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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时，刘基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
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就在刘基每天借酒消愁的时候，元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了。怀才不遇、落魄而归的刘基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为他所用。那么在这些起义军中，稍有作为的就只剩下应天的朱元璋了！在刘基看来，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
十年前的一天，刘基还在杭州为官，一天与友人一起游西湖，看见西北方向有异云升起，光映湖水中。同游者鲁道原、宇文公等人，皆以为庆云，将分韵赋诗。刘基独纵饮不顾，大声道：“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当时杭州城仍全盛，同游者听刘基这么说，都非常惧怕，认为刘基发狂了，只怕有祸累及他们，就各自离刘基而去。然而时间证明了刘基当初预言的正确性。可是，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投靠他呢？去吧，毕竟是一个与“圣朝”为敌的“贼”啊！不去吧，“圣朝”的作为的确是自己大失所望。不知何去何从的刘基最后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先哪里也不去，学诸葛亮当年在隆中静观天下大事，然后再决定今后的方向。
就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之际，决定隐居青田著书立说。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就这样，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
就在刘基著书立说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第一节 明初的思想家（2）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据说刘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并即时陈时务十八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朱元璋问征取计，刘基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民页，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用了刘基的作战方针，最后终于平定了天下。
明洪武元年（1368），刘基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
洪武四年（1371年）刘基恩准致仕，于二月回到故里。在老家，他谢绝一切官府往来，每日只是饮酒弈棋、读书吟诗，从不谈论过去功绩。
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出任丞相，在皇上面前诬陷刘基，说他在家乡谋占了一块有王气之地作自己的墓地，图谋不轨。朱元璋最忌讳有人篡位，于是革掉了刘基的俸禄，准备严加查办。刘基为避杀头灭门之祸，带着儿子刘琏急忙赶往京师谢罪。之后刘基怕再受诬陷，索性就留在南京。
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重病不起，被送回乡里，居一月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刘基的思想：
在明初文坛上，刘基占有重要地位。他具有比较系统的文学思想。首先，从儒家“诗教”思想出发，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认为应当“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照玄上人诗集序》）。这种教化作用，既可以对下移风易俗，也可以对上讽喻劝谏。他贬斥元代以来的纤丽文风；提倡“师古”；力主恢复汉唐时期的文学传统，以司马迁、班固、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为楷模。当时，与刘基齐名的文学家宋濂也提倡复古。他们的理论和著述，对于明初文风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刘基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韬略渊谋。一度因恶时世，隐居深山，纵情山水。后经朱元璋盛情之邀，毅然出山，陈时务十八策，辅佐朱元璋西讨陈友谅，东征张仕诚，北伐中原，取得龙江之役、鄱阳湖大战等重大战役的胜利，翦灭群雄，开辟了强盛的大明王朝。《时务十八策》虽未见史籍记载，至今无人能窥堂奥，但后人均将之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相媲美。现存署名刘基的军事著作众多，其中首推《百战奇略》。
但是，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就是刘基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智慧过人，博学多才，通晓天文地理，精悉诸子百家。在儒、佛、道方面，他崇儒、抑佛、扬道。在哲学方面，推崇“盗天”、“措用”的认识论。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主张民主论，“推余补不足”、“以德养民”是其核心。在教育思想方面，刘基继承了贾谊的“教为政本”论，但旨归不在于“君东”而在于“治道”。
刘基认为天并不能有意识地主宰人间祸福，祸福是正气与邪气的作用，正气与邪气在宇宙中的流行也不是有意识的，万物遭遇正气或者邪气，完全是偶然的。善恶是人之所为，为善者不必福，为恶者不必祸，人为的善恶遭遇正气或者邪气，相互作用，便形成祸福，可以说没有什么必然性。世间有好人坏人，是理气相作用而产生的，都不是天有意识的创造出来的。
在《诚意伯文集》卷八的《天说上》曰：“天之降祸福于人也，有诸？”曰：“否。天乌能降祸福于人哉！……天之不能降祸福于人亦明矣。”
刘基甚至对天道好善恶恶也表示怀疑，在《郁离子·天道》中有个叫盗子的人问天道是否好善恶恶，郁离子做了肯定的回答，盗子便提了十余个问题来诘难他，如为什么行善的人少而做恶的人多，为什么世间美好的东西少而邪恶的东西多，难道天道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或者天根本不能主宰世间，便放任自流？问的郁离子无以应对。
刘基认为，从另一方面说祸福也具有必然性，祸久必福，天的正气是本然的，它总会复归的，将邪气压制住，由于正气的复归有快有慢，作恶的人有的可能受到了惩罚，有的可能直到死也没有受到惩罚，行善的人也可能还未有好报便死掉了，所以祸福不是天有意识的行为，人们也没必要埋怨天道不公。
他在《郁离子·蟋螰》里借楚王喜好祥瑞而最终亡国的故事说明了迷信祥瑞的危害。“楚王好祥瑞，有献者，荀卿劝诫。‘王之所谓祥者，非臣所谓祥也。臣闻王之祥有三：圣人为上，丰年次之，凤凰麒麟为下，而可以为祥可以为妖者不与焉。凡古物之殊形诡色而无益于民用者，皆可以谓之祥，可以谓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国也，见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为祥与。则必自身曰：吾何德以来之？若果有之，则益勉其未至。无，则反躬自励。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为祸也。以为妖与，则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无，则夙夜祗惕，检视听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隐匿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来，而妖虚其应。如今楚国政事不治，虽然有祥瑞，也难逃厄运。’王不听，后来果然灭亡。”
刘基对于鬼是否存在的问题并未给以明确的回答，他一般认为不存在鬼，“故曰人死而皆为鬼者，罔也。”他以气的聚散来解释鬼魂问题，人死后魂气是要终究消散的，不能为鬼，但也有魂气不会很快消散的情况，这就为鬼的存在留下了余地。“然而二气之变不测，万一亦有魂离其魄而未遂散者，则亦暂焉而不能久也。”他也不能否认祭祀祖先时鬼魂的存在，认为是同气相感的结果，鬼可有可无。如果诚心祭祀，就会有祖先的鬼魂，反之，则无。总之，作为思想家的刘基在学理方面是不信天神，不信符瑞感应，对世俗鬼魂之说也持批判的态度。
相关人文景点
刘基庙及刘基墓：刘基庙及墓于2001年0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基庙位于文成县南田镇新宅村华盖山东南麓。敕建于明天顺三年（1458年），告成于天顺五年十二月初；明正德九年后在庙头门外加建御题“帝师”、“王佐”木牌坊两座；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加建追远祠。五百多年来历经数次维修，仍保持当时的形制与风格。
全庙系由头门、仪门、正厅、追远祠及照壁、牌坊、厢房组成的七开间回廊合院式木构建筑，坐北朝南，占地面积3024平方米，四周为块石砌筑的围墙。刘基庙是浙南现存颇具研究价值的明、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