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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去的上海，那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的成员之一。回到武汉后，董必武筹办武汉中学，陈潭秋跟他志同道合，而且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就参加了筹办工作，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一九二○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李汉俊写来的。李汉俊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赞成，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个人建立一个小组，当然太小。董必武建议把张国恩吸收进来，陈潭秋则提及了包惠僧。张国恩跟董必武同乡、同学，同去日本、同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也同与李汉俊谈过，理所当然，他是很合适的可供考虑的对象。当时，张国恩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律师，与董必武过从甚密。经董必武一说，马上答应参加“小组”。陈潭秋提及的包惠僧，是他的同乡——湖北黄冈包家畈人。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曾化名鲍怀琛，用过笔名栖梧老人、亦愚。包惠僧又是陈潭秋的校友——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只是比陈潭秋高几班。他在一九一七年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爱好活动的他，索性摆脱了课堂的束缚，去当自由自在的新闻记者。他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他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北京，使他开了眼界，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状。
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跑去采访。这次采访，深刻地影响了包惠僧。包惠僧是这么回忆的：“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引者注：陈独秀回北京后经天津再去上海）。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
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包惠僧回忆录》，三六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跟陈独秀两次匆忙的谈话，使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这样，他在跟陈潭秋见面时，也常常谈论这些问题。当陈潭秋邀他加入“小组”时，他一口答应下来。就在李汉俊来信不久，有客自上海来。来者名唤刘伯垂，又名刘芬。他是湖北鄂城县人氏。他在清朝末年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一九二○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刘伯垂拜访了老朋友陈独秀。陈独秀吸收刘伯垂参加了共产党。陈独秀交给刘伯垂任务：回湖北时，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对了，你还可以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特别关照刘伯垂道。
郑凯卿，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原是失业工人。后来，在武汉昙花林文华书院当校工。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时，住在文华书院，便由郑凯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相处，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刘伯垂来了。他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的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老虎”身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申明退出。在一九二一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他俩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李汉俊在一九二○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讲解过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了武汉。他们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就不得不离开那里。
第五部分：响应山东的“王大耳”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客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从去年十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业。通讯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一九二○年十月七日的北京《晨报》。
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
王乐平在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他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乡），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载《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其实，“王大耳”在二十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倚山傍水的北杏村长大。十二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十七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然而，望着潍河滔滔水，望着乔有山（即南岭）葱葱树，他的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他终于在二十岁那年，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迅速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早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校院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一九二○年三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