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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设法阻止我们抛出的这些人进入陪审团。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我挂上电话。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又响啦。一个听起来有点儿熟的声音说:“请找鲁迪·贝勒。”
“我就是。”
“我是比利·波特。你今天还来过我们店的。”
比利·波特是个男性白人,一家名叫西部汽车的商店经理,整天打着领带,穿着整齐。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太适合担任陪审员。我们不要他。
“是的,波特先生。谢谢你来电话。”
其实打电话的是布齐。他同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现在和戴克呆在一起,两人也许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挤在一起取暖呢。布齐去过西部汽车商店,跟波特谈过购买一套轮胎的事。这位精通业务的高手,现在正竭力模仿波特的声音。他们俩反正谁也不会再见着谁。
“你有什么事?”比利·波特问道。我对布齐说过,开头态度要装得生硬一点,然后再迅速缓和下来。
“有点事儿。嗯,是那桩案子,你知道。就是你接到传票的那桩案子。我是承办该案的律师之一。”
“这合法吗?”
“当然合法,但是请你千万保密。我代表一位可怜的小老太,她的儿子被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杀害啦。”
“杀害?”
“嗯。那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公司错误地拒绝支付手术费。他在将近3个月以前,死于白血病。这就是我们起诉的原因。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波特先生。”
“这听起来太糟糕啦。”
“我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案子呢,而且自己就亲手办过许多件。那些人真是罪大恶极呀,波特先生。我这样说请你别见怪。对方已经出了20万,要求和解结案,可是我方要价比这高得多。我们要求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以要请你鼎力相助。”
“我会被挑中吗?我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呀。”
“我们将从大约70人里面挑选12名陪审员,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请千万帮帮忙。”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实在不想当这个陪审员,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先生。谢啦。”
戴克返回办公室,和我一道吃了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又出去两次,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声称都和我们谈过话,而且目前都迫不及待地要对大利公司的不法行径给予严厉的惩处。我们要给窃听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俩正在外面奔波,挨家串户,到处游说,违背职业道德准则严重到了使我一辈子都不能重操律师职业的程度。而且,所有这一切卑劣得令人战栗的勾当,竟然发生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
在即将进入第二轮接受询问的候选陪审员中,我们已成功地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投下了疑点。而且这些全是我们精心选择的最最可怕的人。
我敢打赌,德拉蒙德今夜将通宵难眠。
42
最初的印象总是至关重要的。在8点半到9点之间,陪审员陆续到达。他们紧张不安地跨过双扇木门,几乎是呆呆地东张西望,沿着过道向前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法庭。我和多特单独坐在原告席上,面向正在渐渐坐满的铺着衬垫的陪审员席,背对着法官的座位。我们的桌上除了一本拍纸簿,别无其他。戴克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坐在靠近陪审席的一张椅子上。我和多特不时耳语几句,脸上尽量露出一丝笑意。可我的心却紧张得怦怦狂跳,无法平静。
过道另一侧的情况与我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告席上坐着5个身穿黑色西服面孔铁板的男人,十只眼睛全盯着把桌子堆得满满的一沓沓文件。
我的以弱胜强的主题是明白无误的,而这场战斗现在就要开始了。陪审员们首先看到的是,我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势单力薄,财力明显不足。而我的矮小的委托人又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我们远不是坐在那一边的富豪们的对手。
由于已经结束了取证的工作,我逐渐意识到由5位律师来为被告辩护,是多么没有必要。而且是5位非常优秀的律师。令我惊奇的是,德拉蒙德竟然没有想到,这会给陪审团留下何等糟糕的印象。他的委托人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否则怎么会兴师动众,用5个律师来对付区区我一个呢?
今天早晨,他们对我不理不睬。我也离他们远远的。但从他们脸上的温色和轻蔑的讥笑的神情,我可以看出他们正为我和陪审员们直接接触而感到惊恐万状。他们既震惊又气愤,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窃取委托人的金钱,律师能犯的最大罪过,也许莫过于和潜在的陪审员直接接触。这和非法窃听对手的电话相比,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装出了一副义愤填膺的蠢相。
法庭办事员领着陪审员们在一边排好队,然后在另一边随意地在我们前面坐下。在列人名单的92人中,今天有61人到场。有几位没有找到。2位已经去世。还有几位称病。3人以年事过高婉辞。基普勒又以不同的原因同意了几个人不做陪审员的请求。办事员每喊一个名字,我都做笔记。我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们几个月了。6号是比利·波特,西部汽车商店的那位经理。据说此人昨夜给我打过电话,看看德拉蒙德如何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