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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了。”
“进门以后上一段楼梯，右手第三个门就是法院。”
“你认为布鲁索会在那儿？”我问，声音相当微弱。
“肯定在，”他说，言不由衷。他猛踩刹车，将车停在路边。我跳出汽车拔腿就奔。“我停好车马上就来，”他在我身后喊道。我跃上一段水泥台阶，冲进门，又奔上另一段台阶，眼睛一眨，人已经站在法院大厅之中。
谢尔比县法院大楼尽管修建已经很久，但由于精心维护，庄严宏伟，气势如初。清一式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红木的双扇门擦得锃亮。宽阔的走廊幽暗寂静，两侧放着木头长凳，墙上挂着成就卓著的法学家们的照片。
我放慢脚步，走到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法庭前。门旁的一块铜板上写着：巡回法院第8庭。
法庭外面不见布鲁索的踪影。我推开门朝里面瞧，立马明白：我瞧不着他那又高又大又肥又胖的身体。他不在里面。
但法庭里并非空无一人。我的目光顺着铺了红地毯的过道，越过一排排擦得锃亮铺着坐垫的座椅，穿过低矮的弹簧门，我看见有不少人正在等着我。在一张又高又大的紫红色皮椅上，高高在上地坐着一个身穿黑袍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正满面怒容地望着门口。我想这准是哈维·黑尔法官。他身后的墙上有一只挂钟，在无声地宣告时间已是9时12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的指头在不耐烦地敲着桌面。
在我的左侧，在将听众席与审判席、陪审团席和律师席隔开的栏杆外面，我看见坐着一群人，正眼巴巴地恭候我的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外表和服装全都一模一样：短头发，黑西装，白衬衫，条子领带，铁板面孔，外加无耻的冷笑。
室内鸦雀无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擅自闯入了一个禁区。连法庭书记官和法警，似乎都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脚步沉重，膝盖发软，怀着低到零度的自信心，推门走进法庭。我喉咙发烧，语言干巴无力。“对不起，先生，我是来出席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的。”
法官的表情依然如故，手指头在桌面上照敲不误。“你是谁？”
“呃，我叫鲁迪·贝勒。我在布鲁索·斯通事务所工作。”
“斯通先生在哪里？”他问。
“我不太清楚。他本应该在这里等我的。”在我左边的律师堆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但我无暇理睬。黑尔法官的手指停止了敲击，身体挺了挺，失望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会不觉得奇怪呢？”他对着话筒说。
由于我和戴克准备自立门户，我决心在离开布鲁索事务所时，把布莱克一案随身带走。这是我的案子！谁都别想从我手上抢走。负责这件案子的是我，而非布鲁索。黑尔法官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尽管我此刻胆战心惊，但我立即拿定主意，现在不亮出我的底牌，更待何时。
“我想，你大概想建议把听证会推迟吧。”他说。
“不，大人。我已做好准备，就对方的申请进行辩论。”我竭尽全力，把每一个词都说得落地有声，同时走上律师席，把案卷放在我右侧的桌子上。
“你是律师？”他问。
“嗯，我刚通过资格考试。”
“但是，你还没有领到律师执照呢！”
我不知道怎么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过于自豪，才造成了这样的疏忽。而且，今天本来是由布鲁索唱主角，我只不过间或敲敲边鼓。“没有，大人，我下周宣誓。”
敌方阵营中的一员，此时大声清了清嗓门，想以此引起法官的注意。我转过头，看见一位身着海蓝色西装器宇轩昂的绅士，正装模作样地从座位上慢腾腾地站起来。“我请求法庭，”他说。说得那么轻松自如，好像已经说过100万遍。“列入记录。我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列奥·F．德拉蒙德，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他一脸的严肃，仰着头朝他终身的朋友兼耶鲁同窗这么说。负责记录的法庭书记官，已经在重新忙乎她的指甲锉。
“我们反对这个年轻人出席听证会。”他手臂一挥，直指着我。语速缓慢，口气严肃，他已经引起了我的仇恨。“嘿，他甚至连律师执照都还没有拿到手呢。”
我恨他这种充满优越感的说话腔调，恨他这种愚蠢的吹毛求疵。这仅仅是就他们的申请进行辩论，又不是正式审理案件！
“大人，我下周就可以领到执照啦。”我说。愤怒使我的声音变得有力。
“那也不行，大人。”德拉蒙德摊开双手说，好像我的说法就那么可笑似的。真是狂妄至极！
“我已经通过资格考试啦，大人！”
“多了不起！”德拉蒙德厉声朝我斥道。
我圆睁双眼，直视着他。他站在他那一伙人中间，3个同伙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摊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还有1个坐在他们身后。5个大人全都在朝我怒目而视，无一例外。
“这确实了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不信，就去问问谢尔·波依金。”我说。德拉蒙德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儿紧张的神色，现出了明显的畏缩的神情。事实上，被告5人律师团人人脸上都有畏缩的表情。
我确实是在奚落他们，而且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道理。谢尔·波依金是我的同窗，是我们班上光荣地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录用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同窗3年中，我们相互鄙视，但上个月一起参加了资格考试。他的名字没有在上周六的报纸上出现。我可以肯定，这个大名鼎鼎的事务所，现在一定在为新招聘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居然在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而感到有那么一点儿羞愧。
