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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律师的怎么老想谈钱？”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包棵小姐。稍有疏忽，政府就会从你的财产里割走一大块肥肉。现在可以在你的钱上动点脑筋，如果考虑周密，就可以少交一大笔遗产税。”
她听了颇为不快。“那些法律上的废话，说半天我也摸不着头绪。”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呀，包棵小姐。”
“我看你是想让遗嘱里也有你的大名吧，”她说。依然对法律的麻烦感到不悦。
“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一边竭力装出一副十分震惊的样子，一边又竭力想掩饰被她识破时的惊讶。
“那些律师没有一个不想把名字放到我的遗嘱里去。”
“我很遗憾，包梯小姐，的确有一批骗人的律师。”
“钱德勒牧师正是这么说的。”
“这我相信。啦，我并不想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你能否告诉我你的钱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是房地产，股票证券，现金，还是别的投62资？了解钱如何存放，对于遗产规划极为重要。”
“全在一个地方。”
“好。什么地方？”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是的。这一言难尽哪，鲁迪。”
“告诉我，好吗？”
包娣小姐此刻和昨天在柏树花园不同，她现在有的是时间。她没有其他任务。博斯科不在场。不需要她监督午餐后的打扫清理，也不需要她担任棋赛的裁判。
她慢慢地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低头望着桌面，默默回想着过去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她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口中的假牙磕碰了一两次。“至少孟菲斯没有一个人知道。”
“怎么会呢？”我问，也许有点儿过于性急。
“我的孩子一无所知。”
“对钱一无所知？”我不信地问。
“哦，他们对钱的事知道一点。汤玛斯工作很勤奋，我们省下了很多钱。他在11年前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储蓄。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他们的老婆，相信这笔钱现在已增值到50万。但是他们对亚特兰大的事一无所知。给你加点儿咖啡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
“好。”她拿着我的杯子走到柜子边，放进半匙略略多一点咖啡，兑满不算热也不算冷的开水，然后便又走了回来。我用匙搅着咖啡，那模样仿佛是在准备享受一杯又香又浓又烫的意大利卡普契克咖啡。
我正视着她的眼睛，心里充满同情。“嗯，包娣小姐。如果这件事让你过于痛苦，我们不妨把它跳过去。你知道，谈谈关键的问题就成了。”
“这是一笔财产，我咋会痛苦？”
嘿，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好。那就请你告诉我，不必太具体，告诉我钱是怎么投资的。我特别关心不动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通常总是首先清理交税，而不动产却是最后的一招。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没有把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声音依然很轻。
“可你昨儿说你和肯尼思·钱德勒谈过啦。”
她在福米加塑料贴面上转动着咖啡杯，好久没有回答。“是的，我想我跟他谈过。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很可能说了一点点谎。而且钱是从哪来的，我肯定没有告诉他。”
“好。从哪来的呢？”
“我的第二个丈夫。”
“你的第二个丈夫？”
“是。托尼。”
“汤玛斯和托尼？”
“是。汤玛斯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我嫁给了托尼。他是亚特兰大人，他路过孟菲斯时我们相识的。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过了5年。仗是一直干个不停，后来他走了，回到亚特兰大。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眼睛里只有我的钱。”
“我搞糊涂啦！我想你刚才说过，钱是从托尼那儿来的。”
“我是说过，可是我没说他自己知道呀。说来话长。有些遗产什么的，托尼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托尼有个有钱的兄弟，那是个疯子，他们全家都是疯子，真的。就在托尼去世之前，他从疯子兄弟那儿继承了一笔钱。我是说，在托尼翘辫子之前两天，他兄弟先在佛罗里达断了气。托尼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除了一个老婆啥也没有留下。而那个老婆就是我。所以他们从亚特兰大跟我联系，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跟我联系，告诉我说，根据佐治亚州法律，我现在值一大笔钱。”
“多少钱？”
“比汤玛斯留给我的要多出老鼻子的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是现在才告诉了你。你不会说出来的，对吗，鲁迪？”
“包娣小姐，作为你的律师，我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宣过誓，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拒绝泄露内情权。”
“好极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你原来的律师？”我问。
“哦，他呀。不相信他。我只告诉他留赠给孩子们的数目，没有说出总数。可他一算出我有钱，就要我把他也放进遗嘱里面去。”
“但是你绝对没有把一切全告诉他？”
“绝对没有。”
“你没有告诉他总数？”
“没。”
如果我算得不错，她原来那份遗嘱留赠给儿孙的总数至少有2000万。所以起草遗嘱的那位同行至少知道了这个数。现在问题显然是：这位宝贝小老太究竟总共有多少钱？
“你准备把总数告诉我吗？”
