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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突然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同意我来拍片？〃小老板愣了一下：〃大家是朋友嘛。出门在外，都要靠朋友帮忙嘛。〃〃你现在最想的事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最想的就是赶紧有活儿干。再这样下去就死定了。最怕的就是出事。要是出了事，一切都完了。工人没事，抓了就给放了，当老板的可要坐牢，没准就遣送回中国了。你知道，在法国，抓住打劫的流氓，法官会说中国法律严，这些人送回去要判死刑，就不送。我们这样的，送回去最多坐一个月的牢，就送。在法国，辛辛苦苦做工还不如打劫哎！〃小老板的感受有对有错。法国废除了死刑，法律上也就禁止向有死刑的国家引渡罪犯，如果这个罪犯在他的原籍国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话。这种司法实践的确让极个别中国罪犯避免了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他们的律师说服法官罪犯回国后会有生命危险。遣送出境，在法国并非是一个刑事判决，其性质比坐牢要轻得多，无非是主人不想留人，让外人走路而已。一个被遣送的黑移民，并不被定性为罪犯。
但对于绝大多数温州移民来说，这却是再严厉不过的惩罚。他们像小老板一样，对于那些杀人打劫之徒仅仅是坐牢，辛辛苦苦打工却遭遣送出境深为不平。小老板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辛辛苦苦做工〃，他也许不太明白，组织地下黑工场，在法国政府眼里，即是对国家、社会和合法劳动者的打劫。在法国，雇佣黑工以逃避税务义务绝非个别的现象。主要集中在餐饮、制衣、建筑等几个行业。雇主合法雇佣一个工人，除了向工人支付本来就高的工资之外，还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当于该工人工资55％的社会分摊金，这是法国保证其高福利社会的最重要的一笔收入。对于雇主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于是就把雇佣的人数限制在不能再少的程度。这种劳动力成本高昂造成的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在法国的大商店和餐馆里，等上一刻钟才能有人来为你服务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一些雇主，尤其是以上三个行业的雇主，干脆就雇黑工，在付较低工资的同时逃避沉重的社会分摊税。
据法国劳动部门统计，法国此类地下经济的比例，占到整个经济活动的10％～13％，由此法国社会保险局每年少收的社会保险分摊金近500亿法郎，相当于80亿美元。于是政府很努力地打击雇黑工的行为。雇佣黑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使用法国人或是合法的外国移民，但是不向劳动部门申报；另一种就是雇佣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像小老板开的黑工场，只能雇佣非法移民。前一种情况较为隐蔽，给稽查人员撞上了，可以用临时帮忙或是实习之类的借口来狡辩；后一种情况，如果给查着，则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且涉及协助非法的外国人滞留法国，罪名更重。最高惩罚是两年的监禁和每个黑工20万法郎的罚款。但是，在建筑和制衣等外国工人居多的行业里，雇佣非法外国人的现象仍是很为普遍，因为在政府的稽查力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带来的风险，远不如它带来的利益可观。
正是因为有大量的黑工场和像晓蒙和晓晓这样的黑工存在，才使得法国的大众成衣的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巴黎也就成了欧洲各国服装商人都来购货的大众服装之都。我有个拍摄的想法，躲在车库里，等上家批发公司送货来时偷拍，播放时同样把他们的脸也遮去。通过这样的场景，可以表现这类黑工场，只不过是法国地下经济链条最末一个环节，它们是应地下经济之需而生，而不是地下经济的创造者，在这里干活的工人，既是地下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这个庞大组织最底层的牺牲者。
我知道这个想法，也许很是〃过分〃，于是先和晓蒙商议。晓蒙很坚决地就否定了这个提议，并让我千万别和小老板提，这不仅不可能，还会让他恐慌，对下面的拍摄不利。的确，在小老板眼里，这是出卖自己的老板，万一被上家察觉，工场只有关门，他自己也别想在这个行当里混下去。我便不再提这个茬儿，阿兰很觉遗憾。傍晚，小老板自己出门，找来了一些加工活儿。两个麻袋的布料，很少，只够每人干半天的。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就代替了〃自由竞争〃：大家分别拿走自己的份额，谁也别多挣。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3节：阿强、小燕和小飞（1）