德拉蒙德怒气冲冲，而我却笑脸相迎。在我们这样站着对视的这短短几秒钟里，我上了意义无比巨大的一课：他也不过是个人而已。他也许是个传奇式的出庭辩护律师，在他的腰带上刻着纪念胜利的许多个V宇形凹痕，但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他不敢跨到过道这边来抽我耳光，因为我将用鞭子抽他的屁股加以还击。他无法伤害我。他那小小的一帮仆从也无法伤害我。
法庭过道我这一边和他那一边一样高低。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一样大小。
“坐下！”法官大人对着麦克风低声怒吼。“你们两个都坐下。”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上面坐下。“有一个问题，贝勒先生。谁将代表你们事务所，承办这一案件？”
“我，法官大人。”
“斯通先生他人呢？”
“我说不准。不过这是我的案子，这些当事人是我的委托人。斯通先生是代表我起诉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很好。我们继续进行。列入记录。”他说，眼睛朝书记官瞧了瞧，书记官早已在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这是被告方提出的撤消案件申请，所以德拉蒙德先生首先发言。我将给每一方15分钟时间进行辩论，然后本人将对此做周密的考虑。我不希望在这儿呆一个上午。大家都同意吗？”
人人都点头。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与游乐射击场上摇摇摆摆的木头鸭子十分相似，点头的动作整齐划一，无人抢先无人拖后。列奥·德拉蒙德走到法庭中央一个活动讲台前，开始为他的申请进行辩护。他讲话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没讲几分钟，就令人感到厌烦。他把那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的主要观点，又不厌其烦地概述了一遍。其主旨是：起诉大利保险公司是不适当的，因为骨髓移植并不包括在承保范围之列。此外，唐尼·雷·布莱克已经成年，不再是布莱克家的一员，是否应属于承保范围，这也是问题。
坦率地说，我对此人的表演颇感失望。我本来还以为可以目睹这位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耍出点儿耀眼夺目的把戏呢。在昨天之前，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盼着这一场前哨战。我想看看教养有素的律师德拉蒙德如何与吵吵嚷嚷的布鲁索争斗。
可是现在，要不是心里紧张，我听着听着准会打起瞌睡。他一口气不停地讲了15分钟。黑尔法官垂着头在看一篇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份杂志。20分钟啦，他还在啰嗦。戴克对我说过，他听说德拉蒙德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小时收费为250美元，出庭时则为350。这个价格比纽约和华盛顿低得多，但在孟菲斯却已是高不可攀了。他是有充分的理由，讲话慢慢腾腾翻来覆去的。收取这样高的费用，把问题讲透讲全事无巨细毫不遗漏，甚至讲得单调无味，也是很合算的嘛。
他手下3位律师在拍纸簿上不停地龙飞凤舞，显然是在拼命记下他们的头儿所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先是做了一番研究，然后便是起草答辩书，然后是把答辩书反复改几次，然后又答复我的答辩书，然后便是现在了，他们正在记录德拉蒙德的辩护词，而辩护词却又是直接摘自他们起草的答辩书！但他们这样干有利可图。据戴克估计，延利·布里特付给手下律师的费用，在办公室工作大概是每小时150美元，出席听证会和审讯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如果戴克的估计正确，那么这3个年轻的机器人，在这儿乱画乱涂1小时，每人就可拿到大约200美元。合计600美元。再加上德拉蒙德的350，我现在看着的精彩表演，几乎值到每小时1000美元！
坐在几位律师身后的那个人，年纪比较大，和德拉蒙德差不多。他没有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所以肯定不是律师。他或许是大利公司的一位代表，或许是公司的一位专职律师。
我把戴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用拍纸簿在我肩上拍了拍，我这才想起他的存在。他在我身后，一只手正从围栏上向我伸来。他想和我联络。在那本拍纸簿上，他写了两行字：“这家伙枯燥得要死，别脱开你写的提纲。压缩在10分钟之内。未见布鲁索？”
我没有转身，只是摇了摇头。似乎布鲁索可能就在这法庭里，只是谁也看他不见。
德拉蒙德讲了31分钟，总算结束了他的长篇独白。他那读书写字专用的眼镜，耷拉在鼻尖上。他是给学生讲课的教授！他趾高气扬地走回到座位上，对自己严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逻辑和惊人的概括能力，无比满足万分陶醉。他手下的那几个机器人，像听到号令似的，一齐把头朝他伸了过去，对他精彩的辩护，迅速表示由衷的赞美。全是一些马屁精！难怪他会这样目中无人，得意忘形。
我把拍纸簿放在讲台上，眼睛望着黑尔法官。此刻，他对我将要说的话，显得特别感兴趣。无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会凝神倾听。我虽然怕得要死，但既然已成了过河小卒，我只有拼命向前。
这件官司其实很简单。大利公司的拒绝，剥夺了我的委托人可能会保住性命的唯一医疗措施。公司的做法将把唐尼·雷·布莱克置于死地。我们是正确的一方，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一想到他那憔悴的面孔和瘦弱的身体，我全身就充满力量。他的形象使我愤怒难平。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用鸡毛蒜皮来转移法官和未来陪审团的视线。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