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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卫军师的大队人马在东线的焦点一直战斗到1943～1944年之交。1944年2月，在切尔卡西，党卫军“维京”师和党卫军“瓦龙”冲锋旅也被红军包围了。在损失惨重的突围中，他们冲在德国部队的最前头，战斗在从外面进攻的解围部队最前面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在卡门兹…波尔多斯克，1944年4月苏联人包围了整整一个装甲部队。匆匆从法国调遣来的，新组建的党卫军第二坦克军撕破包围圈，解救了陆军师和被困的“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
武装党卫军第59节：党卫军的志愿兵
这一切都是军事上的成功。当然，同时参战的还有近20个陆军坦克师，他们都经历过类似的任务，取得了类似的战斗成绩，部分也有着类似的装备；正如已经提过的，有的装备甚至更好。如果更仔细地观察，人们误以为的武装党卫军的“著名行为”远远不及人们所说的那样惊人，很大一部分是一种（包括英文的）通俗文学的产物，直到今天变为一种只能用心理治疗学方法解释的神化。
在从1942年到1943年的那个冬天，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是战争进程的转折点，也是武装党卫军历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从1942年12月到1944年1月又组建了不下12个党卫军师——增加了150％——终于开始向群众军队过渡了。1940年年中武装党卫军还只有10万人，到1941年年底已经有22万了，1942年秋为24万（其中14万人是野战部队），到1944年年底甚至达到91万。
很显然，这么大的兵员扩充必然会使武装党卫军的特点发生根本性变化——它早就不是一支精英骑士团了。虽然没有正式打破志愿者的原则，但事实上很早就再也不能保持了。于是，早在1940年，普通党卫军成员就被或多或少地强行调进武装党卫军。从1942年起，强制措施不得不继续扩张。新组建的党卫军“霍恩斯陶芬”和“弗伦斯贝格”装甲师大部分是从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的营地里强行征召的。这些人大多数都不赞同党卫军的思想，比如外交官乌尔利希…冯…哈瑟尔的一位女工作人员1943年报告说：“武装党卫军的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越来越成问题。他们感觉自己同战斗的国防军部队一样。”就连高级武装党卫军领导也和希姆莱保持着距离，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费利克斯…施泰纳更以他对“党卫军国家领袖”的尖锐批评出名。当他只用“万岁”而不是规定的“希特勒万岁”问候他的士兵们时，希姆莱无法容忍了。他让人调查施泰纳的可疑程度，但又不能撤销他的官职——党卫队里的高级同伙保护他。
在不断寻找新的人员储备时，1943年2月党卫军总指挥部和帝国青年部达成一致，再由1925年和1926年出生的希特勒青年团员组建一个党卫军师。这些希特勒青年中的一位叫做伯恩哈德…海西希，他本来是报名参加装甲部队的；但在体检时他突然站在了一位党卫军军官面前。
“他只有一只胳膊——可能这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您不想加入我们吗？’我说：‘我已经报名了呀！’‘不要紧。’他说道，‘我们有很多坦克——或者您不喜欢我们吗？’这是诱诈性问题。我可没什么反对他们的。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呢？’”希特勒青年团的卫生员乌尔利希·克吕格尔介绍了年轻人站在TBC上测试的健康检查：“当他们经过红外线设备时，他们走近一张桌子，在那里拿到一张表格：‘我在此证明我参加了X光检查等’，地点、日期和签名。但在一根横线下方是一行小体字：‘我在此声明，我想成为武装党卫军的志愿兵。’于是我想到：这可不会是真的——就这么不管愿意不愿意让人做什么事，而不向他们解释清楚。”
缺少受过训练的军官和下级军官，这很快就暴露为最大的问题——他们总是试图靠即兴发挥来帮助取胜。50名陆军军官被派往该师去弥补恼人的人员缺乏问题，他们大多数曾经担任过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来自“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的骨干人员团体由于这一输血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当希特勒青年团师1944年6月参加诺曼底战斗时，仍然还缺2000名下级军官——缺一半。
为不断扩大的武装党卫军招到足够的人员，这个问题本不是新问题，实际上它自1940年起就存在了。国防军总司令部给武装党卫军规定了一个固定的人事分配额，但对希姆莱的涉及广泛的计划来说它远远不够。因此，战争一开始，这位党卫军头目就想办法也去国防军无法和它竞争的地方为他的部队征兵：去帝国之外——前面已经谈过了西欧志愿兵。另外，从1940年开始征召德国籍的人——所谓的德侨：在匈牙利，南斯拉夫，尤其是在罗马尼亚。这些人先是非法地前来德国，在国籍登记时统一登记为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好让他们可以在武装党卫军里服兵役。这样，到1941年年底，就已经有6200名“德侨”在党卫军的“维京”师和党卫军的“北方”山地师里服务了。1943年冬天起，这些人力资源被彻底用光了，干脆就召进所有“有服役能力的德侨”。这最终导致差不多每4名武装党卫军成员就有一名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德侨”，总数超过了20万！1943年～1944年组建的新部队几乎都是以“德侨”为主的。前文提到过的“霍恩斯陶芬”和“弗伦德斯贝格”装甲师里有近8000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党卫军“北方”师里来自罗马尼亚的德侨也多于丹麦和挪威雇佣兵。不过这些人中有很多没有多大的兴趣为德国献身。因此，就连像艾克这样的本身算不上知识分子的武夫都发觉：“在德侨中有一大批可以形容他们精神素质低下。很多人不会读写德语。他们听不懂指挥语言，喜欢不服从和逃避工作。”
