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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死而令民族复兴的最好例子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在今天以色列建国前是一个流亡世界各地达二千年之久的民族，如果是其它民族，在丧失了祖国土地之后，往往要沦为其它民族的奴隶，进而融合进其他民族之中，历史中，有多少这样的民族消失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之中呢？犹太人能在今天重新建国，这和他们能保持自身民族思想、信仰有直接关系——要想建立一个犹太王国，得首先有犹太民族的存在才行，如果连民族都消失了，还说什么复兴呢？
一个大帝国，什么都可以舍弃，唯有精神、思想不能丢，这是民族存亡地根本，蒙古人曾征服了世界，然而在世界大帝国当中，有关它的遗迹、文明思想传承是最少的，究其根本就是这个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明、精神，它的铁骑踏过之后一切却又都恢复了原样，成为过往云烟，去何处凭吊呢？
民族的思想可以借鉴外来文化，可以融合新思潮，也可以推陈出新，但无论思想怎样变迁，一定要保持二个原则不变——一是这个思想是自己的，不是敬仰别人的神灵；二是要保持这个思想富有生命力。而衡量一个思想是否具有生命力就是要看它在当今的时代是否具有对社会的普遍指导意义，它的思想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共同之处；它的变迁方向是背离现代社会还是引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因循守旧的思想肯定误人误己，对这一点晚清政府早就教育了我们。
中国成为一个完全大国的日子并不遥远了，但当它还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时候最好就将如何维持一个一流国家的思考融进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中国今后要面对的两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复兴；二是如何维持兴盛。这是许多国家——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帝国都要面对的，但并没有那一个国家真正完全做到。
因此，中国需要谋求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美国是我们经典教科书，但不是楷模。中国需要成为美国那样在诸多领域都强盛的国家。但美国的社会并非完美社会，远称不上和谐，中国必须构建一个超越美国的社会模式才能引领世界。
首先我们正视了我们的矛盾：《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文章名为《中国探索和谐之道》，其中毫不回避地指出了中国改革中面临的矛盾。
“这种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三是城乡发展失衡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之间的冲突，包括农民工问题；四是地区发展失衡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冲突；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导致的价值观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滑坡，等等”同时明确说到，这是由于8个制度方面的缺陷引起的，“一是重经济发展与GDP增长而轻社会发展；二是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轻共同富裕；三是重招商引资轻农工权益保障；四是重城市发展轻乡村发展；五是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而轻社会公平；六是重社会稳定而轻社会和谐；七是重政策调整而轻法制建设；八是重打破旧制度而轻完善制度。”①
至将来，中国必然出现一个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国家意识，此时才算是完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接纳与融合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国社会也会由此得到共识，即完成了重新构筑价值观的过程。
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1）
●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游戏规则应是公平的
中国是一个善于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崛起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力量来看，中国都会在使用武力这个问题上十分谨慎。中国人清楚，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其它大国的干涉——有时是几个大国联合的干涉，原因就是其它大国不愿看到原有的世界均势被新兴大国打破，从历史上看，无论什么样的大国，其任何形式的崛起都必然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
中国2000年来一直扮演着东亚中心的角色，对如何扮演大国有充分的理解，对国际关系的任何轻微变化都十分敏感，其深厚的哲学—政治学思想为它的外交策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十分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外交口号“和平发展”，以表达其在崛起过程中的善意，用以消除其它大国和周边小国的怀疑。
分析一下冷战开始至结束，及冷战后的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形态，你会发现，提出这种外交策略并非仅仅是一种口号：
1。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很少对外用兵；
2。冷战时期及至今天，大国都尽力避免直接的、大规模战争；
3。中国近期的底线很清楚，只要国际社会不干涉台湾问题，中国就可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4。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尽管这个世界仍然矛盾重重，但利益的交错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客观存在，导致解决国家争端的时候可以用利益交换的办法来部分或全部代替战争这个手段。
