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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提供超越理想，鼓舞“称神明之容”的生命之至。以“尽气的精神”从事于文化方面的创造。以“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滋生科学与民主政治。这是人类自救的积极精神，总之，是救住超越理想（宗教），救住天才，救住科学与民主政治。这不是新的，这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向此奋斗的。过去如此，今日将来仍然如此。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人们把他的生命放平，一立立在这种精神上，方能不动摇，不惊怖，自救救他。方能正视现实，改进现实。方能亲生悦生，肯定经验，承认对方。一离开这一切，便都是挂空的，毁灭的。
人类的历史常是大开大合的，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很低。我们常说以往野蛮，有许多残酷不合理的事。文艺复兴以后，三百年来，从现象方面说，确是文明得多，合理而开明得多，孰知精神一提不住，文明久了，倒反归于更野蛮，更残酷。又如宋朝人的趣味太高雅，女人把眼角上点上啼痕，终遭夷狄之祸，你说这种趣味是文明呢？还是堕落呢？五四运动以来，都市的文明人为乡下人所羡慕，亦为乡下人所厌恶，文明得过分了，后来的趣味就转向。不喜欢文明，喜欢野蛮；不喜欢修饰，喜欢粗野；不歌颂真美善，而歌颂罪恶。青年学子不演话剧，而扭秧歌，以为是雅趣，实际上统统是不谐和的丑恶。像上海那种喜出噱头的自装文明，若不惹出反动，亦是无天理。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经过这些时代趣味上的翻转。这都是有感觉有理想的青年。我们那时不喜欢学法律政治的，以为是鄙俗。要学哲学，要谈主义。学经济，也得学马克思的。时代变了，以前读书上进，荣耀门庭，为国效力，以天下为己任的一致性没有了，大家背后不自觉的是一种革命、否定、浪漫的心理。我的大哥是乡下人，他感觉到了这种心理。我的父亲稍为古典一点，他就不以为然。这些都是感觉，大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把人类内心深处的正面积极精神涌现出来，无论革命或是什么事，总不是与人作对的。
第三部分 人类自救之积极精神第13节 论黑格尔的辩证法（1）
一
从西方纯哲学的立场上说，黑格尔不是一好的哲学家，而是一好的历史哲学家。他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多马、来布尼兹、康德，乃至今日的罗素，前几年刚死去的怀悌海，实为不同类型的人。他有点像中国思想史中的王船山。普通读哲学的人，很少能先了解黑格尔的。在大学哲学系里，几乎无人能讲授黑氏的哲学，而在学生方面，可以说简直就没有一个能有那种程度与气质来企及黑氏的思想。这不但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亦然，尤其近世为然。
黑氏的思想，十分深入而复杂。既是综合的，而又笼罩的；既是人文的（历史文化），而又贯彻到自然的；既是精神的、价值的，而又是思想的、纯理智的。实则，他有一个综合的通慧作底子，他以精神的发展作纲领。他的综合的通慧，实是开始于把握精神的发展过程。他首先写的是《心底现象学》，他最后写的是归宿于《历史哲学》、《法律哲学》等。你从此，就可知他的综合的通慧是扣紧历史文化而发出的，他的立言的出发点是基于人文的、精神的、价值的，总之是基于“精神之发展”的。他以此为背景，蒸发出他的思想的，纯理智的大逻辑网。他由精神表现的各种形态，看出精神与自然的关系，看出精神如何驾驭自然，笼罩自然。自然就是感触世界，经验世界。落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自然就代之以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是精神表现的发展过程。具体事实都在精神表现的发展中得其解析，得其条贯。如是，我们有了了解历史事实的一个理路。这个理路，就表示历史是一个精神的辩证发展之合理的系统。
自然若落在知识系统内，就是知识的对象，是我们的自然世界。他看出我们的“知性”具有些什么基本概念（即范畴）来驾驭自然，笼罩自然，使自然成为可理解的。这本是康德所已开辟出的；但黑格尔讲这些范畴，他不采取康德的讲法，也不只是康德所列举的那些范畴数，也不像康德那样由逻辑上的十二判断发现那种散列的十二范畴。他既肯定自然必须是一个合理的系统，如是，他就想首先把合理系统之所以成为合理系统的范畴系统给推演出来。他从那里起来推演出来呢？他从“绝对”起。这个“绝对”怎样引出来呢？它影射什么呢？它是由精神发展中被引出来。在精神发展中，那个“原始的精神实体”，以及经过辩证发展而消融一切矛盾对立的那个“绝对精神”，就是他的《大逻辑学》中作为起点的“绝对”。
这个绝对，就意指“绝对精神”，也可以就是上帝。但是，上帝或绝对，当套在辩证发展中而观之的时候，它开始只是一个空洞无物。它的内容与特性，都要靠辩证发展中所引出的那些东西来充实，来厘定。这话，本来若从人的实践之精神表现的辩证发展中来讲，是并无不可的。但是，黑氏的《大逻辑学》却是凭空架起，他截断了“人的实践之精神表现”那个背景，他只凭空取了一个光秃秃的“绝对”作为辩证发展的起点，而这个辩证发展是纯思想地纯理智地从“绝对自身”开始，吊诡以演成，他由此把一切范畴都给推出。这实在是思想自身的吊诡，是一个不必要的大把戏。
