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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路过此地。”他依旧低声说,似乎他整天就在这个街区转。
“请坐。”我指着仅有的另一张椅子说。我们膝头碰着膝头,靠窗坐着,眼睛望着6英尺外床上那个垂死的青年。
“你来多久啦?”他问。
“一两个钟头。我在这里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饭。”
“他醒过吗?”
“没有。”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钟声中缓缓流逝。但此时此刻,我们早已忘记了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科德压着嗓子说,“这件案子的审理。什么时候开庭,有消息吗?”
“2月8日。”
“肯定吗?”
“看来可以肯定。”
“假如我亲自出庭作证,你看比通过录像或书面证词与陪审团交谈,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
“那当然啦。”
科德开业行医已有数年。他对审讯和取证颇有了解。他身体向前俯着,两肘搁在膝头上。“那就把取证的事忘了吧。我将出庭作证,现场彩色直播,而且决不收你一分一文。”
“谢谢你这样慷慨。”
“不客气。这是我起码可以做的事。”
我们对他出庭作证的事讨论了很久。从厨房里传来一阵轻轻的杂音,但屋子里却很寂静。科德属于那种喜欢长谈的人。
“你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吗?”他最后问道。
“是什么?”
“我为人们查出病症,然后为他们走向死亡做准备。”
“你为什么选肿瘤学这一行?”
“你想知道真相?”
“当然。干吗不?”
“肿瘤医生供不应求。选中这一行,道理很简单:它不像其他行业那么拥挤不堪。”
“我想是因为总得有人来干。”
“情况不像你说的这么糟,真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朝病人望了望。“不过,这是一个困难的行当。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不治而死!如果骨髓移植费用不是那么昂贵,我们也许可以有点作为。我是愿意献出我的时间和技术的,但即使这样,手术仍旧需要20万美元。全国没有哪家医院哪家诊所能化得起数目这么大的一笔钱。”
“这使你憎恨保险公司,对吗?”
“对,确实如此。”长时间的停顿。接着他又说道,“咱们要狠狠地敲敲他们!”
“我尽力而为。”
“你结婚了吗?”他坐直身子,瞧了瞧表。
“没有。你呢?”
“离了。喝杯啤酒去!”
“好啊。到哪里?”
“你认识墨菲牡蛎酒吧?”
“当然。”
“咱们到那儿见。”
我们踮起脚尖,从唐尼·雷床前走出房间,向坐在前面门厅摇椅上抽烟的多特告了别,暂时离开了这一家。
凌晨3点20分,一阵电话铃声,突然把我从梦中唤醒。要么是唐尼·雷去世了,要么就是有架飞机一头栽到地上,戴克正紧急追踪!否则,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
“鲁迪?”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线路的另一端传了过来。
“包娣小姐!”我叫道,连忙一骨碌坐起来,开亮了灯。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真对不起。”
“没有关系。你还好吗?”
“哼,他们对我真卑鄙。”
我闭上双眼,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重又躺了下去。我听了这话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谁卑鄙?”我随口问道。到了这种地步,我即使想关心她,也无能为力了。
“琼最卑鄙,”她答道,好像她已给他们排好了座次等级。“她不想让我呆在她家里。”
“你跟朗道夫和琼住在一起?”
“是呀。糟透了,真糟糕。我连吃饭都提心吊胆!”
“为什么?”
“里面说不定会放了毒药呢。”
“别逗了,包娣小姐。”
“我可不是说瞎话。他们全都眼巴巴地盼我早点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签了一份新立的遗嘱,让他们如愿以偿。是在孟菲斯签的字,你知道。后来就到了坦帕。头几天他们倒真是很孝顺。孙子们也常常来看我,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巧克力。后来德尔伯特带我去做了体检。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对他们说我的健康极佳。我想这不是他们希望听到的消息,所以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妇。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薇拉讨厌琼,琼也讨厌薇拉。那几个孙子呢,你知道他们大多没有工作,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这么大清早给我打电话?”
“因为,嗯,因为我只好偷偷摸摸地打呀。琼昨天对我说,以后不准我用她家的电话。我去找朗道夫,他说我一天可以用两次。我放心不下我的家呀,鲁迪。家里好吗?”
