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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方式。我可以把我八年来的经历描述为‘通向星星的路程’”。
应该说，这段话也可以代表大部分当前在中国有理想的、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人士的经历、甘苦和心情。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廖晓义和“北京地球村”
４ 梁从诫和“自然之友”
梁从诫是中国最早的环保志愿人士之一。他从最初保护云南的金丝猴开始，逐步发展到保护其他稀有动物、森林、水资源等等。他于1994年创办“自然之友”，其主管单位就是他任教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其实与他从事的环保工作并无关系。现在“自然之友”已有1000多个个人会员、20多个团体会员。梁是名人之后——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音之子，本人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宣传上多少有些优势，“自然之友”现在是中国最著名的倡导环保的组织之一。其资助来源大部分来自境外，包括福特、拯救未来协会、壳牌石油公司以及香港一些企业等。近年来大陆的捐助也日益增加，其数目接近国际资助。
另外梁从诫也用他的影响支持其他一些活动，如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活动。他以70高龄走访了海拔4000米高的可可西里高原，同时他也是可可西里纪录片和民间保护藏羚羊志愿者组织“藏羚羊团队”的热心支持者，为他们做了许多宣传工作。
５ 廖晓义和“北京地球村”
廖晓义是留美归国学生，是我国热心倡导环保的民间志愿先驱之一。她于1996年在北京成立“北京地球村”，以宣传和提高公众对环保的觉悟为宗旨。最初的资金来自她个人的捐赠。由于她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赢得了国内外声誉，赞助也随之而来，包括国际基金会。目前“地球村”在北京有办公室、十几名全职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有志愿工作者网，成员达4000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在广西的访问以环保为主题，廖晓义曾代表环保人士参与同他的座谈。“地球村”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教育。其活动有： 在中央电视台曾开辟“环保时间”的栏目，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并推动公民监督当地政府的环保政策；举办培训班，发表学术研究报告；组织专家网，向决策者提供环保问题的咨询服务等等。“地球村”还与国家环保局合作编印了中国第一部《公民环保指南》。
以上是几个成功的例子。这几位私人公益家及其事业有几个共同点：
（1） 个人的动机来自一种对社会的使命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极端执着，足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2） 有思想、能实践、知识水平较高，能提出有创造性的方法，并懂得经营和操作。如“小额贷款”、富平学校以及“星星雨”等机构，从一开始就按照国际规范，财务透明，一丝不苟，经得起任何方面的审查。
（3） 或是由于自己的学识成就的背景，享有一定的声誉，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或是通过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和成绩赢得声誉和信任，有能力、有机会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以上几条都是私人公益事业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他们遇到的困难也是相似的： 首先是卡在主管单位这一关，无法便捷地作为非营利组织注册，因而不能大规模公开募捐，也不能名正言顺地享受税收优惠。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靠自己超常的毅力和灵活的智能。这里个人因素起很大作用，于是接班人问题就涉及组织的延续。例如梁从诫与茅于轼都已超过70岁，进一步使其事业制度化已经提上日程。这方面，富平学校做得较好。如果扶贫基金会最终能成功地建立起来，对中国的私人公益事业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先例。其他的私人公益组织凡是比较成功的，大多有以上的特点。
另外一些自发的私人公益活动就没有那么幸运，有的开始时得到媒体宣传，一时很为公众看好，但不久就销声匿迹，或出了问题，甚至变成丑闻。这里举一个为媒体广为报道的例子，即“胡妈妈”的“中华绿荫儿童村”。
“胡妈妈”本名胡曼莉，是武汉一名中学英文教员。据最初的报道称，她于1989年的一天，清早开门发现门口有两个被抛弃的婴儿，出于怜悯，她把他们抱回家抚养。后来见到这类弃婴事件很多，就起意办一个收容弃婴的孤儿院。1992年，她成立了“中华绿荫儿童村”，在武汉民政局注册，有了可以在社会上募捐的合法身份。收容的婴儿越来越多，她又负责为他们找寻抚养的家庭，久之便与“美国妈妈联谊会”取得了联系，并且接受了后者大量捐助。在一段时期内，她与她的“绿荫村”是媒体宣传的对象，她本人还到过北京，争取到与一位副总理合影。这张合影给了她在当地领导面前很大的资本，并有助于她集资。1995年她在福建一座寺庙前举办劝募活动取得很大成功，因此认为福建人比较慷慨，就把“绿荫村”搬到了福州。1999年，她作为“美国妈妈联谊会”的代理人到云南丽江，主持成立“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直到2001年4月，她还以富于爱心的“中国母亲”形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上。但是同年6月，“美国妈妈联谊会”就把她告上法庭，称她在联谊会捐助的巨额款项上有欺诈行为。在此以前已经有人揭发她一些问题，在“美国妈妈联谊会”的诉讼过程中，各种内幕逐渐揭露出来。据说在福建那次集资活动中人们已经发现她许多欺骗行为，她对那些儿童的态度也是人前人后截然不同，私下甚至有虐待行为。更重要的是她的账目混乱，经不起审查。在此以后，民政部表示从来没有批准过这一儿童村，因为根据我国规定，个人无权进行孤儿收养的业务。单从目前媒体已披露的情况来看，局外人无从判断胡曼莉是从一开始就存心以公益为名骗取名利，还是以行善始，由于管理不规范，逐渐为名利所腐蚀。无论如何，她曾在武汉正式注册。这样一个管理混乱的组织能存在这么久，而且获得如此高的声誉，说明在这方面严重缺乏监督机制，也说明人们对营利与非营利活动的界线认定混乱。这不是个别例子，类似的案例常有披露。更多的并非由于欺诈，而是由于得不到合法地位，或缺乏理解和支持，难以为继。如果对民间公益活动政策明朗化，法规合理化，同时健全监督机制，诸如胡曼莉这种案例是可以避免的。
