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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希卡·勃利得：有“光脸的科希卡”之意。——译者）
“所有这一切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令人气愤，可基里尔能够心平气和，还想用更通俗的语言作些解释，没料想，科希卡的两个朋友跳上讲台，把帽子深深地套在基里尔头上，辩论会也就一哄而散了。后来，我们的处境就更因难、更离奇了……在街上或店铺里，常常有人对基里尔和我起哄，说脏话。这些我就不去说它了，习以为常，不再计较了。最让人伤心的是，小奥列格常常回家哭诉同伴对他的凌辱。他们给他起绰号，骂他，有时还打他。我们痛苦极了。我干脆把儿子送到波洛茨克他外祖母家。他在那里要心静多了，上了学，象别的孩子一样用功读书，只是在暑假期间回爸爸妈妈这里住上几周。可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谁都没法理解，就连丈夫也不知道我多么难过。当然，他的处境也够受的了。”
巴拉诺夫斯卡亚时断时续地、困难地讲述着，似乎要在起伏的思绪里追逐逝去年华的涛声。阿盖耶夫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故事，这是历尽沧桑的痛苦的自白，是对磋陀岁月唱出的一阕安魂曲。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努力去理解女主人痛苦经历的深刻内涵。一开始，他对别人的种种经历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既谈不上同情，更谈不上反感，有的只是逐渐升起的兴趣和好奇。他属于另一个时代，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他听着女主人的叙述，有时竞然忘记了现实中的她，设想起过去的种种生活情景——革命前的，教师的，村镇的，神甫的。他非常想听下去，知道那位蓝眼神甫的结局。
“那个科希卡·勃利得当上了村镇头头以后，基里尔的境遇就更糟了。科希卡想方设法嘲弄他！在文化宫里，不论大会小会还是上演节目，他都要大骂一通上帝、教会和基里尔，他把基里尔神甫说成最下流的恶魔。连我都对基里尔的耐性感到惊奇。他从不发火，连声色都不肯露，总是逆来顺受，有时候也争辩几句，但多数时候一言不发．因为完全没有可能同科希卡进行认真的交谈，科希卡只会一个劲儿地威胁、咒骂。事情的结局是，有一年春天教堂给查封了——刚好在复活节前夕。当然，这事引起了信徒们的不满，有人向政府告了状，甚至给加里宁写了信。但是，所有的信都转回到了科希卡·勃利得的手里，并由他来调查。从那以后，他就更恼火了。事情发生在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以后。有一天，本地有个叫列克萨·谢马舍诺克的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向上爬的家伙，带了两台拖拉机，直接开到教堂门外。他攀上教堂尖顶，用绳子拴牢十字架。几乎整个镇子的人都跑来了，看拖拉机怎样吼叫着，挣扎着，把十字架从央顶上拉下来。从此，每逢下雨教堂就漏水，圣器和装饰品开始发霉变质。又过了一年，镇苏维埃宣布教堂没收充公。圣器发往城市，书籍被孩子们糟踏了，有好一阵子糊风筝都是用的羊皮圣经。就在学校附近放飞。工业组合用神甫袈裟缀制圆顶小帽，整个夏天，区里的人都戴着这种用金银线编成的穆斯林小帽到处游逛。
关闭教堂一事对基里尔打击太大了。他完全灰心丧气了。他不会干别的工作，再说也不准许他于。他想了一个出路：给列宁格勒的一位朋友写信，请他寄来全套的修鞋工具——榔头、钳子、槌子等等，随后就当起了鞋匠。总得活下去啊，可我们什么收入都没有。瞎，他算个什么鞋匠啊，有时候一天挣五个鸡蛋，再不就挣一小桶土豆或者５０戈比。我们就这样对付活着。不过也还是好景不长，对个体户开始征重税了，不再允许个体开业了。可是修鞋组合又不肯接纳他，因为他的社会出身不佳。怎么办呢？”
巴拉诺夫斯卡亚沉默不语了，看样子，有些话是不便于说的，但也许是没有想好。
阿盖耶夫等了一会儿，尽量把声音放低，语气缓和地问道：“那你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不用说，非常艰难。我觉得我们已经陷入了绝境。翻来复去地想啊想的，可是一筹莫展。只有理智和信仰才能阻止我们踏上最后一步，当然，最主要的是，儿子奥列格是我们活下来的支柱。后来，有一天夜里他爸爸失踪了，不久我们的冤家对头科希卡·勃利得也遭了横祸，来镇里接替他的是安东·斯捷播诺维奇。”
“就是这位沃尔科夫吗？”
“正是。千真万确。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论他干什么事，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是这样的人。奥列格中学毕业了，可是您能理解，他有我们这样的双亲，能有什么出路呢？有一天，我去了区委会，对安东·斯捷潘诺维奇毫不隐讳地说明了一切，就象我现在对您一样。他听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完全没有打断我，然后他站起来，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言不发。我都想走了，泪水流了下来。而他停在窗前，背对着我，低声说；’我理解您，我能帮助您。因为……因为……您失去了丈夫，不可挽回了，可儿子得活下去。儿子不能为父亲负责。