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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原告和被告、陪审团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个录像的情况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证词。
这种取证所化的费用，视长度而定。法院书记官按照页数收费，因而戴克要我提问时简明扼要。这是我们在取证，费用得由我们支付，他估计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场官司代价实在不菲。
基普勒问唐尼·雷是否已准备就绪，接着便命令书记官让他宣誓。他保证将说出事实真相。由于他是我的证人，目的又在于为将来庭审取得证词，我对他的质询就不能像平时“钓鱼”时那样随便，而必须符合取证的种种规则，因而我心里颇有点儿紧张。但基普勒在场，又使我大为安心。
我问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全是些基本的东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时语速缓慢，面对着摄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对他的指示进行。我要提的问题，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也多半心中有数。他背靠着橡树树干，这在画面上构成了绝妙的背景。他偶尔用手帕抹一抹前额，对这个取证小组成员们好奇的凝视，仿佛视而不见。
我虽然事前并未叫他尽量突出虚弱的病态，但他此刻确实显得弱不禁风，奄奄一息。也许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边，不过隔了几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罗和希尔。他们将拍纸簿搁在膝头上，正飞快地竭力记下唐尼·雷所说的每一个字。在星期六取证，我不知道他们要收多少费。取证开始不久，海军蓝的上装便已脱去，领带也已松开。
在问答过程中一个较长的间歇期间，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衬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布满黑色斑点的红色无领套衫，手上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纸袋。我虽然目不斜视，没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从眼角仍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院子，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瞟着我们。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将向何处走去。
那辆福特破车的门敞着，他钻进汽车，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猫立刻争先恐后地从窗口跳了进去。多特的脸上顿时板了起来。她紧张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说：“别管他！他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谈论着他接受过的教育，工作经历，以及他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参加过选举登记、从未在法律上遇到过麻烦等等事实。昨天夜里，我躺在摇荡的吊床里，曾经把取证想得如何如何困难，现在情况却远非如此。我从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师模样。
关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没有得到的治疗，我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事前虽然已经排练过多次，我仍旧问得十分谨慎。因为医生的话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测，或者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意见。那样的话，只能是道听途说。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再由别的证人在庭审时提出证词。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竖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声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脑力能支持多久，陪审团将来想看多久，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钟，便结束了质询，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对方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戴克朝我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干得特棒。
列奥·德拉蒙德对著录音设备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明他代表的是谁，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他感到多么遗憾。与其说他是在对唐尼·雷讲话，倒不如说是在讲给陪审团听。他声音悦耳，语气宽容，一个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汉。
只提几个问题。唐尼·雷有没有离开过家？有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过？哪怕只住过十天半个月？德拉蒙德围绕着这个问题，轻声地旁敲侧击，反复盘问。由于唐尼·雷已经过了18岁，只要他曾经离开过家，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父母购买的保单保险范围并不包括他。
唐尼·雷声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简要地问了别的几个问题。唐尼·雷自己是否买过医疗保险？是否曾经在某一家公司工作，而那家公司为他买过医疗保险？几个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一句无力的“没有，先生”的回答。
