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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项研究接近尾声的时候，Ｍ０５也有了一次新的外遇。而这一次久寂之后的外遇，使他焕发了自信，点燃了他内心沉默的欲望，他又开始兴致勃勃地猎艳了。
我们与其说，多性伙伴行为者会因为经历的增多而对性的兴趣和敏感度下降，不如说，他们只会对某一个已经相处良久的性伙伴的兴趣和敏感度下降，而对于新的、陌生的性伙伴的兴趣，却似乎越来越浓了。
如果要套用埃默森的理论，我们也只能说，多性伙伴行为者对同一个性对象可能遵循“获得越多，自感价值越低” 的满足原则或价值调适原则，但对于性爱这件事本身却与此原则无关。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与一般的物品是有很大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一些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而这也许可能仅仅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差别，正是多性伙伴行为者去探究的乐趣所在，强烈地吸引着他们的兴趣。
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一章中提出假设时，我设想多性伙伴行为者“一部分人不断寻求更刺激、更与传统社会控制相悖的方式，如换妻、群交、ＳＭ，等等；另一部分人则渴望回归传统的爱情关系，渴望回归稳定的、平静的家庭生活。”研究显示，不仅后一个假设被否定了，前一个假设同样也没有得到支持。受访者中少数选择或渴望ＳＭ、换妻、多人性交的人，与他们经历性伙伴的多少没有任何关联，而只与他们内心原本的好奇、反叛意识有关联。
性，确实是可以让人上瘾的。
第八章 社会网·社会交换·社会性别拒绝安全套的背后（1）
拒绝安全套的背后，是男权文化的深刻影响
我们在第一章介绍的英文调查统计结果已经显示，多性伙伴行为者中的绝大多数不经常使用安全套。著名的芝加哥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越是性伙伴多的人；就越倾向于跟那些相知不深的人发生性活动……那些性伙伴最多的人们；也更倾向于从事风险大的性行为――无防护的性交。” （罗伯特·迈克尔等；1996：282）“人口中性生活最为活跃的人们；也
就是那些被传染上艾滋病毒的风险最大的人们；好像并没有因为害怕艾滋病而改变他们的行为。”（罗伯特·迈克尔等；1996：151）
同英语学术界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定量调查结果相一致，本研究中个案访谈的对象；除极个别人外；均极少使用安全套，有的人甚至从来不使用安全套。即使在戴安全套的人当中，绝大多数可能还是基于避孕而非预防性传播疾病或艾滋病的考虑。
大多数男人戴安全套通常会影响他们的生理快感，这是不需要论证的。在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中，只有一位女性说，她也不愿意戴安全套，因为那也会影响她的快感：“不采取安全套是因为我觉得那样自己不舒服、不自在。”（Ｆ０４）她说在自己同１５个男人的性关系中，只和其中四个人偶尔使用过几次安全套，但也“只是用于避孕”。我们不能肯定说其它所有女性受访者都百分之百地认为戴安全套对她们的感受没有任何影响，但仅从她们对此一字未提这一点也可以看到，至少这对她们来说不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绝大多数并不会因为男性戴安全套而使自己“不舒服、不自在”的女性在性生活中不坚持要求对方使用安全套呢？是她们不知道多性伙伴行为的高危性吗？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主要原因。
“对艾滋病的知识道理我都很明白，但仍然感觉艾滋病离我很远，没有一个我认识或听说过的人得了艾滋病。”（Ｆ０１）
“我接触的男人还都是比较单纯的，没有艾滋病的威胁。”（Ｆ０３）
“不戴，艾滋离我不远。”（Ｆ０９）
但是，即使对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很担忧的人，也很少戴安全套，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进而去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Ｆ０７是此项研究中性伙伴数最多的人，她曾反复向我强调自己不怕艾滋病：
