，现在应当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当面没有表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生气地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到7月中旬之后，刘少奇也开始批评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这是他了解到毛泽东愤怒之后的被迫转圜。事实上，刘少奇在半年前七千人大会上就讲话说彭德怀指出的一些事实符合实际，建议解放彭德怀，从而引起毛泽东不满。刘少奇明白，必须加倍小心。后来在“文革”中，刘少奇被置于死地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他支持“三自一包”。
毛泽东冷冷观察一段时间，实在忍不住了。
8月5日到8月下旬，在北戴河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激烈地声讨包产到户。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泽东问道，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单干从何而来？
毛泽东认为来自党内。他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准备。
毛泽东说：“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
三天之后，毛泽东怒火冲天地对中央主要负责人说：“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化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毛泽东批了邓子恢，也批了田家英，还隐含着批了刘少奇。随后，撤销了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
据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自毛泽东发火之后，政治局成了“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包产到户的坚决反对者。
在紧接着于9月24到27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了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做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扩大化论断，指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时刻存在。这一切，标志着“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更严重的发展，一场更大的风暴在酝酿中。
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
包产到户第三度偃旗息鼓，农村经济继续陷入凋敝的困境。这样一种悲情，还要持续多久呢？
“东风压倒西风”发展私营经济（1）
发展私营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1963年，浓重的乌云笼罩在中国和苏联上空。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已经长期失和，在许多问题上各持己见，裂痕渐深。但是，为了顾全国际共运大局，这些争论一般在内部进行。即使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中共也只是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已，既没有指名批评苏共，也没有指名批评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
到196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长达33000多字。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一书中说：“在这封公开信中，苏共中央全面地系统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进行恶毒的攻击，这样才使公开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共这样的系统攻击，而且采取公开信的形式，是过去论战中未曾有过的第一遭。”
中苏两党公开决裂了。
中共中央决定应战，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苏共的观点。从1963年9月6日到
1964年7月14日，一共发表了9篇长文，从各个角度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猛烈还击。这9篇文章，都是由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起草（主要人物有吴冷西、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王力等），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回忆说：“我们每个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包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还请中宣部、中联部分担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写好的稿子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终由毛泽东定稿，然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公开发表，时称“九评”。
这9篇文章观点鲜明，在中苏两国和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凡是从20世纪60年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九评”。
当然，9篇文章某些提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左”的印记，有它的局限性。其中，与本书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篇文章于1963年9月26日发表。
关于南斯拉夫，这里简略介绍几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争执公开化，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和经济往来。之后，南斯拉夫努力进行探索与改革，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制转为社会所有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允许私人经济发展，并积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这些做法，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很大争议。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逐步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恢复邦交，领导人也实现了互访。自1956
年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开始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从1958年起，中国批判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指责南共联盟纲领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提出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提出这个问题意义何在？文章指出，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看来，这个问题非同小可。
文章说，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苏共领导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是
“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也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接着，文章罗列一系列罪名，论证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全盘否定。
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文章说，根据社会主义各国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对私人资本主义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南斯拉夫铁托集团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1953年，南斯拉夫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1956年，又从税收政策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1961年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1963年，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文章说：“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斯般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