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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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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的这种变化之快的为官心境。此后,身居礼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国藩,开始了其真正的官场生涯。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贵人相助

    曾国藩在没有被实际授职为礼部右侍郎之前,虽然做了十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实授礼部右侍郎才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年之中,曾国藩曾经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攀升于官场,实在让人艳羡不已。而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官场晋升,与那个叫穆彰阿的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别号云浆山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曾经担任过各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领班。穆彰阿门党极多,其中就包括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除了皇帝的权势,无疑是没有人能压得过穆彰阿的。    
    曾国藩正是考虑到,穆彰阿这种无人能够企及的权势才拜在穆彰阿的门下。    
    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便是曾国藩。复试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在考试中他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为同进士出身。一心想入翰林院的曾国藩非常不满意他所取得的成绩,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来看,列三甲者不能进翰林院,如果进不了翰林院,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发展未来的仕途之路,这一点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就在这时,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他非常赏识,提拔了他。    
    无论是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还是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詹大考,穆彰阿都是以总考官的身份出现的。在翰詹考试中,穆彰阿就要求曾国藩把考卷的底稿交给他,曾国藩立即誊正后把底稿送到穆府中去。这次拜访使两人的师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此,曾国藩这位农村出身的进士很快地就把穆彰阿作为他在京城的政治“靠山”。正因为他与穆彰阿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穆彰阿曾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及入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于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奉旨团练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53年1月21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 “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骘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    
    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土匪,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都趁机组织了起来。是时太平军虽已离开长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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