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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一切都在这二元之间变化，没有开始和终结，也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包括时间和看起来恒定的光速。也许有一条不变的法则就是事物永远在变化之中。这是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的出发点，也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道家究其理论实质来说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在世界各种宗教、哲学、科学、思想中最为真实和根本的思考。科学越发展就越能证明这种理论的价值。至于它所掺杂的一些神话故事则只是它在不被人理解的时候的一种伪装，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存在方式。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伟大之处就是他阐述了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基本规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一直在寻找的宇宙物理的根本法则——有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切宇宙变化的标准呢？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那我们将何去何从？爱因斯坦用公式解释了万有引力怎样控制我们的世界，并肯定了光速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基本参照量，否定了时间的永恒不变，对现实世界中的两大相对量——能量和物质之间如何转换作了数学表达。现代科学的目的就是要用数学表达一切。
实际上对人类来说，只要数学能够表达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准确判断它的未来和我们该做的事。这和道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道家陷在了只对根本而没有对具体事物进行实证研究的陷阱之中。
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他确立了相对论的地位之后，又提出“上帝是否有别的选择？”最终，他否定了。但几十年过去后，人类开始验证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在刚才提到的书中，里斯、霍金与剑桥大学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尼尔？图罗克及另外一些科学家提出另外一种理论：“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在一些宇宙中，所有物质可能已经聚集成几个巨大的黑洞，而另一些宇宙则只是一团稀薄、均一、冰冷的气体。”现代的一些新量子理论成为这些新理论的依据。看来，上帝的确没有定下最后的规则。
在天文学中，宇宙大爆炸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宇宙的起源，但霍金否定了曾发生过一系列大爆炸的观点，理由是“这种观点一直延伸到无限的过去，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始点。”⑧同时，宇宙的二元现象，即宇宙大爆炸后形成代表宇宙整体构成的两大类——物质和能量在宇宙中的分配也是呈两个方向变化，或者是均匀地散布，或者是形成黑洞。
从天文学到人性，再从人性到国家利益，整个世界就一直表现为一个二元的世界，利益表现为思想—精神利益和力量—财富利益，而利益又和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存在着矛盾——人需要利益来达到完美世界，但利益竞争的本身又破坏了完美主义。
我们都清楚，历史中民族与国际社会共融、和谐相处几乎仅仅是一种理想，没有人真正梦想达到这种程度的和谐，而对彼此间的荣辱成败却一直大书特书。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者间不是二元矛盾关系，事实上正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和谐、幸福的愿望，才构成国际社会普遍道德的存在，这种普遍道德尽管在全球还只是一种梦想，但对欧洲这样的地方却已经有了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是早期倡导整体欧洲和谐相处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欧洲各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也应该和谐地存在于统一的欧洲之中；他认为各个民族显然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理由，这就是民族主义，但欧洲社会也有共同的利益，也就存在和谐共处的可能，如欧洲拥有共同的基督教、相似的政治体制、普遍的王室联姻等，甚至有时拥有共同的对外政策，所以才会形成十字军东征这种共同的行动。民族主义与欧洲共同主义可以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他倡导的一种以动态均势为主调，以历史进步为协调手法的共同体系，这就是消除欧洲民族矛盾的模式。我们看到现代欧盟和平、协调、没有大国民族矛盾的景象，就知道这种二元论是有现实意义的。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人与社会（1）
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一种为了利益而相互妥协和合作的关系，其中妥协是竞争的结果。妥协不是罪过，而是艺术；合作也不是情感，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力量。无论妥协还是合作，利益都是最好、最有效的筹码。
记得有一部影片叫做《永不妥协》，说的是一个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的女人，倍受生活磨砺，但始终没有失去为自己、为社会、为生命而奋斗的精神，因此，当她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发现一个环境污染案件的时候，就毫不妥协地追查到底，并最终为所有人赢得3。33亿美元的赔偿。这部电影取材于一件美国真实的环保诉讼案件，正如电影幕后人物卡拉？桑托斯？沙姆伯格所说，“简直无法相信一个两次离婚，并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在一无财富，二无天赋，甚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竟赢得了如此复杂的一桩诉讼。难道这不就是新千年来临之际，美国人一个完美的典型代表吗？”
