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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这种影响力从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圈外的排他，非本圈内的，一律排斥；另一方面，是圈内圈中的排他，在同一派系中，或因籍贯，或因学校，或因隶属，或因出身等等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的不同，在国民党这个特殊的政治土壤里，都可以生长出新派别，可以无穷地分裂下去。
这种排他性，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相互掣肘。一方遇险或遇难，大多的情况下，不是相互支援，而是观望，幸灾乐祸，更有甚者，是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的３０万大军被解放军围困，危在旦夕，这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他心急如焚，下令调暂时归白崇禧指挥的蒋嫡系宋希廉部增援。白崇禧坚决不准宋离开，嘴里说大战区离不开宋希廉部，内心里却是希望蒋的嫡系损失。蒋奈何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王牌部队被消灭。
派系林立产生的离心力，使国民党军队濒临崩溃。蒋介石自成体系，排斥异己，党心、军心涣散，离心离德。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起义，起义当然主要是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厌恶，但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诱因，那就是蒋介石厚此薄彼，打压、乃至千方百计地削弱非嫡系部队。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师以上的重大起义达６０余起，起义兵力达１１４万人，占国民党总兵力的１／７。如辽沈战役中，曾泽生部的六十军起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曾虽然也是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但由于他归属滇军，长期受压，１９４６年受命开赴东北，镇守长春。在此前不久，蒋介石对滇系进行了打击，改组云南政府、免去龙云的军政职务，滇系与蒋的矛盾加深。长春被围，国民党空投粮食，首先满足蒋介石嫡系部队新七军，引起曾部极大不满。在共产党的策反下，举行起义，蒋介石嫡系被俘或被歼。这里说的虽然是军队的起义，但率领起义的都是国民党员，没有他们的命令，起义是无法进行的。
派系使得党基塌陷，还表现在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因不堪蒋介石的独裁与高压，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而另组新的党派上。抗战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秘密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前者由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发起，后者的主要发起人是李济深、何香凝。可以说，这些人如同他们党的名称一样是国民党的促进派，很多是党内的精英。但他们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不容，不得不重新组建革命的新党派，以在人民民主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１９４７年年底、１９４８年初，国民党各民主派在香港大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会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夫人都在形式上离开了这个党，国民党的基础已经崩溃。
评 析：
蒋介石把巩固党基作为组织建设的根本性任务，然而，在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则是其组织上的顽症。
派系林立党基塌陷。第一，派系林立，导致无序竞争，元气大伤。在国民党政坛，你争我斗，此起彼伏，恶性循环。第二，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派系与派系之间相互排斥，派系又具有无限可分性，派中有派，圈中有圈，相互掣肘，拆台有余补台少有，各种离心力使国民党组织涣散，很难形成内聚力。第三，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使党内的民主精英难以栖身。第四，派系林立产生的离心力，使国民党军队濒临崩溃。蒋介石自成体系，排斥异己，党心、军心涣散，离心离德，到了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自行瓦解。
派系林立固然有其历史上的因素，但根子在蒋介石，他在党内带头结党营私，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自己带头搞派系、立山头，其他的政客必然效法；自己要扩张派系，不能真的去解决派系林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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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治国与治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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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又一个根源在于，政治利益的驱动。各个政治集团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或者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需要拉帮结派尤其是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维护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常常是主动挑起派系斗争，打压其他利益集团，这样势必促使其他派系的内聚力。即使打着维护党基的旗帜，别人也不会束手就范，这样的组织治理只能是越治越乱，越治越散。
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民党缺乏严密、完善并且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政坛竞争始终处于无序的状态，权术成为重要的运行机制，派系林立既是这一政党政治的产物，又是这一政党机制用武之地的基础。
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完全丧失革命性，成为腐朽没落阶级的政党，其阶级本性是结党营私、派系林立的总根源。
以“诈”损德，威权丧失
