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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路过此地。”他依旧低声说，似乎他整天就在这个街区转。
“请坐。”我指着仅有的另一张椅子说。我们膝头碰着膝头，靠窗坐着，眼睛望着6英尺外床上那个垂死的青年。
“你来多久啦？”他问。
“一两个钟头。我在这里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饭。”
“他醒过吗？”
“没有。”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钟声中缓缓流逝。但此时此刻，我们早已忘记了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科德压着嗓子说，“这件案子的审理。什么时候开庭，有消息吗？”
“2月8日。”
“肯定吗？”
“看来可以肯定。”
“假如我亲自出庭作证，你看比通过录像或书面证词与陪审团交谈，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
“那当然啦。”
科德开业行医已有数年。他对审讯和取证颇有了解。他身体向前俯着，两肘搁在膝头上。“那就把取证的事忘了吧。我将出庭作证，现场彩色直播，而且决不收你一分一文。”
“谢谢你这样慷慨。”
“不客气。这是我起码可以做的事。”
我们对他出庭作证的事讨论了很久。从厨房里传来一阵轻轻的杂音，但屋子里却很寂静。科德属于那种喜欢长谈的人。
“你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吗？”他最后问道。
“是什么？”
“我为人们查出病症，然后为他们走向死亡做准备。”
“你为什么选肿瘤学这一行？”
“你想知道真相？”
“当然。干吗不？”
“肿瘤医生供不应求。选中这一行，道理很简单：它不像其他行业那么拥挤不堪。”
“我想是因为总得有人来干。”
“情况不像你说的这么糟，真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朝病人望了望。“不过，这是一个困难的行当。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不治而死！如果骨髓移植费用不是那么昂贵，我们也许可以有点作为。我是愿意献出我的时间和技术的，但即使这样，手术仍旧需要20万美元。全国没有哪家医院哪家诊所能化得起数目这么大的一笔钱。”
“这使你憎恨保险公司，对吗？”
“对，确实如此。”长时间的停顿。接着他又说道，“咱们要狠狠地敲敲他们！”
“我尽力而为。”
“你结婚了吗？”他坐直身子，瞧了瞧表。
“没有。你呢？”
“离了。喝杯啤酒去！”
“好啊。到哪里？”
“你认识墨菲牡蛎酒吧？”
“当然。”
“咱们到那儿见。”
我们踮起脚尖，从唐尼·雷床前走出房间，向坐在前面门厅摇椅上抽烟的多特告了别，暂时离开了这一家。
凌晨3点20分，一阵电话铃声，突然把我从梦中唤醒。要么是唐尼·雷去世了，要么就是有架飞机一头栽到地上，戴克正紧急追踪！否则，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
“鲁迪？”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线路的另一端传了过来。
“包娣小姐！”我叫道，连忙一骨碌坐起来，开亮了灯。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真对不起。”
“没有关系。你还好吗？”
“哼，他们对我真卑鄙。”
我闭上双眼，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重又躺了下去。我听了这话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谁卑鄙？”我随口问道。到了这种地步，我即使想关心她，也无能为力了。
“琼最卑鄙，”她答道，好像她已给他们排好了座次等级。“她不想让我呆在她家里。”
“你跟朗道夫和琼住在一起？”
“是呀。糟透了，真糟糕。我连吃饭都提心吊胆！”
“为什么？”
“里面说不定会放了毒药呢。”
“别逗了，包娣小姐。”
“我可不是说瞎话。他们全都眼巴巴地盼我早点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签了一份新立的遗嘱，让他们如愿以偿。是在孟菲斯签的字，你知道。后来就到了坦帕。头几天他们倒真是很孝顺。孙子们也常常来看我，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巧克力。后来德尔伯特带我去做了体检。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对他们说我的健康极佳。我想这不是他们希望听到的消息，所以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妇。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薇拉讨厌琼，琼也讨厌薇拉。那几个孙子呢，你知道他们大多没有工作，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这么大清早给我打电话？”
“因为，嗯，因为我只好偷偷摸摸地打呀。琼昨天对我说，以后不准我用她家的电话。我去找朗道夫，他说我一天可以用两次。我放心不下我的家呀，鲁迪。家里好吗？”
“一切都好，包娣小姐。”
“我在这里不会住很长。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小房间里，洗澡间小得不成样。我过惯了有许多房间的日子，这你知道，鲁迪。”
“是的，包娣小姐。”她在等我开口，主动提出去接她回家。但这显然为时过早。她去了还不到一个月。在那儿多待点儿时间，对她有好处。
“朗道夫现在又纠缠不休，要我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我的一切事务。你看怎么办才好？”
“我决不会劝说我的当事人签署这种东西。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虽然我的当事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但这对她明显不利。
可怜的朗道夫！他气急败坏地竭力想染指她那笔2000万美元的财产。一旦他弄清了事实真相，他将怎么办？现在包娣小姐已经觉得事情十分不妙。将来恐怕还要更糟呢。
“哼，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她的声音变得微弱无力。
“别签字，包娣小姐。”
“还有一件事。昨天德尔伯特，噢噢噢……有人来了。得挂了。”咔嗒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我仿佛可以看见，包娣小姐正由于未经授权擅自使用电话而被琼用皮鞭狠狠地抽打。
包娣小姐打来的这个电话，并没有了不起的重大意义，反倒显得有点儿滑稽。如果她真想回来，我就去佛罗里达接她。
我折腾了一会，重又进入了梦乡。
36