美国人崇尚这种勇往直前、决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任何在生活中艰难跋涉的人而言，这的确值得推崇。其实在生活中——无论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在国际的政治生活中，妥协每天都在发生，尤其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国际法的实际效率还远不如任何一个小国的国内法，各国间实际上还处在无政府状态中，战争并不是依靠法律来避免的，而是依靠实力来压治的，整个世界不过处在一种相对抗衡的冷和平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任何处于利益争夺的两者之间都贯穿着这条矛盾的逻辑——既需要随时艺术地妥协，来和各种敌人结成短暂的朋友，这是一个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
从古至今，各种社会契约、法律条文、国家间的条约等等都是妥协—合作的约定，甚至包括道德、风俗、礼节等，都是如此。其实，任何两个人之间，只要处于某种利益状态，就会自动地遵守这种规则。如在公共场合，类似地铁站或是图书馆等地，当处于这一空间范围内的人较少的时候，任何陌生的两个人之间都会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距离就越来越小，当拥挤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人与人的距离甚至可以贴身相处，如在公共汽车上，而此时人们会感觉这很正常，但如果在空旷的图书馆内，突然有陌生人与你距离十分近的时候，你会立刻警觉起来，这就意味着：他超越了我们自然约定的空间距离，应该有某种合理的解释，否则，则预示着他另有所图。同样，在空旷的草原生活的人们拥有十分巨大的空间，而拥挤的都市里的人们则习惯了狭小的范围，尤其是喜欢拥有私人空间的人们就非常不能忍受他人任意的闯入。
有些生活就不像在公共地铁站中保持空间距离那样容易了，孔子说，“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因为在现实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小人和女人，“近之则不逊”，而“远之则怨”。这种关系实难处理，所以说处理这种关系是一种艺术，显然，你不可能一切都来硬的，就算你是黑手党老大，你也需要与人相处，需要妥协，需要利益分享，否则你就是躲到月球上也有人朝你背后开枪，然后他们再推举出一个承诺利益均沾的人来当老大。
国家间也是同样，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空间，只是以国家实力而言，这种空间涉及的领域和程度不同。一个全球性大国它的利益是遍布全球的，并且往往也涉及到所有重要的领域内，它绝不希望任何其他大国侵入他所拥有的空间。如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它可以容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拥有相对的地区大国地位，但绝不允许前苏联这样的大国将触角伸向全球。
在任何两者间的较量中，如果其中一方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都会选择妥协来保存生命和实力，而此时往往另一方也不具备完全吞并另一方的能力，双方此时都会选择谈判，这种谈判其实就是依据实力对比的结果重新划分一条利益线，现代最经典的就是美苏英三方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欧洲划出的那条分界线了，也就是丘吉尔后来所称的“铁幕”，而其中柏林正好处在这条线上，柏林在欧洲，是德国的象征，所以这里也就成了美苏上演历史剧的最佳舞台，同时也是最好的谈判桌，最好的展示橱窗。
自然，上演妥协—合作的戏剧需要有聪明人，或者他就是导演，或者他是戏剧家，或者他是重要的角色。美国在二战后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前苏联将是未来50年的敌人，尤其是在美国民间，斯大林一直是一个慈祥的大叔，还是一个盟友，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还没有下决心正式与前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而大英帝国的首相丘吉尔，这位好战的老家伙则不愧为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其实美国在大国战略角逐的谋略上远逊于同时期的英国、法国、前苏联和中国，只因其实力庞大，无所畏惧。此时，英国对美国的战略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丘吉尔清楚大英帝国已经日落西山了，唯有美国可以遏制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野心家。丘吉尔不是一位和平首相，甚至他连当一个普通的部长都不称职，但他具有全球战略的眼光，这就够了，对美国而言，它们就缺这样一个人。
如果要与丘吉尔比聪明，那就是剧中的角色，一个好的演员其名声是可以超越剧本的作者的。肯尼迪就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演出获得了美国人民的普遍褒奖，这是因为，在人类突然面临巨大的核威胁的时候，他表演了最佳的妥协与讨价还价艺术。还有罗纳德？里根，他的舞台显然不是在好莱坞，在当真正的演员的时候，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位二流演员，而当他在白宫表演的时候，他为美国赢得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打下最坚实、最具决定性的基础，在他的任期内，他的政治手腕运用得炉火纯青，对前苏联的进攻性遏制政策运用得有张有弛。而相反，老布什总统虽然一手摘下了冷战胜利的果实，但他却没有领悟到此时应该将美国锋利的矛头隐藏一下，因为，此时美国国内的经济周期恰逢低谷，应该是总统向美国人民展示其经济魅力的时候，而不是美国人一时还品尝不到的冷战果实，作为总统，下滑的经济曲线同样是他的敌人，他此时应该坐下来与这条曲线好好谈谈，否则，他将失去连任的机会。
就是这样，人们总是在尔虞我诈中生存，并且时常从中获得享受和痛苦，永远乐此不疲。这就是社会，一个人性社会。
社会就是这个世界——一个兼具建造与破坏功能的网络。
有一个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单一的一台传真机毫无用处，摆在那里顶多只是个装饰品，然而当有10万台传真机在工作时，那就有可能是一个覆盖100亿个对象的大网络，即联系的数量以及网络的功用不是成正比增长，而是呈指数递增。现代社会的基础就是信息，而信息的不断发展，就成了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标志。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人与社会（2）
社会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