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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①
陈伯达曾号称“中共第一支笔”，是老资格理论家，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把张春桥与陈伯达并列，而在张文发表之前，毛泽东并不认识张春桥。张春桥因为一篇文章得到毛泽东如此看重，是少见的。
张春桥的行情陡然看涨。毛泽东批示之后，张春桥立即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且看张春桥文章在上海产生了怎样的效应。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宣布降低稿酬标准50％，工人计件工资和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金全部取消。1959年春节前，全市职工平均每人发放10元—15元“跃进奖”，全体干部和机关事业单位一律不发奖金。
“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3）
毋庸置疑，诸多类似措施，只能是破坏生产力发展。到1959年初，上海的鱼肉供应已经非常紧张。市委内部发出通知，要求机关少吃或不吃鱼肉，党员干部不买短缺的副食品。到了4月，情况更加严重。上海市政府通知，各邮局禁止向外地邮寄食品和糖果，并禁止外地人在上海大量购买食品、糖果。上海的饭馆规定，客人只能在铺子里吃，不许外带。上海市民的猪肉定量从每月12两降至
6两（当时实行16两等于1斤的传统度量衡制），鱼开始凭票供应。
“大跃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全民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此事起因是赶超英国。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中央一些负责人谈话，提出钢产量在去年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这样，1958年钢产量确定为
1070万吨。22日，毛泽东对报告作了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①
年产1070万吨的任务在1958年6月下旬布置下去，然而7月份只产了70万吨钢。1月到7月，累计产钢380万吨，与计划相比还差700万吨。8月，《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全力保证钢铁生产》，要求其他部门一律“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
一声令下，全国城乡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上阵大炼钢铁。
上海市的工厂、医院、商店、机关、学校、银行，处处垒小土炉，总计在市内垒起了6700座炼钢炉。几十万人上阵，日以继夜，风风火火，人人炼钢。原料从哪儿来？动员各家各户把自家的铁制家具、器皿无偿贡献出来。大批住户的铁门、铁窗甚至避雷针都拆掉了，用来炼钢。在北京，连宋庆龄副委员长也让人把院子里的花草砍去，砌起一座炼铁炉。
农村炼钢更加邪火。8月份有几百万人参加，9月份5000万人卷进来，到年底近1亿人投入。这支毫无训练的农民炼钢大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全国农村用砖石搭建了几百万座小土炉。湖北省一位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砌炉子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10小时时间、8块砖、90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即可。矿石和煤炭怎么解决呢？不少地方组成“收铁队”和“伐木队”。“收铁队”走村串户，让农民们献出家里的铁器——铁门铁锅铁杵铁壶铁勺铁皮铁自来水笔，纷纷扔进小土炉子。“伐木队”则专门砍树，用做燃料，很快就把村庄的树木砍光烧光。
到1958年底，各报刊兴高采烈地宣布完成了1070万吨的任务。但是，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一位英国旅游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这位旅游者在云南一个村庄亲眼看到了炼钢的场面，他说：“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此说或许有些夸张，但几个月之后检验，1070万吨钢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余都是废品。
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家里的私有财产，又被“共产”了一回。
“东风压倒西风”庐山会议（1）
朱德和张闻天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辩护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除朱德、张闻天等偶有涉及外，其他人很少谈到私人财产权，更不要说私营经济了。但这本书仍然要述及庐山会议，因为这次会议酿成的悲剧，对中国私人财富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
众所周知，1958年“左”倾思想肆虐，危害严重。庐山会议本应反“左”，却转而反了右，结果造成更大灾难。庐山会议之后，一些地方继续刮共产风，并展开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就是例证。
其实，到1958年底为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的大乱子，党内外都觉察到了，并且提出很多意见，毛泽东也有所反思。于是，从1958年11月到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为止，共8个月时间，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一些措施纠正“左”的过火做法。
但是，就这些会议的主要精神来看，采取纠正措施，还是为了更好地“继续大跃进”。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等“左”的做法仍然在坚持，期望以
“最高速度”争取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针仍然有效。纠正来纠正去，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左”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氛围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59年7月2日在庐山召开，史称庐山会议。原定会议结合形势讨论19个问题，总结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 “左”。
会议分成6个组，名曰“神仙会”，即无拘无束，像神仙聚会一样，轻松漫谈。
6日，朱德在中南组发言说，供给制就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公共食堂办不好，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
3日到10日，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7次发言。彭德怀说：近来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毛主席没有责任？上海会议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北戴河会议之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开了。“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
彭德怀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其直言敢谏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10日，毛泽东根据会议情况召集组长谈话，安排会议到15日结束。毛泽东在谈话中要求大家对形势要有全面认识，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能说得不偿失。毛泽东还批评党内有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的谈话传达之后，彭德怀感到会议又沉闷了，“左”的东西压力还是很大，因而“非常忧虑”。他看到会议即将结束，觉得如果不能真正揭示问题的严重性，势必还要影响今后发展。他联想起近来的眼见耳闻，给毛泽东写一封信的念头在心里酝酿起来。当然，他万万没想到这封“万言书”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彭德怀在1958年12月曾经到湖南湘潭了解情况。先到家乡乌石，再到韶山，后又到平江、株洲。一路上发现粮食数字弄虚作假非常严重，他感叹道：“这样的假造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乡亲们希望彭老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平江一位老红军寄给他一首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拣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鼓咙胡”系引用古代方言，即私下里小声讲讲。
与此同时，一些党的干部秉公直言批评1958年蛮干胡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李云仲等，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写报告，或在会议上讲话，勇敢地揭露和批评共产风、高指标的危害。还有人指出，在1958年，“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成为主流。
党内外的焦虑与忧愁，深深地撞击着彭德怀。
彭德怀思虑再三，于13日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4日将信送给毛泽东。
这封信分甲乙两部分。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甲部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其中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彭的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部说：过去一段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而是具有政治性的。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不正确。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另外，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普遍滋长，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彭德怀认为，纠正这些“左”的倾向，比反掉右的保守思想还要困难。
这封信是中肯的。今天看来，它的不足之处，恰恰还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信中指出问题是具有政治性的，毛泽东不能接受。再有，这封信谈到指导思想有“左”的错误，也为毛泽东反感。第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的提法比较刺激，几乎等于说1958年的问题与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相同，因而惹得毛泽东大怒。
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非同寻常的标题，印发与会者，请大家讨论，会议因讨论彭德怀的信而延长，并且急转直下，一场风暴起于青萍之末。
“东风压倒西风”庐山会议（2）
19日，在小组会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发言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搞公社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黄克诚还说，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总的来说得大于失。但从具体情况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比如湖南去年建了5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生过火。这就只有失，无所得。周小舟还说，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
一贯敢于直抒己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21
日的小组会上做了3小时长篇发言。在他发言之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曾打电话给张闻天，劝他少说话。但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