现在也开始大量接受“非日耳曼”的士兵了：1942年5月希姆莱就对这种征兵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组建武装党卫军部队肯定是很诱人的，但（它藏有）很大的危险。”被占东部地区的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描述得更尖锐：立陶宛人“人种上大多数是低劣的”，拉脱维亚人“深受俄罗斯民族的影响”，而爱沙尼亚人“是波罗的海东岸三国人民的精英”。在芬兰人也已经加入了武装党卫军之后，对爱沙尼亚人的态度首先发生了变化。1942年10月希特勒批准组建一支爱沙尼亚党卫军雇佣兵团，其他部队建于1943年，1944年1月组建了一个爱沙尼亚人的党卫军师。针对爱沙尼亚人的混乱的假人种论据也很快让位于注重实际了。最后甚至由拉脱维亚军人组建了两个师。波罗的海三国人加入党卫军相比较而言很简单：他们希望，通过站在德国一方作战能让本国重新获得独立。这是德国方面有意引起的一个愿望。本来的占领计划被多少巧妙地掩藏了。另外在拉脱维亚存在广泛的反犹太主义。不少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也一样——参与了屠杀犹太人，或被派在灭绝营里担任看守工作。
武装党卫军第60节：精英师
由东欧人拼凑起的军事部队的战斗力极其参差不齐。党卫军内部评价最差的是白俄罗斯部队，发生冲突时他们有的会杀死他们的德国军官而投敌。乌克兰师也很差，他们在1944年7月首次参加前线作战时“完全失灵”。相反，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在保卫他们的家乡时英勇地反击。拉脱维亚的党卫军部队在库尔兰盆地里一直战斗到德国投降。后来它们的成员部分转入地下，成为游击队员，又将反抗红军的斗争继续了好几年。
这样，随着1943年的重建浪潮，武装党卫军的前线部队由三部分组成：主要由帝国德意志人组成的师，纳粹术语表里由多数“日耳曼”和德侨军人组成的所谓志愿兵师和有“非日耳曼”士兵的部队——党卫军的所谓武装步兵师。这三种部队的战斗力是极不相同的。只有帝国德意志人组成的师的核心还称得上是“精英师”。但它们也损失很大，越来越缺少受过训练的军官和下级军官。于是，1943年～1944年，党卫军“帝国”师征招了大批阿尔萨斯人。他们中很多人在前线当了逃兵。
武装党卫军的关键性问题是军官的专业军事培训。面对重大损失和不断重组的新部队，两所贵族学校再也来不及培养后代军官了。在武装党卫军里根本没有参谋培训，因此党卫军领导必须去陆军上相关的课程。为了弥补仍然存在的缺口，陆军的一些参谋官被派去了武装党卫军。希姆莱一开始对这么做表示怀疑，因为他担心他的党卫军被渗透。但是，面对人员危机，他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这种顾虑了。这也不是一种万灵神药，因为一开始只有征得当事人同意才能调动——很多军官恰恰不愿去武装党卫军。说到底，一直到战争结束，缺少参谋官的问题都存在，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给负责执行行动的第一总参谋官这个特别重要的位置配上受过相应训练的人员。
非德国人部队更加缺少军官。大部分德侨都是被强制性征召入伍的，因此这些人很少喜欢在党卫军里当军官。另外无法从其他军队争取到足够的高级军官。在东南欧和西欧都一样。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党卫军大队长阿图尔·弗莱普斯，前奥匈帝国军官，后在罗马尼亚军队里任师长。
在不断寻找新的“人力资源”时，希姆莱表现出了一种激情，它使党卫军是优秀日耳曼人种的思想走向了彻底的荒谬。因此在1944年甚至建起了一个白俄罗斯党卫军师。哥萨克部队及一支由苏联穆斯林组成的队伍也受武装党卫军管辖。1943年春天希姆莱就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开始了他最心爱的工程之一：他想由波西尼亚的穆斯林组建一个党卫军师。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念头一点不错。在波希尼亚公国，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相互敌对了数百年，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后来的所谓党卫军“汉察”师的士兵茨沃尼米尔·伯恩瓦尔德解释道：“信仰伊斯兰教的波希尼亚人加入汉察师，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武器，能在波希尼亚同塞尔维亚的捷克人斗争。他们才不管什么纳粹思想呢。”1943年，新兵们被派往法国培训。虽然该师拥有相当大的特权——可以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每个营有自己的伊玛目，每个团有自己的毛拉——这些队伍有部分还是叛乱了。他们杀害德方人员，偷窃团饷逃走了。不得不求助于该师的庇护人、耶鲁撒冷的大法典说明官。最后终于还是成功地组成了一支可以参战的部队。一位党卫军军官后来评价这支队伍说：“出色的人力资源——从人种立场上看当然不合适，但毕竟全都是健壮年轻的小伙子。”从1944年起党卫军“汉察”师就被派在波希尼亚北部和铁托的游击队作战。但这些波希尼亚人没有多大兴趣在家乡之外作战。当国防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