“也许明天，鲁迪。也许明天告诉你。”
我们离开厨房，朝屋后的院子走去。她在玫瑰花丛旁边新装了一套喷灌设备，想让我一饱眼福。我神情专注地仔细观看，并且用热情洋溢的美好语言对它大大赞扬了一番。
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包娣小姐是老富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尤其是她的家人知道她有钱。她一直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现在作为一个靠绰绰有余的储蓄为生的80高龄的寡妇，她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
我们坐在装饰华丽的铁凳上，在幽暗中啜着毫无热气的咖啡，直到最后我找到了一长串的理由好让自己溜走。
为了维持自己的这种富裕的生活方式，我过去3年中，在距校园不远的尤吉酒家既当酒吧侍者又当跑堂。这个大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以带汁的洋葱汉堡包和圣帕特里克节①供应的生啤而远近闻名。从午餐开始到关门打烊，在冗长的营业时间里，一直吵吵嚷嚷又快快活活的。一罐淡啤在“周一之夜橄榄球大赛”时只卖一美元，其他时间则卖两美元。
①圣帕特里克节是在3月17日，是爱尔兰人过的节日。
店主名叫普林斯·托马斯，是个梳着马尾巴辫子的古怪家伙，长得又粗又大，而他的自负甚至比他的身躯还要厉害。他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广大的人之一，喜欢干些标新立异的勾当，让自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让自己的尊容在电视晚间新闻中出现。他组织逐店饮酒和湿T恤比赛②。他曾要求市府批准他这样的酒店通宵营业，而市府却对他提出起诉，指控他犯有种种罪行。他喜欢被人起诉。只要你能说出他的罪名，他就可以组织一批人马，设法使之合法化。
②一种低级趣味的比赛。女孩子们穿着湿透了的T恤，比谁线条最突出，最性感。
普林斯对尤吉酒家的管理颇为松弛。我们这些雇员按自定的时间上下班，自己处理小费，各干各的活，很少有人干涉监督。而且业务也并不复杂。只要柜台上有足够的啤酒，厨房里有足够的碎牛肉，酒店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普林斯喜欢在柜台上忙活，招呼那些漂亮的女学生，把她们领进火车座，和她们打情骂俏，而且往往总是使自己丢人现丑。他喜欢坐在靠近大屏幕的桌子上，对正在播出的体育比赛跟人打赌。他身材魁梧，手臂粗壮，店里发生武斗时偶尔也会出面制止。
普林斯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一面。有人传说他卷入了皮肉行业。在这个城市里，脱衣舞俱乐部十分兴旺发达，而他那些所谓的合伙人都有过前科。这在报纸上时有所闻。他曾经上过两次法庭，一次是因为赌博，一次是因为担当赌注登记经纪人，但两次庭审都因为陪审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不了了之。在他那儿打了3年工之后，我对两件事已深信不疑。一是尤古酒家收到的现金，他大多不入账。我估计每周至少有2000块，一年高达10万之巨。二是他用尤吉酒家来掩护他那个小小的腐朽王国，通过它洗钱，并且使它显出一种经营不善营业亏损的模样，以便逃避税收。他在地下室里有个办公室，他就在那个没有窗户十分安全的房间里会见他那一帮狐朋狗友。
对这一切我才不管呢。他对我一直不错。我每小时挣5块，一周打工20小时左右。由于顾客全是学生，因而小费不多。考试期间，我可以调班。每天起码有5个学生来找工作。所以能有这份工作，我已经觉得运气不错了。
再说，不管尤吉酒家可能还搞其他什么花样，它却是一个学生常光顾的地方。一年以前，普林斯按照孟菲斯州大校旗的颜色，把它粉刷成蓝灰相间，焕然一新。墙上挂满了球队的锦旗和镶着镜框的体育明星的照片。虎将劲敌的照片比比皆是。它离校园又很近，因而总是挤满了大学生，他们在这儿谈笑调情，一坐就是几小时。
今儿晚上普林斯正在看一场球赛。棒球赛季刚开始不久，但他已经确信布雷弗斯队肯定能进入秋季决赛。只要有球类比赛，他都愿与人打赌，但他最喜欢的却是布雷弗斯队。他们与谁比赛，在哪里比赛，谁投球，谁受了伤，这一切对普林斯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反正都是把宝押在布雷弗斯队上。
我今夜在酒吧当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时刻注意把他杯中的朗姆酒和开胃水斟满。当戴夫·贾斯蒂斯漂亮地打出了本垒打时，他高兴得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然后从一个学生手上接过了几张钞票。他们赌的是谁将首先打出本垒打，是戴夫·贾斯蒂斯还是巴里·邦兹？我曾见过他用比这更荒唐的题目打赌：在第三局中，投给第二击球手的第一个球是坏球还是好球？
我今天晚上幸好无需在大堂里侍候客人。头仍在痛，我得尽量少走动。而且我可以从冰柜里取出啤酒，偶尔喝它几口。普林斯并不在乎他的侍者间或拐点儿酒。
我将来会怀念这个工作的。或许会的吧？
前面一个火车座里坐的是法学院的学生。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都是我的同窗，三年级学生，而且可能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当你还是个低年级的学生时，当个酒吧侍者或者跑堂并无伤大雅，而且在尤吉打工实际上还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毕业，那时候这种可取之处就会突然消失，我的处境将比一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还要糟糕。我将成为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一个统计数字，又一个在律师行业的筛选中被淘汰的法学院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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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何种标准把奥布里·H．朗法律事务所作为首选的进攻目标，老实说，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想，这与它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多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