可是回过来，归到他的人文的、人的实践之精神表现的辩证发展上，他的精彩极容易看出。这一方面就是历史文化的，相当于中国所谓内圣外王之学，为西方传统的纯粹哲学家所不走的路。这是在他的逻辑学里所见不出的。所以他不是好的哲学家，而是好的历史哲学家。你若读他的《历史哲学》，你可以了解他的思想之整个理路与学术大略。依是，黑格尔学问的精华，以及辩证法的真正义用与其恰当的表现处，只可限于人文的、人之实践的精神表现之辩证发展。而如此，亦尽可以把人性主体之能方面的全体大用（由超越的分解所呈列者），给综合地贯通起来；而如此综合贯通，亦足以把自然驾驭住，贯彻到，使之收摄于精神之光的照射下，而凡有存在皆不能外于此精神之光的照射，而别有其阴暗漆黑的存在。依是，精神表现之辩证的发展，可以列为三层：
一、个人的道德实践之辩证发展。
二、客观化于历史过程中的辩证发展。
三、普遍化于宇宙历程中的辩证发展。
二
辩证根本是实践上的事，并且亦是精神表现上的事。辩证法不能在知性上讲，亦不能在知性所对之“对象”上讲。这是第一所应认清的。一般人不能严格认识“知性”之确义，又不能知超乎“知性”以上之“理性”，而总不自觉的、模糊的，并且以为是当然的，落在“知性”上，而从“知性”上讲辩证，把辩证法与逻辑看成是同层上的对立者，如是要讲辩证，必反对逻辑，或者两者搅乱不清而两败俱伤。殊不知逻辑如何能反对？逻辑、数学、科学都是属于“知性”的：反对其一，必反对其二。西方哲学早已厘清。凡讲辩证者，无不知此中之分际。辩证根本不能单从“物”一面讲，亦不能单从“心”一面讲。知性之活动成科学，知性所对之“物”是科学的，物理化学的，只服从物理化学之法则，何得于此言辩证？此在西方有学问之规模与风范，根本无人能措思及此。若有如此思及，必不值识者一笑！
辩证不从“知性”上讲，而是从超乎“知性”以上的“理性”上讲。理性在知性以上，而能统驭知性，指导知性，并且推动知性。就在此统驭知性上，才见出辩证的发展。所以辩证法是动的逻辑，而形式逻辑是静的。这是可以说的。但是，一般人不解其义，而妄生意谓。它所以是动的，乃因为它根本是由主动的创造的理性发，而且还要统驭知性，贯彻知性，而见其为一发展，所以它才是动的。逻辑之为静的，乃因为它是属于知性，而知性是与其所知之物为主客对立，而自己是处于静的观解中以解之，所以一方成科学知识，一方遵守逻辑数学。动静之义只是如此，岂可乱说？近人口耳不离科学，而又要诟诋形式逻辑。此实令人可厌可恨！
是故单自物一面不能讲辩证，单自心一面不能讲辩论。心，有是认识的心，此即知性也，表现逻辑数学的心也；有是道德的形而上的心。主动的创造的理性，就是从此道德的心言。心的表现，必须在对治什么，克服什么，转化什么上，而此种表现，亦就是精神，故得泛言曰：精神表现。创造的理性之统驭知性，贯彻知性，亦就是此种精神表现中之一过程。故精神表现根本就是实践的。只有把自己处于道德的实践中，然后方能体会到辩证的发展，而深切了解之。我现在要借我们的道德实践，来表示精神表现中的辩证法则（理路），把辩证发展中的基本概念（足以使之成其为辩证者），一一给确定出来。
第三部分 人类自救之积极精神第14节 论黑格尔的辩证法（2）
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中，我们所首先要肯定的，就是每一人皆是一“精神的生命”。虽在孩提，无不知爱其亲。这就是一个精神的生命。罗近溪云：
今试抱赤子而弄之，人从左呼，则目即盼左，人从右呼，则目即盼右。其耳盖无时而不听，其目盖无处而不盼。其听其盼盖无时无处而不展转，则岂非无时无处而无所不知能哉？《盱坛直诠》下卷）
罗氏于此点出良知良能。其听其盼就是其良知良能的表现，其整个生命，浑是知能贯通周流的生命，此就是一个精神的生命。又曰：
但今看来，道之为道，不从天降，亦不从地出，切近易见，则赤子下胎之初，哑啼一声是也。听着此一声哑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声哑啼，多少意味！其时骨肉之情，依依恋恋，毫发也似分离不开，顷刻也似安歇不过。真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见乎天地之心。（同上，上卷）
由赤子哑啼一声，直见天地之心，亦只见他浑身是个知能呈现。天地之心，浑是知能，此就是“道”。道就在这里呈现。于此，我们直接肯定他是一个精神的生命。毫无条件，亦毫无可怀疑。古人从此指点“知能”，指点“道”，我们从此说精神生命。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知能，在赤子哑啼一声处呈现，在其听其盼处呈现，这只表示他是一个精神生命，知能生命，而他此时究竟还不能弘道，必须在其长成时道德的实践中弘道。从“道德实践的弘道”上说，这个精神生命，知能生命，就是辩证发展中所谓“原始的谐和”（primary harmony）。这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圆融不分”的绝对。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虽不即是赤子之心（此后来叫做“再度谐和”，即经过否定的否定而来的谐和），然亦足见“赤子之心”是一个谐和。这个谐和是原始谐和，未经过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