这四点证明，中国的这个外交策略并不是过于理想主义，而是有理由实现的。它有可能为国际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相处理论，即大国间新的均势形成也许可以不再通过野蛮的战争手段，将来的和平与利益交换可以代替过去的炮火。的确，人类总是在进步的，难道接受新的大国成员一定要用决斗这个规矩吗？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一贯奉行和平外交策略，但正式作为一种对外国家政治原则是第一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后，顺利参与到全球化之中，然后迅速取得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的骄人成绩，这种贸易和投资又带动了国内的产业。在贸易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尽管在表面比较平静，但美国主导的全球统驭战略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苦涩和矛盾：一方面，伴随中国国力有所恢复，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自信心也有所恢复，也取得了周边一些传统势力国家内的尊敬；另一方面，美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已经直接渗透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任何大国而言，另一个大国将军队驻扎在其周围弱小邻国，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事，如中国曾经尽力反对日本对朝鲜半岛、美国对朝鲜半岛和越南、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中国此时却不得不容忍美国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对哈萨克斯坦的军事渗透。如果说冷战结束的海湾战争是美国抢占世界能源重地和填补世界权力真空的开始的话，那么“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则是在努力构建一个美国的权力堡垒和美国式世界的开始了。
但对国际社会而言，完全将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含义定义为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不愿冒任何战争危险的话，则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赌注。中国到底是一个大国，如果由于国际社会不理智的遏制政策而导致中国重新衰退的话，那会引来一场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的噩梦。如果像美国一手主导的1986年的“广场协议”那样遏制日本的政策和70年代能源危机一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的话，中国的崛起显然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挫折，但同时它也等于点燃了中国本来就对世界不公感到不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一个将世界的繁荣都压上了的赌注：鲁迅在中国纷乱的年代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消亡。”世界愿意设立这样一个赌局吗？
其实，中国提出这个政策同时包含了四个方面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力维持国际社会的现状；
——中国维持和平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得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和统一进程；
——在国际社会不企图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愿意参与国际合作，甚至是美国的战略合作；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打击恐怖活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谈判，此前也负责任地参与到维持亚洲和世界金融秩序的活动中。同时，中国也没有鼓励亚洲的地区主义，没有离间日本与美国、韩国与美国的关系，相反，参与到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中，在事实上等于说表达了以上的信息，即维持现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与日本、韩国的战略关系；参与战略合作——做朝鲜核危机的斡旋国，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参与正常的全球贸易——与东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否定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中国西部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
自然，一项国策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就“和平发展”这一概念中国内部也存在一种担忧，这显然直接和台湾问题有关。这种担忧认为，中国在此时提出“和平发展”，是否会限制自身在台湾问题上的武力使用？这种担心似乎也不无道理，毕竟台湾问题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中国，而中国一直也没有承诺要放弃使用武力，同时，自古以来使用武力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另外一种担忧是，使用“崛起”一词是否恰当。这种担忧认为，崛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大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伴随着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总要有随之而来的纷乱甚至战争，这也许会加重亚洲邻国和世界大国对中国的猜疑，这进而会影响到中国的贸易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2）
●中国的崛起从不依赖扩张
自1492年以来，欧洲的崛起导致整个世界在500年的时间里逐渐建立了一种欧洲中心形态，这也导致了欧洲中心论思想渐渐扩张。在国家崛起研究上，也认为欧洲国家的崛起过程是一种普遍崛起过程，具有普世价值，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如果你公平地以国家或文明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国家的崛起有很多种模式，而并非仅有欧洲一种模式。
欧洲的崛起是一个海盗文明模式，即首先向海外进行海盗式的殖民占领、财富掠夺、奴隶贸易，然后利用这些财富和资源进行工业革命——没有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支持，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欧洲的宗教革命将一筹莫展。
说欧洲是一种海盗文明其实一点也不过分，这种海盗方式几乎从民间到皇室都普遍参与，在伊丽莎白晚年，每年有一二百只私人海盗船出航，带回15～30万英镑财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德雷克。仅1577～1580年间的一次环球航行他就从南美洲西海岸夺回50万英镑财富，等于王室一年的收入，女王分到16。3万英镑。
说没有殖民地财富欧洲将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贫穷中也同样毫不夸张，中世纪欧洲的银矿集中在三大地方。一是蒂罗尔。1523年，这里出产的纯银价值折合55855马克，1570年只有2000马克，16世纪末产量几乎为零；二是萨克森的安那堡。1545～1560年期间，年均产银18024公斤；三是波西米亚。1532年产银115434公斤，16世纪末几乎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