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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5）
刚一进门就看见身材高大、却像军人一样地衣着整齐、腰板挺直的托皮林了，他正在同一位陌生的姑娘跳舞。乐曲声戛然而止。我走到他们面前，我们相识了。
赖莎·季塔连科在哲学系学习，该系与法律系同在一座大楼，她也住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里，我原先却没有看见过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一到莫斯科，就下定决心，在莫大五年期间要一心扑在学习上。决不搞“风流韵事”。应当承认，同年级女孩很快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一点，至少她们没有将我归入“未婚夫”的范畴。我也绝对相信我能挺得住。可眼下……
从这次见面开始，我就开始了难熬而幸福的日子。
当时我觉得，我们的初次相识没有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产生任何情感。她对此处之泰然。这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我一直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有一天，又是尤拉·托皮林邀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房间的女孩到我们这里来做客。我们请她们吃茶点，通常都是这样，大家海阔天空，有些兴奋。我很想“加深印象”，我认为当时自己显得很蠢。她始终很矜持，而且第一个提出要走……
我一再设法与她见面、攀谈。可是几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直到1951年12月，才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有一天晚上，我做完功课后到俱乐部去。那里正在举行与文化活动家的见面会。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宣布稍事休息。我顺着过道往主席台走，想找熟人。
我在前进中先是感觉到、后来才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正在找坐位。
“我正好要走，”她站起来说道，“这里我不是很感兴趣。”
我觉得她好像有些不对劲，便提出来跟她一起离开。她并未表示反对，于是我俩一起走出俱乐部。我们在宿舍区里溜达，说东道西。按照大学生的标准还有点早——将近10点钟，我邀请她一起去城里走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表示同意，几分钟后，我们再次会合，顺着斯特罗门卡大街往卢萨科夫俱乐部的方向走去。
我们久久地漫步街头，话语连绵，但谈得最多的是关于面临的考试和大学生的事情。第二天又再次见面，不久，我们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一起度过了。仿佛我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均已退居次要地位。老实说，那几个星期连学业也荒废了，不过考查和考试都顺利通过了。我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宿舍去得愈来愈勤，结识了她的两位女友及其男伴——梅拉布·马马尔达什维利和尤里·列瓦达（前者后来成了著名哲学家，后者是同样有名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交谈者，可我凭直觉感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样，最喜欢的是我们两人在一起。因此我们宁可街头漫步，也不愿在一起聚会。
然而，冬天却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我们像往常一样课后在莫霍瓦亚大街莫大的院子里见面。决定步行去斯特罗门卡大街。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路上几乎一句话不说，也不太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便直截了当地问她出什么事了。她的回答是：“我们不必见面了。这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很好。我又回到生活中来了。同一个我曾经相信过的人决裂，使我痛苦万分。很感谢你，但是这种事再来一次我就无法承受了。最好现在就趁早结束我们的关系……”
两人一路无言。快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时候，我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无法满足她的要求，那对我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这也成了我对她的爱情表白。
进了宿舍楼，我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送回房间，分手时我说，两天以后还要在莫大院子里等她，地点不变。
“我们不必见面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再次斩钉截铁地说。
“我等着你。”
两天以后，我们见面了。
我们又在一起度过全部的课余时间了。我们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徘徊流连，互相倾吐衷情，惊喜交集地发现彼此身上所有使两人亲近起来的东西。1952年6月的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的小花园里谈兴甚浓，彻夜未眠。也许在那个六月的夜晚最终明白了：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分开。生活表明：我们彼此并没有选错。
一年后我们决定结婚。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哪儿住，父母对“大学生结婚”会说什么，主要是婚后靠什么过活？就靠两份微不足道的助学金和家里（多半是象征性的）帮助吗？
根本就别指望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里要个单间。然而青春毕竟是青春。上完三年级后我回到家乡，向父母通报了我的决定，整个收割季节我都在拖拉机站干机械手的活，特别卖力气。父亲嘲笑道：“有了新的动力。”
临去莫斯科之前，我和父亲卖了9公担粮食，加上现金报酬将近有1000卢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原先手里从来没有攥过这么多钱。于是我们的“家庭计划”便有了物质基础。
我提前几天去了莫斯科，以便迎接假期回乡探亲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时路过索科尔尼基户籍登记处。我提议：“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去，问清了登记结婚都需要哪些证件。1953年9月25日，我们再次跨入这个可敬机关的大门，领到一张编号为PB 047489的证件，证明公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6）
