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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准备同国民党“重婚”，只要它能恢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在这两个基本目标中，他们认识到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弃土地问题的国内斗争去进行；而阶级矛盾可能不得不从属于外部的对日斗争的胜利解决，没有这胜利解决，阶级矛盾当然是不能满意地解决的。
把毛泽东在我访问时候所说的话，引录几段在下面：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政府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我们对于外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在用“帝国主义”一词的时候，共产党把今天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了显明的区分。毛泽东解释说：
“关于总的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英、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此外还有永远在侵略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我们都把它们当作朋友，请它们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根据毛泽东在别处所指，即意大利和德国＇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章乃器在最近发表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八万元钱。①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
“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与中国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至于中国代议制政府将来的态度，他这样说：
“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举例说，德国和意国，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的。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的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关于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却很少发挥；相反，它还受着本国军阀和日帝国主义的压制。”
最后我问：“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帝的联盟呢？”
毛泽东回答：“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它们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那末这就是一系列长期的、可怕的、毫无疑义的战争的开始。因此必须做出抉择。从中国人民自己来说，我们将采取对压迫者进行抵抗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而不要走上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所决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
但是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共产党是真的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我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认为能获得胜利所根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下面他的回答是有启发性的，而且也许确是有预见性的，即使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可能认为它在技术上是有谬误的。
①人民和“游击队”被杀得要比正规红军战士多得多。章先生的估计，除了实际军事费用外，还包括劳动力的损失、庄稼的损失，村庄、城市和农田的破坏等耗费。
四
悬赏二百万元的首级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无二的地方。
它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二十七岁，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
红军大学就是这样。
最后，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所以不怕轰炸是因为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以外，还有很大的住人的窑洞、供佛的岩窟、防敌的堡垒，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有钱的官吏和地主在一千年前就修建了这种奇怪的建筑物，用以防御洪水、外敌、饥荒，在这些地方囤粮藏宝，挨过历次的围困。这些洞窟深挖在黄土岩或硬石岩中，有些有好几间屋子，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是天造地设的防空洞，不怕原来是中国人民送给蒋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轰炸机的轰炸。红军大学就是在这种古老的洞窟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
我到达后不久，他们就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介绍给我。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生于一九〇八年。他的父亲因苛捐杂税而破产，但是林彪还是设法读完了中学，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他在那里成绩优秀，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留赫尔手下，受到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他毕业后不久，北伐开始，林彪被提拔为上尉。到一九二七年，他刚二十岁，就成了国民党张发奎领导下的著名第四军里的一个上校。同年八月，南京发生右派政变后，他率领所属的一团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参加了贺龙和叶挺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南昌起义是中国出现共产党的反对派活动的开始。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地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战士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一九三二年，林彪负责指挥红军一军团，当时该军团有两万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厉害的一部。主要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的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它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它的歼灭，打败或者被其制胜，而它自己则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据说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然而关于这些著名的“铁军”的事，待我到了前线以后再说。
像红军的许多能干的指挥员一样，林彪从来没有出过国，除了中文以外，不会说也不会读任何外语。但是他不到三十岁就博得了红军内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经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
这是红军大学的第一分部，有二百名左右学员。红大一共有四个分部，八百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员的行政管理下，还有无线电、骑兵、农业、医务等学校。此外还有一个党校和一个群众文化教育中心。
有二百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将“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就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先生①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琼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
“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
“全国复兴署②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
“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多久？”
“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
“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
“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在美国呢？”
“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途如何？”
“你认为李滋…罗斯访日会不会造成英日在对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