1997年2月的一天，巴黎南郊贫民区一条冷落的街道，上午10点来钟，不是上下班的时候，行人更是稀少。一辆破旧的双开门的黑色标致轿车，拐进这条街。车子在路边的一扇铁栅栏大门前迟疑了一下，又继续向前开去，在20多米远处停下了。透过铁栅栏大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小院子和一幢老旧的灰砖二层小楼。窗户外面铁制的护窗板都紧紧地关着，处于一层的车库门上斑斑驳驳，杂草沿着几米长的碎石小道一直长到门下。铁栅栏大门上也爬了些藤蔓，门内侧的信箱里塞满了各色广告。看上去这里很久无人居住了。黑色小车停下后，钻出两个人来。一个高个子法国人，肩上沉甸甸地背着个大旅行袋，一个中等个儿中国人，从兜里拿出一个本子，朝近处的一个电话亭走去。一会儿，那幢小楼一层的车库门被拉开一条小缝，探出个脑袋来，也是个中国人，二十四五的样子，他四下看看没什么行人，便向不远处的那两人招手，并且动作很快地侧身出来，给铁栅栏大门开锁。那两个人匆匆过来，见面也没问候一番，便一个接一个钻进车库。
车库门关死了。小楼又恢复了无人居住的外观。在这个颇有警匪片氛围的场景里，先出现的两个〃角色〃，是我和法国摄像师阿兰。那个出来和我们接头的小伙子是一个从温州偷渡来法国的非法移民，叫高晓蒙，他在我们身后迅速地把车库的门锁上，过来和第一次见面的阿兰握手。阿兰从旅行袋里拿出沉沉的摄像机和一盏照明灯，四面打量着：车库已经被改造成了仓库，数根长长的金属杆从高到低，被固定在车库的两侧，挂满了一排排的裙子和裤子，占据了车库里的大部分空间。地上堆着些鼓鼓的黑色塑料垃圾袋，袋口里露出已经裁剪好的布料。我对神情颇为兴奋的阿兰说：〃好了，你现在就置身于一个典型的中国黑工场中了。〃这幢貌似荒芜的旧洋房里藏着活跃的华人地下经济的一个据点，也是法国警方竭力扫荡的对象。不到一分钟，我们就从小街上转入这个隐秘的世界。但是，我知道，是四五年的努力，才让这个角落给摄像机拉开一条门缝。20世纪90年代初，我给自己在法国的生活增添了一项内容：留心身边一张张黑头发、黄皮肤的非法移民的面孔。
我很快发现，建立初步的联系并不难：只要去巴黎20区的BELLEVILLE街区，被华人译为〃美丽城〃的巴黎〃唐人街〃，就可以随时随地和他们打照面。在巴黎华人组织的一些节庆活动中，我结识了几个来自浙江省温州地区的年轻的非法移民。在法国的华人都知道，绝大部分非法居留的中国人都来自这一地区。从这几个熟人开始，我渐渐地进入了他们的老乡的圈子，原先只能在媒体上零星见到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呆板面孔，在我的眼里渐渐地生动起来。两三年后，我开始作为记者和独立导演，干起了拍摄纪录片的活儿。如何把身边的非法移民生活转换成纪录片，成了我头脑里萦绕不去的想法。产生这个想法，并非仅仅是因为我对中国黑移民的〃阅读〃有了一定的心得体会。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在中国被忽略的非法移民话题，在移民的目的地却获得了迥然不同的对待：法国各类媒体对此问题的反应，时时达到全民动员的程度。这个问题居然数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焦点。
在从总统到国会再到市镇的各个层次的竞选中，不涉及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竞选纲领。极右党派，开宗明义就以反外国移民为旗号，作为主要的政治经营范围。而极左翼的政治组织，又以无条件大赦天下非法移民作为挑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器。街头上推陈出新的口号、国会里慷慨激昂的演说、报上连篇累牍的文章、日趋严厉的法规、兴师动众的抄查、哭天喊地的遣返、激烈的抗议游行……在全法国都在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异族人兴奋着的时候法国5500万人口，有500万外国人，其中不包括已经入了法国籍的外国人。可见法国人口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这个媒体与政治必争之地的一个中心地带，于是就很难满足于只当一个旁观者了。我同时又发现，尽管左右两大政治力量对移民的认识不同，企图贯彻的移民政策也不同，但很奇怪的是，见诸报刊、反映这类不同观点的文章，却时常对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有着全然相同的描述。
他们大都被描写成一群群穷苦的农民，被黑社会欺骗，离开了土地，被贩运到法国后，又被分发给地下工场，在暗无天日的黑工场里为蛇头和老板工作几年甚至十年，来偿付巨额的偷渡费，自己不见一分钱……我的法国记者同行们难以接触中国非法移民这个圈子，又必须满足公众的了解和心理需求，于是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在16、17世纪的奴隶贸易和好莱坞警匪片的基础上，创造个现代法国版。我曾和认识的法国记者开玩笑，说他们把蛇头想像得太好了，居然还肯做赊账的买卖：让他们的客人通过劳动来〃分期付款〃。而且，不仅包把客人送到，还包找工作。我告诉他们，实际上，抵达法国后，蛇头永远是一手交钱，一手才把客人交给他们的家人领走，大多从此再也不打照面。偷渡到了法国的中国非法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蛇头也好，黑工场老板也好，谁对非法移民都没有从经济到人身的控制力。这是个移植到法国的温州的乡村社会，而不是由黑社会的网络织成的群体。
这个群体里的黑移民们，虽然遭受经济剥削，但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控制群体成员行为的，仍是温州乡村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是蛇头或者〃教父〃之类的黑老大。而且，也不是饥寒迫使他们踏上险恶的旅途，而是创业的雄心。我的这些口头论述，总是能激起不小的兴趣，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