尽管这次取证的场所有点儿古怪，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取证何止成千上万，他自然明白在这种场合应该小心。他对这个年轻人只要稍微粗暴一点，就会引起陪审员们的愤慨。事实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妙良机，对可怜的小唐尼·雷表现出一点真正的同情，他就可以讨好陪审团。再说，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从眼前这位证人身上，他挤不出什么过硬的材料。既然如此，又何必对他穷追猛打呢？
不到10分钟，德拉蒙德便结束了对唐尼·雷的质询。而我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询问证人。基普勒宣告取证结束。多特迅速走了过去，用一块湿布替儿子擦了擦脸。唐尼·雷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被告的律师们默默地拿起上装和公文皮包，告辞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匆匆离去。
基普勒法官开始把椅子向屋里拖。走到那辆破车前面时，他的眼睛瞟着巴迪。克劳斯躬着身子缩在车头上，摆出了一副时刻准备进攻的架势。我但愿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向屋子走去。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当儿，我朝左面瞧了瞧。嗨，戴克正隔着篱笆忙着向外面的人群散发我的名片呢！真是一个卖力的老伙伴。
29
那个女人确确实实在我住的套间里。我开门的时候，她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捧着我的一本杂志。一看见我，她吓得灵魂出窍，手一松杂志落到地板上。她飞快张开大嘴。“你是谁？”她几乎是在尖声高叫。
看模样她不像个罪犯。“我住在这儿。我倒要问问你是谁？”
“哦，上帝。”她夸张地喘着气，双手捂在胸口。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又问了一声。我真的非常生气。
“我是德尔伯特的太太。”
“什么德尔伯特？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谁？”
“我叫鲁迪。我住在这里。这是私人房问。”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眼珠子朝四面转了转，好像是说：“对，挺不错的私人房问。”
“钥匙是包娣给我的。她说我可以瞧一瞧。”
“这不可能！”
“就是她给的！”她从紧身短裤里掏出一把钥匙，朝我挥了挥。我闭紧双眼，心里真恨不得把包娣小姐一把掐死。“我叫薇拉，从佛罗里达来的。来看看包娣，在这里呆几天。”
这时候我记起来了。德尔伯特是包娣小姐的小儿子，就是那个她3年没有见过面、从来不来电话、从来不给她写信的儿子。我记不清面前站着的这位薇拉，是否就是包娣小姐说的那位妓女，但看样子倒是挺像。她的年纪在50岁上下，像所有热衷于日光浴的佛罗里达人一样，古铜色的皮肤很粗糙。在狭长的红铜色的脸部中央，橘红色的嘴唇在闪闪发光。枯槁的手臂。布满皱纹但晒成紫铜色的细细长长的大腿上，绷着一条紧身短裤。脚上套着一双难看的黄拖鞋。
“你无权到这儿来。”我说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你别火。”她走过我身边时，一股散发着椰子油味道的廉价香水的香味，满满地灌了我一鼻子。“包娣要见你，”她把话丢下，便走出了我的房问。我听着她下楼时拖鞋发出的啪嗒声。
包娣小姐双臂交叉坐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瞪着眼睛瞧着又一部愚蠢的情景喜剧。蔽拉在翻着冰箱。厨房桌边坐着另一个棕色动物。那家伙身材魁梧，烫成波浪的头发，染得污七八糟。留着灰白的艾尔威斯小羊排式的连鬓胡。带一副金丝眼镜。两只手腕上套着金手镯。是个标准的男妓。
“你就是那个律师啰，”我走进房间把门带上后，他说。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份文书，他一直在研究。
“我是鲁迪·贝勒。”我站在桌子的另一头说。
“我是德尔伯特·伯德桑，包娣的小儿子。”他有五十六七岁，却拼命想打扮成40岁。
“见到你很高兴。”
“是哟，实在是高兴。”他手朝一张椅子一挥。“坐。”
“干吗？”我问。他们在这儿已经几个小时了，厨房和隔壁的房间都充满了火药味。我可以看见包娣小姐的后脑，我不知道她是在听我讲话，还是在听电视传出的声音。电视机声音开得很低。
“不过是表示点儿友好而已，”德尔伯特说，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
薇拉在冰箱里什么都没有翻到，于是决定参加我们的谈话。“他朝我又喊又叫，”她抽抽咽咽地对德尔伯特哭诉道。“还叫我从他房里滚出去。他多粗暴呀！”
“是这样吗？”德尔伯特问。
“一点也不错。我住在那里，我有权叫你们两个在外面呆着。那是私人住所。”
他把肩膀向后一挺。这家伙常在酒吧间里打架闹事。“这房子是我老娘的。”他说。
“可你的老娘碰巧就是我的房东。我每个月按时交房租。”
“多少？”
“这似乎与你无关，先生。房契上没有你的大名。”
“我看值400，也许值450美元一个月。”
“很好。还有别的意见吗？”
“嗯，你真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
“很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太太说，包娣小姐想要见我。”我这句话说得特别响，以便让包娣小姐能够听见，可她却依然纹丝不动。
薇拉把一张椅子拉到德尔伯特身边，一屁股坐下。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下。他拿起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镜，抬头对我说：“你一直在捣鼓我老娘的遗嘱？”
“这是我和包娣小姐两个人的事。”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勉勉强强看到一份文件的封面。那是她的遗嘱，最新的那一份，我想是由我以前的那位律师草拟的。我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包娣小姐一直坚持不能让她的儿子，无论是德尔伯特还是朗道夫，了解她有多少钱。而遗嘱上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处理的遗产约有2000万。德尔伯特现在可是知道了。这份遗嘱他已经钻研了几个小时；我记得遗嘱的第三段，给了他200万。
德尔伯特是怎样搞到这份遗嘱的？这个问题令我更为不安。包娣小姐是决不会主动把遗嘱交给他的。
“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说。“过去总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讨厌律师。这次回家来看看老娘，妈的，她却跟个臭律师住在一块。这怎么能叫人不心烦？”
或许会叫人心烦。“我住的是套间，”我说。“门上上着锁，是私人房问。你们要是再走进去，我立马报警给你们看。”
我突然想起，在床底下的文件里，我保存了一份包娣小姐的遗嘱副本。这夫妻俩该不会是在那儿把遗嘱搞到手的吧？一想到是我，而不是包娣小姐泄露了她的个人秘密，我顿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