西方政治学认为，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首先是法的权威，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民党政权建立在非民主政治基础上，而且蒋介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很显然他的权威性来自个人的权威。蒋介石的人格形象并不怎么好，又缺乏政治艺术和政治幽默，先天地缺失人格魅力。而他又是最看重个人权威的，最具虚荣且心地狭窄。他不择手段地用权术和狡诈，制造人格的威权，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威权。
事 例：
例一：心胸狭窄，有仇必报。
领袖人格首先体现在胸襟开阔，豁达大度上，古人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说，而最高领导人更不用说了。蒋介石却是小肚鸡肠，缺乏领袖应有的风范。他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不忠、不恭，更不能容忍做有损于他的声望及其威权的事情。同一件事，对其态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后果。
西安事变期间，刘湘和韩复榘是华东和西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他们又在军阀中小有影响，其态度如何会影响一大群人。韩复榘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后，发表了“马”电，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号召集全国有声望人士，共同处理，话说得显然委婉动听，但字里行间隐藏着审蒋、诛蒋的潜台词。在张学良放蒋回钟山后，韩发现自己的宝押错了，担心老虎下山咬人，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但为时晚矣，蒋介石已经怀恨在心。抗战初期，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基本上是不战而败，蒋介石借开会之机，将韩复榘扣押起来，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韩复榘临阵脱逃，国法军法难容。可是，当时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保全性命的何止韩复榘一人。蒋介石的黄埔得意门生刘峙见日军大军压境，不战自溃，数日溃逃千里，被讥讽为“飞腿将军”，如此劣迹，非但不处理，照样受到重用。
刘湘大体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处于被动，当时“中央军”大兵压境，严重地威胁到四川王的生存。他想趁西安事变，引起政局的变化，使自己摆脱险情，因此，通电表态支持张、杨。抗战初期，刘为了保存川军实力，搞了小动作，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蒋对刘湘予以处置，尽管刘重病住院，也不放过。
例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蒋介石在政治上很虚伪，他的权欲极大，揽权成瘾。然而，在大庭广众，却总要装出对“大权”不屑一顾的样子，有时甚至还要用书面形式表达。１９４６年年底，他操纵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进一步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可是他在发表“宪章”演说时却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就更不像过去二十年一样能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信誓旦旦地要“还政于民”。可是，他的一席话却完全掩盖撕毁政协协议，排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大会”之外的事实。而且在“还政于民”后面，又补充说道，目前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有能力有良好的愿望参政的政党及其精英被挡在门外，被他认为“没有能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却只给予口惠，说是要“还政”于他们，但又担心人民用权不保险，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他的主题，那就是“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云云，“包袱”抖出来了：还是我来独裁吧！
１９４８年春天，总统选举在即，蒋介石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上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提议由一个“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这个表示，使得一批中央委员犹如坠入云雾之中，互相争论不休，许多人坚持总统非蒋某莫属，他的亲信们越是起哄要他出任，他越是执意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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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治国与治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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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蒋介石并非真的不想当总统，可以说他为此朝思暮想。没多久有人放风出来，“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之首”，蒋“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张群说出了上述传言的奥秘，还说“如果常委会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于是，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规定“总统在动员战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３９条或第４３条所规定之限制”。这就使得总统获得了无限制的权力。
总统竞选安排了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对手”居正。通过上述条款的第二天总统选举，蒋介石获得２４３０张票，而陪选的居正只获得２６９张。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选举闹剧。如果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话，那么，蒋介石公开表示不参选总统，为的是获得绝对的“总统”权力。
例三：设置陷阱，让对手难堪。
蒋介石小肚鸡肠，还表现在，常使用雕虫小技，让对手难受或出丑。在１９４８年选举中，副总统由谁担任，蒋介石很是关心，他担心此位旁落，希望孙科担任。可是，李宗仁宣布要竞选副总统。而李宗仁要比孙科的竞争力大，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亲自找李谈话，要李放弃，李执意不肯，蒋威胁说，我不支持，你难当选，李却毫不退让，两人不欢而散。蒋介石看明里不成，就在背后使绊子，发动黄埔系，ＣＣ系以及一切可以动员的人马全力出动，为孙科拉选票。一些代表还受到威胁、恐吓。李宗仁在政坛混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