但是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人民总是要追究我们的……‘您想得到吗，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说奥列格·巴拉诺夫斯基虽然出身于神甫之家，但巳同双亲划清界限，自愿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承认，读完条子以后，我哭了起来，可他却说：’别哭，别哭，必须这么办。对你们来说，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他的这一招儿也真灵，基里尔失踪了，儿子却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成了专家。他过上了新的生活，跟我们完全不同了。没有想到，他的一切也破灭了。”
看来，她的叙述到此结束了。她不再作声，只是默默地 泣了几下。阿盖耶夫听得入了神，直到这时才在床上动了动身子。
“是啊……可是……”他茫无所措地说。女主人的辛酸坎坷，是他不能立刻理解的，它们只能逐渐地、断断续续地进入他的意识。“宗教嘛，当然啦，有点那个……水火不相容……”
“这跟宗教没关系，”巴拉诺夫斯卡亚抢过话头说，“这是良心问题，在我们的生活里，远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凭良心干的。”
“您知道．那是阶级斗争年代……”
“瞧您说的——斗争！斗争，必须是你争我斗才成。可我们根本就没有跟谁斗争过。我们一下子就接受了新政权。是新政权不接受我们，跟我们斗个不停。难道说，这不够让人伤心的吗？”
对于这位前神甫太太，阿盖耶夫能说些什么呢？他本以为，那些年代国内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当然，必须是处在局外人的角度。只要他稍微正视一下这个女人的内心，那么他就会觉得痛苦和屈辱——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这—点。
巴拉诺夫斯卡亚继续说道：“您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轮到我们名下的善良，竟是那样少．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比珍视侥幸得到的点滴善良，同时也尽力使别人同我们一起分享。什么比善良更为宝贵？金子？财富？那些东西我们从来没有过，我们有的只是善良，那是丈夫教会我的——愿他永世被人怀念。他自己不需要了，我也土埋半截了……但是别人需要，特别是那些好人，那些急需以善良相待的好人……”
那些急需以善良相待的好人……
女主人走时已经过半夜了。阿盖耶夫还在久久地思索着。是啊，要不是这位神甫太太的人间善良，要不是她的基督信仰，要不是她的人情味和乐善好施，那他阿盖耶夫又会怎样呢？他在敌占区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他的饮食和安全．难道不正是靠的这人道善良吗？而现在对他这个身负重伤者的无偿照料，难道不也是靠的这人道善良吗？因为他是祖国保卫者，就有权享受这一切吗？可他算个什么保卫者呢？——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整个白俄罗斯，直逼斯摩棱斯克，要说是保卫者，也只能是极糟糕的保卫者。但是，而对这位供他吃喝、照看他养伤、保护他的安全的前神甫太太，他不仅没有无地自容之感，甚至觉得这—切都是顺乎情理的事。
他将以什么去报答她呢？
他信任她，并不怀疑她的自白，但是在内心深处总是摆脱不掉一丝阴暗庸俗的疑虑：可别让这个神甫太太坑害了他。不管怎么说，她属于异己的阶级，而阶级利益差别永远都是斗争的导火线——他从上学起，人们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她失掉了丈夫和儿子，一生中历尽磨难，又怎么会以善报恶呢？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可以以善报恶的，正如区委书记曾经信任过她—样，现在她是会无愧于他阿盖耶夫的。就是说，她心里存在着一种东西，它高于阶级隔阂，甚至高于她生来就孜孜以求的公正原则。阿盖耶夫反复地想，也许还存在比善良更加善良的东西，但是他得不到答案，他只是感到正在沉入梦乡……
第三章 第一节
跟往常一样，阿盖耶夫在黎明醒来之后，拖延着时间，不想从睡袋里钻出来。他长时间地想着心事。看样子，外面的风雨已经停了。帐篷顶端已在慢慢干涸，褪掉一块块的湿斑。阿盖耶夫汲不经心地瞧着轮廓粗糙的湿斑。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越来越明显了。阿盖耶夫回忆着刚刚做过的荒店的梦，思索着梦兆。很久以来，他就养成了猜测梦兆的习惯，他总是把那混乱的梦境同即将来临的一天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可能是荒唐可笑的。因此他从不对任何人讲述过这个习惯，他担心别人会把他看作怪人或者迷信的人。他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圆梦方法，但只适用于他本人，确切些说，这套方法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完全是经验性的。但是，他凭借这套方法，能够说出上午会出什么事，下午又会出什么事。他梦见的一切，都可以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