戈尔巴乔夫（1931年生人）和公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季塔连科（1932年生人）依法结婚，有关签名和印章已经查明属实。多少有些缺乏诗意，不过倒是进展神速。
在我们的家庭“民间创作”中；还保留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恰好在那几天做梦的回忆。
仿佛我们（她和我）都在一口黑洞洞的深井下面，只在上面很高的地方有点光线。我们相互搀扶着，顺着木井架往上爬。手已受伤，流着鲜血，疼痛难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掉了下去，我把她抓住，我们又慢慢地往上爬。最后精疲力竭，终于爬出这个黑洞。我们面前是一条笔直、清洁、两侧镶有森林的光明大道。前方地平线上是巨大的、鲜艳夺目的太阳，大道仿佛汇入和融入到太阳中去。我们迎着太阳前进。忽然之间…… 从大道两侧开始在我们前面落下一道道可怕的黑影。这是什么？森林呼啸着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心脏一阵发紧…… 我们携起手来，继续沿着大道向着地平线、向着太阳走去……
大学生婚礼
婚礼是后来，到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才举行的。婚礼之前，用夏天挣的钱在基洛夫大街一家成衣店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做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布料用的是意大利绉纱。她穿上这条裙子真是美丽动人。我是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套贵重料子的西装，料子名叫“突击队员”。这样，在仪式前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只是新娘子的白鞋没有钱买。不得不向女友借债了。
婚礼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营养餐厅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同年级的朋友。上的是大学生菜肴：以必备的凉拌菜为主。喝的是香槟酒和首都牌酒。大家纷纷起立致祝酒词。兹杰涅克居然往自己考究的“进口”西服上撒了大块的油污。食堂里欢声笑语，大家翩翩起舞。那是个真正的大学生婚礼。因此，诚如俄国革命者心爱的歌中唱的那样，“我们并未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我们家庭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有些“奇怪的”阶段。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到了晚上再各自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那人满为患的“住所”。我们直到秋天搬到列宁山上的宿舍时，才分到了单间。这里住的是理科学生和文科高年级的学生。
未能分到“一家一户”的单间。更有甚者，校长办公室担心我们的道德问题，实行了绝无仅有的学生住宿办法。将全部宿舍分成两部分：男生部和女生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住在丁区，我住在乙区。进入每个区都有严格的出入证制度的限制。好不容易才获准每日探视。而且每次我都得随身带上注明已经登记结婚的身份证。可是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11点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房间里就会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楼层的女值班员说：“你们那里有外人。”
不过好在1953年12月到了，召开了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团代会，我们这些学生代表为校长办公室成员的假仁假义把他们批了个体无完肤。在会议进行中贴出了反映学校生活实际的讽刺画。其中的一张（有四五米长）画了校长的一只脚，他皮鞋下面踩着一张结婚证。
共青团提出的意见尖锐而果断。一切都经过重新审议，并作了改变，学生开始分系住宿，恢复了正常的交往。生活进入了自然的轨道。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家庭早餐和家庭晚餐，甚至有了家庭午餐。朋友到我们这里来串门。总之，我们十分幸福，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个有家眷的人。
1954年夏天，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我觉得父母定会对我的选择表示异常高兴。然而，父母（我后来成了父亲才明白）总是有自己的对于“选择”的看法。父亲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疼爱有加，外婆也一样，而母亲则心存戒备和嫉妒。并且从第一次见面到后来一直如此。换句话说，显然未能成为一次“温情脉脉之旅”。
我来到外公潘捷列伊的坟上。他是1953年深秋去世的。出殡当天，冰冷的秋雨倾泻而下。然而，全体村民仍然出来为他送行。我在倍感亲切的墓地上伫立良久，追思他那坎坷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的命运。
大学的学业已近尾声。最后一学年我在莫斯科南岸区人民法院和莫斯科基辅区执委会实习。当时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关于一帮年轻人所犯的后果极其严重的残暴罪行的案件。审理花了很长时间，堪称我和我的同事们的一所真正的学校。起诉方和辩护方双方的激烈交锋留在了脑海里。一方是瘦骨嶙峋、衣着十分朴素、全身紧张的检察官，另一方则是一大批体面而自信的律师。无需隐瞒，我完全站在检察官一边，不相信律师。但他们辩护得头头是道。
对我说来最有趣的，大概要算了解基辅区苏维埃及其执委会的活动了。一是我在那里收集了我撰写毕业论文《以地方苏维埃为例看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所需的一部分材料。二是我有机会将自己有关苏维埃建设的知识同首都的一个苏维埃的生活和活动进行初步的对比。最后，我想试一试自己的实力，因为我们在区法院只是充当观察员的角色。
我的毕业论文如期完成。并且顺利通过答辩。得分为“优”。论文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展示（以基辅区苏维埃为例）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
尽管距离认识到基本民主原则的全人类内容还差之甚远，宣传机关那种把世界说成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描述仍然在大学生中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