不过，由于民间公益活动是应时代所需而产生的事物，代表进步的潮流，有很强的生命力，在艰难的条件下还是百花齐放、发展壮大，良性的、成功的活动还是远超过失败的例子。其贡献不仅在于帮助需要的对象，更在于提高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觉悟。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企业家的觉醒
（二） 企业家的觉醒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事物。第一批出现的“新富”多是农民出身，从乡镇企业发家。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现代观念。有些人暴富之后，或是自己，或是其家人开始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比较普遍的传统思想是把财产留给子孙。有时也慷慨解囊，但多为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例如赠予足球俱乐部或歌星演唱会之类。曾有一名富商公开宣布送给一位当红影星一座别墅，引起舆论哗然。事实上此类捐赠目的往往是为自己或企业作宣传。当然也有为慈善事业的捐赠，但大多是救急性的，如水旱、地震等天灾，或经媒体报道的患重症的儿童医药费等等。不过，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企业经历了向现代化的转变，人员的成分和观念也有很大的转变。这主要指民营企业，也包括国营乃至合资企业。从２０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那些有幸“先富起来”的人社会责任感也在提高。从个别分散的个人追求迅速发展成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并体现到行动上。以下举例为证：
１ 光彩事业
这是最早的民营企业联合的扶贫行动，也是比较成功的。组织的名称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下简称“光彩协会”）。1994年 4月，10位民营企业家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议上联名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其宗旨是：“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民营企业为参与主体，包括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共求发展，共谋利益，共创利润，共享文明安乐，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
这项光彩事业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单纯的捐款，而是组织民营企业在贫困地区投资办实业，于企业和当地人民两利。中国传统观念是“义”与“利”对立，而这项计划则是提倡“义利兼顾”，其解释是： 既坚持和提倡对祖国尽义务，对社会尽责任，又承认和尊重个人的合法利益，达到二者统一。从企业的自身优势和特点出发，按企业行为和经济行为的规律办事，从而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条件。
活动内容以参与西部大开发为重点，面向“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其运作方式是把一个个项目作为具体目标和服务对象，以项目投资为中心，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发展贸易，并通过包括捐赠在内的多种方式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进步。凡参加此项计划的企业人士必须每年为贫困地区培训一千名人员，并吸收他们参加自己的企业，为当地的发展作出贡献。以项目为根据和基础，建立起政策、资金、信息、宣传和社会荣誉等支撑系统。
这项计划有多方面的作用： 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扩大社会就业渠道，包括帮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促进社会进步，增强民族团结，发展人权事业；帮助非公有制企业界人士提高自身素质，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等等。除此之外，它从一开始就以“为政府分忧”为宗旨之一，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带有统一战线性质。因此它没有其他民间自发组织所遇到的困难。“光彩协会”的主管单位是统战部，在民政部注册为全国性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事实上，它还带有中国特色的公私合营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民营企业代表，但是会长是历届统战部部长，秘书长是统战部副部长兼全国工商联副会长胡德平。民营企业的代表则列名于副会长和副秘书长。
这一计划属于比较成功的范例。根据其发布的报告数字，截至2003年9月20日，投资类实施项目9765个，参与企业家人数14407人，到位资金总额523。73亿元，培训人数200。35万人，就业人数210。24万人，扶贫人数459。46万人；捐赠类项目10536个，参与企业家人数13684人，捐赠总额85。04亿元。捐赠的内容除救灾外，重点为学校（包括新建学校和改善原有学校的条件）以及为残疾人建立福利工厂等。至于投资项目则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从在云南边远地区开辟香蕉农场到在西藏建立藏药制药厂等等。特别是在中缅边境有名的毒品“金三角”地区把种罂粟的农场改造成种柠檬的农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