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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殖隼础！ �
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理念就能使这么广大范围内的民众为之赴汤蹈火，这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在此以前，罗马的历史也好，印度与中国的历史也好，都没有可与十字军东征所匹敌的事件。不过，小规模的类似运动则有过一次：犹太民族在从巴比伦的虏囚生活中解放出来后也做过同样的事；另外，在往后的岁月里，伊斯兰教徒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集体精神。这种运动，确实与伴随着宗教的传播和发展而出现的新精神有关。希伯来的先知们、耶稣与他的使徒们，还有摩尼、穆罕默德等，都是人类灵魂的训诫者，他们使个人的灵魂受到了上帝的关照。而在此以前，宗教是不涉及人的灵魂的，宗教只不过是庶物崇拜或伪科学。古代宗教以神殿为中心，祭司创造了神秘的牺牲，借恐惧心来奴隶和控制民众，而新的宗教则使人真正成为了人。
第十八部分：欧洲混乱史十字军东征（2）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民众运动。倘若把此举看作是近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标志，不免言过其实，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近代民主主义的确是在这个时代兴起的。稍后，我们将看到，近代民主主义再次复兴，并引发了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
这最早的民主主义运动，终究却以极其可悲可叹的结局而告终。数目庞大的民众——与其谓之为军队，还不如说他们是乌合之众，在既无指挥者，也没有适当的装备的情况下，为了拯救圣墓而从法兰西、莱茵兰、中欧等地往东进发。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十字军”。两大群十字军拥进匈牙利，错把改信基督教不久的马扎尔人当做异教徒，并对他们大肆迫害，结果却是十字军最终遭到歼灭。另一大群人也同样地犯了错误，在莱茵兰对犹太人大加迫害，然后才东进，却同样在匈牙利被消灭。由隐士彼得亲自率领的两大群民众，抵达君士坦丁堡，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结果却被塞尔柱土耳其人击溃而遭屠杀。欧洲民众最早的民主主义运动，就这样开始，并这样结束了。
第二年（1097年），真正的军队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就领导权与精神品质而言，他们本质上是诺曼人。他们袭击了尼西亚，又沿着1400年前亚历山大前进的路线，进军到安堤阿。结果，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攻下此城。1099年6月，他们包围了耶路撒冷。在围城一个月之后，他们发动强攻，并在城内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说，当时耶路撒冷城内血流成河，连骑在马上的人都溅了满身的鲜血。7月15日傍晚，十字军攻入圣墓的教堂，消灭了所有的敌人。浑身血腥，疲惫已极的人们“喜极而泣”，纷纷跪下来祷告。
不多久，拉丁人与希腊人之间又形成了对立。只因十字军是拉丁教会的仆人，希腊籍的耶路撒冷总主教在骄狂的拉丁人的支配下，比在土耳其人的支配下更感到格格不入。于是，十字军处于东罗马与土耳其人之间，被迫两面作战。结果，小亚细亚的大部分领土被东罗马帝国夺回，留下几个拉丁诸侯掌管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等几个小王国，以作为土耳其人与希腊人之间的缓冲地区，其中，伊德萨是最主要的城市。然而这些拉丁诸侯连控制这几个小王国的力量都没有。1144年，伊德萨终于又落入伊斯兰教徒之手，从而引发了徒劳无功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举。这一次，十字军未能将以伊德萨收回，不过总算保全了安堤阿。
1169年，称霸于埃及的库尔德冒险家萨拉丁纠集了一支伊斯兰教徒大军，倡议反对基督教徒的圣战，并于1187年再次占领了耶路撒冷。于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不过，这次十字军仍然未能夺回耶路撒冷。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1202…1204年），拉丁教会公然向希腊帝国挑战，却绝口不提与土耳其人的恩怨。这一次，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于1204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事实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由新兴的大商业都市威尼斯所发起的，结果，东罗马帝国的海岸与大部分岛屿，均被威尼斯人吞并。他们又在君士坦丁堡拥立了一个“拉丁”皇帝——即弗郎德勒的鲍尔文，并宣告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已经重修旧好。从此，拉丁系皇帝一直统治着君士坦丁堡，直到1261年希腊人再次振作起来，从罗马主权中夺回自由为止。
13世纪初与12世纪一样，是教皇权力的极盛期，一如11世纪是塞尔柱土耳其人的霸权时代，10世纪是诺曼人称霸的时代。在教皇统治下，基督教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在这几个世纪之间，朴素的基督教信仰广泛地传播到欧洲的广大地区。不过罗马本身却经历了几个黑暗而可耻的阶段。没有一个作家愿意在他们的著作中为10世纪的教皇约翰十一世与约翰十二世辩解，他们绝对是应该被憎恶和诅咒的家伙。