我拨通了劳役农场的电话号码，要求与我第一次探访奥托时见过的那位女士通话。根据规定，一切探视都必须首先通过她。我想在录取他的证词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听见她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博比·奥托已经不在这里啦。”她说。
“你说什么？”
“他在3天前获释出狱了。”
“他告诉我在这里面还要呆18天呢。这句话才说了一个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经走了。”
“他会去哪里呢？”我不信地问。
“我怎么知道？”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奥托信口开河，对我撒了谎。第一次我们虽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现在他又转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个电话，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终于打来了。当时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样坐在后院里，喝着咖啡看着晨报，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打电话的是多特，她告诉我说，她是在一个小时前发现的。他昨夜入睡以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但她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谈了几句，我发现我的喉咙发干，我的眼睛变湿。在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一丝松了口气的意味。“他还是现在这样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对她说，我很难过；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过后院，来到吊床边，倚在橡树上。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双脚着地，坐在吊床边缘，低垂着头，为唐尼·雷做最后的祈祷。
我在家里给基普勒法官打了电话，把唐尼·雷的死讯告诉他。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这就为我带来了一个难题。对大利公司总部雇员的取证，预定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好几天。克利夫兰的那几位仁兄肯定已经来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办公室里对着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彩排。德拉蒙德办事就是这么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点钟务必准时出庭，别的事他自有办法对付。我说我已准备就绪。我当然理该如此。我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可能对每个证人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再说，戴克也已经仔细看过一遍。
基普勒隐隐约约地暗示说，他或许会把取证推迟，因为明天他要主持两场重要的听证会。
怎么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赶到布莱克家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前来致哀。街上和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老人们或者在屋前院子里徘徊，或者在门厅里坐着。我微笑着向人们点头致意，穿过人丛走进屋子，在厨房里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边。屋里挤满了人。厨房的桌子上柜台上摆满了馅饼、焙盘和烤鸡。
多特和我满怀温情地相互拥抱。我只用“我很难过”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哀思，她感谢我的光临。她两眼通红，但我觉得她的泪水已经流干。她指着食品招呼众人，并且叫我随意。我从她身边走开，让她和邻里的妇女们呆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饥肠辘辘。我用纸盘装了烤鸡、煮豆和酸卷心菜，走进小后院，一个人独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车中，她大概已把他锁在卧房里，以免他出来使她难堪。我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听着从厨房和屋子窗户里传来的人们轻轻的谈话声。吃完一盘，我又去装满一盘，回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说来也怪，他的脸我觉得特别熟悉。“我是隆·布莱克，”他说着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那个双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律师啰。”他手上拿着一听软饮料。
“我就是。鲁迪·贝勒。我为你兄弟感到难过。”
“谢谢。”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对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没有心思滔滔不绝地讲话。句子很短，言谈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触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说他早就做好准备，愿意献出骨髓来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医生亲口对他说过，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他的话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明证。我对他说，他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向陪审团讲清这一切，他表示十分乐意。他就这件诉讼提了几个问题，但对他本人可能会从这桩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