“一切都好,包娣小姐。”
“我在这里不会住很长。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小房间里,洗澡间小得不成样。我过惯了有许多房间的日子,这你知道,鲁迪。”
“是的,包娣小姐。”她在等我开口,主动提出去接她回家。但这显然为时过早。她去了还不到一个月。在那儿多待点儿时间,对她有好处。
“朗道夫现在又纠缠不休,要我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我的一切事务。你看怎么办才好?”
“我决不会劝说我的当事人签署这种东西。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虽然我的当事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但这对她明显不利。
可怜的朗道夫!他气急败坏地竭力想染指她那笔2000万美元的财产。一旦他弄清了事实真相,他将怎么办?现在包娣小姐已经觉得事情十分不妙。将来恐怕还要更糟呢。
“哼,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她的声音变得微弱无力。
“别签字,包娣小姐。”
“还有一件事。昨天德尔伯特,噢噢噢……有人来了。得挂了。”咔嗒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我仿佛可以看见,包娣小姐正由于未经授权擅自使用电话而被琼用皮鞭狠狠地抽打。
包娣小姐打来的这个电话,并没有了不起的重大意义,反倒显得有点儿滑稽。如果她真想回来,我就去佛罗里达接她。
我折腾了一会,重又进入了梦乡。
36
我拨通了劳役农场的电话号码,要求与我第一次探访奥托时见过的那位女士通话。根据规定,一切探视都必须首先通过她。我想在录取他的证词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听见她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博比·奥托已经不在这里啦。”她说。
“你说什么?”
“他在3天前获释出狱了。”
“他告诉我在这里面还要呆18天呢。这句话才说了一个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经走了。”
“他会去哪里呢?”我不信地问。
“我怎么知道?”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奥托信口开河,对我撒了谎。第一次我们虽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现在他又转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个电话,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终于打来了。当时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样坐在后院里,喝着咖啡看着晨报,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打电话的是多特,她告诉我说,她是在一个小时前发现的。他昨夜入睡以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但她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谈了几句,我发现我的喉咙发干,我的眼睛变湿。在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一丝松了口气的意味。“他还是现在这样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对她说,我很难过;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过后院,来到吊床边,倚在橡树上。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双脚着地,坐在吊床边缘,低垂着头,为唐尼·雷做最后的祈祷。
我在家里给基普勒法官打了电话,把唐尼·雷的死讯告诉他。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这就为我带来了一个难题。对大利公司总部雇员的取证,预定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好几天。克利夫兰的那几位仁兄肯定已经来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办公室里对着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彩排。德拉蒙德办事就是这么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点钟务必准时出庭,别的事他自有办法对付。我说我已准备就绪。我当然理该如此。我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可能对每个证人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再说,戴克也已经仔细看过一遍。
基普勒隐隐约约地暗示说,他或许会把取证推迟,因为明天他要主持两场重要的听证会。
怎么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赶到布莱克家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前来致哀。街上和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老人们或者在屋前院子里徘徊,或者在门厅里坐着。我微笑着向人们点头致意,穿过人丛走进屋子,在厨房里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边。屋里挤满了人。厨房的桌子上柜台上摆满了馅饼、焙盘和烤鸡。
多特和我满怀温情地相互拥抱。我只用“我很难过”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哀思,她感谢我的光临。她两眼通红,但我觉得她的泪水已经流干。她指着食品招呼众人,并且叫我随意。我从她身边走开,让她和邻里的妇女们呆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饥肠辘辘。我用纸盘装了烤鸡、煮豆和酸卷心菜,走进小后院,一个人独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车中,她大概已把他锁在卧房里,以免他出来使她难堪。我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听着从厨房和屋子窗户里传来的人们轻轻的谈话声。吃完一盘,我又去装满一盘,回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说来也怪,他的脸我觉得特别熟悉。“我是隆·布莱克,”他说着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那个双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律师啰。”他手上拿着一听软饮料。
“我就是。鲁迪·贝勒。我为你兄弟感到难过。”
“谢谢。”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对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没有心思滔滔不绝地讲话。句子很短,言谈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触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说他早就做好准备,愿意献出骨髓来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医生亲口对他说过,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他的话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明证。我对他说,他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向陪审团讲清这一切,他表示十分乐意。他就这件诉讼提了几个问题,但对他本人可能会从这桩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