然而，拉丁系基督教徒的心灵与肉体依然是忠诚而纯朴的。一般的教士和修女都过着虔诚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堪作模范。正是由于信徒的虔诚，教会的势力得以巩固。过去伟大的教皇之中，有格列高里大教皇——即格列高里一世（590…604年），还有建议查理曼登罗马皇帝位并出其不意地为他加冕的利奥三世（795…816年）。到了11世纪末叶，则有伟大的圣职者、政治家希尔德布兰德，他就是格列高里七世（1073…1085年）。接着就是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教皇乌尔班二世（1087…1099年）。这两人就是使教皇控制皇帝的教皇极盛时期的创始人。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从挪威到西西里岛再到耶路撒冷，教皇都是至高无上的。格列高里七世曾迫使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诺沙向他忏悔，而且还让他光着脚，穿着麻衣，在冰天雪地中站在城里中庭等候宽恕。1176年，腓特烈皇帝也曾在威尼斯跪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宣誓永远忠诚于教皇。
第十八部分：欧洲混乱史教会的贪婪与软弱
11世纪初，教会的伟大势力来源于人们的意愿与良心，而教会却未能维持其势力的基础——即道德威信。14世纪初叶，教皇的势力已明显地趋于消减的状态。基督教国家的民众，逐渐失去了对教会的朴素信任，开始对教会不闻不问，不再向教会提出要求，也不再为教会服务。这是为什么呢？
首要的原因是教会的贪婪。没有后嗣的人，被劝告将其财产遗赠给教会；一些有罪的人为了忏悔而倾其所有。结果，许多欧洲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都归教会所有。而教会对于财产的欲望却又是无止境的。13世纪的时候，人们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牧师和神父都不是善类，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赚钱或夺取别人的遗产。
欧洲各国的国王与诸侯非常厌恶这一类财产的让渡。他们发现自己的领土并没有对封建领主的军队提供支持，反而养肥了教会的教士与修女。而且，这些土地实际上控制在外国人的手里。早在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以前，王侯与教皇之间便发生过有关“圣职任命权”——即任命主教的权力的纠纷。如果圣职任命权在教皇手里，则王侯不仅失去对臣子们的良心与道义感的控制权，甚至要失去相当大一部份对于领土的支配权。这是因为牧师们都在要求王侯们给他们免税，因为他们要向罗马纳税。不仅如此，王侯还必须把人民交给国家的税款中十分之一交给教会。
11世纪，大多数拉丁系基督教国家的历史都呈示同样的状态——即国王与教皇之间一直在争夺圣职的任命权，而最终的结果都是教皇获得胜利。教皇宣称他有权解除国王的教籍或者解除臣子对于国王效忠的义务，还有权选择国王的继承人。教皇甚至还可以开除国家的教籍，而一个国家一旦被革除教籍；那这个国家里除了洗礼、按手礼、忏悔礼之外的所有宗教职能都将停止；牧师们也将失去执行日常的礼拜、婚礼、葬礼等职务的权利。12世纪的教皇就靠这两项武器控制了反抗的王侯和顽冥的民众。这些权力非同小可，只应该在非常的场合才能使用，而教皇们却未能觉察到这一点。教皇对这种权力的滥用终于使它失去了效力。13世纪末叶的30年间，苏格兰、法兰西、英格兰等陆续被革除了教籍。这还不算，教皇们还经不起对冒犯自己的诸侯进行十字军征伐的诱惑，这又直接导致了十字军精神的灭亡。
假如罗马教会不仅仅是与王侯们争夺霸权，而能留心于对一般人心的笼络，则罗马教会说不定能赢得对所有基督教徒的永久主权。但是，教皇的种种高压手段，终于使主教们的行动里带有了傲慢的成份。11世纪以前的罗马主教是可以结婚的，也很容易与周围的民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民众的一部分。然而，格列高里七世却要求他们过独身生活。他的目的是为了截断神父与民众之间的联系，而使神父与罗马的关系更加密切，结果却在教会与民众之间造成了鸿沟。当时的教会还有自己的法院，不仅神父的案件要由宗教法庭审理，连修道士、学生、十字军士兵、寡妇、孤儿等的案件也要由宗教法庭来审判，更不用说是有关遗嘱、婚姻、誓约等的一切案件了。如果民众与神父之间产生了纠葛，民众必需接受宗教裁判。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只有民众负担义务，神父却什么义务都没有。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世界里的民众产生对神父的猜忌与憎恨实为理所当然。
然而，罗马教会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权势来自于民众的道义之心。罗马教会没有珍惜民众的宗教热情，反而去攻击这种热情。对于怀有疑惑的人，罗马教会不是去诚恳地为他们揭开迷团，而是用正统派的教义强迫他们服从。当教会干涉道德上的问题时，教会是民众的朋友；当教会干涉教养问题时，教会就成了民众的敌人。在法兰西南部，由于沃尔多人倡导人们的信仰与生活都应该回归基督的朴素，教皇英诺森三世居然发动对他们的十字军讨伐，企图用火、剑、凌辱以及最残忍的刑罚使沃尔多人屈服。后来，阿西西的圣芳济（1181…1226年）教导人们要以基督为榜样，过安贫与服务的生活，他的追随者圣芳济教团竟遭受迫害、鞭笞、监禁，最后被迫解散。1318年，又有四名圣芳济教徒在马赛被焚烧而死。另一方面，圣多米尼克（1170…1221年）所创立的残忍的多米尼克教团，却因其严格的正统派组织而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强有力的支持。在多米尼克教团的帮助下，教皇英诺森三世设立了迫害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禁锢人们的思想自由。
就这样，罗马教会因为其过分的要求、不正当的特权和不合理的宗教迫害，破坏了自己一切力量的根源——即民众的自由信仰。教会的势力因此而日趋衰落。但说到底，教会的衰落不是因为外部的因素造成的，内部日益加剧的腐败才是教会衰落的真正根源。的人宣称自己就是教皇的事情发生。每到这种时候，教会就不得不向皇帝或者其他外部势力求助，请求他们帮着解决争端。对教会来讲，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此外，每个伟大的教皇死后，都会留下一大堆的疑问。教皇一死，教会便没有了领袖，犹如被砍去头的身子，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