“我从来没怕过艾滋病，我也不想去检查，起码我知道我现在没有得它，也没有任何性病。至于将来真的不幸染上了，我想会有当医生的朋友愿意为我实行安乐死的。我已经和你说过，我现在的日子是捡来的，已经多活了很多年了，我知足。我这辈子已经没有白活了，只要我想做的，能做到的事，我都做了，我抓住了我生活的每一天，享受了它，挥霍了它，我没什么好遗憾的。全世界那么多人，有谁因为有过不洁的性生活就去做艾滋检查呢？我知道艾滋病有潜伏期，时间不等，三四年或者更多，这时的人是带菌者，会传染别人。没准我现在也是个带菌者，嘻！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对于没有治愈办法的病，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是的，这样会很不负责地传给别人，那也只好是他为‘性’做出了牺牲了，就象我如果被别人传上，也是为‘性’做出了牺牲。人只要活着，就有各种各样得病的机会。怕，又有什么用？得了癌症不一样可怕？还有其它很多莫明其妙的病在等着人们，你防的过来吗？你非常小心地过一生，或为了怕艾滋一辈子不做爱，可你能一辈子不吃饭吗？人吃五谷杂粮，能不得病吗？你不死于艾滋，就不会死于别的病了吗？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我的命没那么值钱，我活的够本了。”
当深究下去，就会发现，Ｆ０７上面这番慷慨表述很大程度上是无可奈何状态下给自己打气。在后来的谈话中，她承认：“有个聊天室里的男人都是有很多性伙伴的，他们在那里干的就是不停地找女性伙伴。现在我很少在那里找了，我可不敢得病，我要得了性病，传染的面就太大了，为了我，也为了大家，我家常年备有避孕套。”
然而，事实上，“常备安全套”的Ｆ０７，在和完全陌生的人做爱的时候仍然不坚持使用安全套。她向我讲述过一次在网络聊天室和一个男子第一次聊天，一小时后便约他来自己家，而那个男人进屋后就把她抱到床上做爱，二人甚至连话都没有说几句。因为从她的描述过程中我没有听到戴安全套的细节，所以追问，Ｆ０７由此承认，虽然她也想过让每个陌生性伴都戴套，但事实上很少做到。
饶幸心理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至少是用来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
“据我所知，大多数男人在和其他女人做爱时没有安全措施，原因是麻痹大意和怕麻烦。对于艾滋病的危胁，每个人都怕，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会中彩，就象非典时期的心态。”（Ｆ０５）
这种侥幸心理，在男人那里是和女人一样的：“我从不戴套。我很怕艾滋病，性最活跃的那几年，每次听到别人说艾滋病多厉害时，我都胆战心惊，但过后就放松了。我也想戴，可戴着实在不爽，我常不能很好地勃起。据我所知她们同别人也几乎从不戴套。艾滋病离性自由人群很近，但情急之下顾不了那么多，有侥幸心理。我知道这样不好。所以我总是用她们都不算太放纵的人来安慰自己。”（Ｍ０５）
第八章 社会网·社会交换·社会性别拒绝安全套的背后（2）
更多的人强调，是否戴安全套取决于对性伴是否了解和信任。
“和第八个男人，就是那个网友的一夜情，我要求下戴了安全套。”（Ｆ０３）
“要看熟悉的程度，比较了解的人我会事先征求他的同意，是否可以戴安全套，如果对方反对的话，我也就不强求。陌生人一定得戴，否则免谈。”（Ｆ０５）
戴安全套也让自己感觉很不爽的Ｆ０４便提到，和一位黑人留学生，以及和一位住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做爱的时候戴安全套，“为了防止性病和艾滋病。”
“我担心会被染上性病或艾滋病。我不喜欢同陌生人，而我的一位女友却只同陌生人有性关系，她认为同陌生人会安全，他们不会纠缠你，抛弃的时候可以毫不留情。她的安全概念是从社会关系角度定义的，而我的安全概念是从生理健康角度定义的。我觉得如果是熟人，更放心。以往的性关系中，对于那些已婚的，我认为他们相对安全，不会有特别多的性伙伴，而且他们自己也要防病来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所以我和他们做爱的时候通常不戴安全套。但是，如果一开始不太了解他们的生活，不太熟，我会要求戴。熟了，也就坚持不住了，不戴了。” （Ｆ１４）
但是，深入一问，便会发现，这种“了解”并不可靠。研究者追问Ｆ１４：“但是，你这种认为谁会安全谁会不安全的标准只是一种熟识的标准，并不是真的判断他们是否会有病的标准，所以是建立在不充分假设的基础上的？”Ｆ１４承认：“是的。”
Ｆ１３也有同样的表述：“一夜的都要戴。除非我跟这个人有过很多次，比较熟，或者是我知道他的一些背景什么的，觉得不会有问题。……就是说一夜的，或者初次不是很了解的，我都会要求他们有措施。像我知道，那两个已婚的男人，除了我就是他老婆，所以有时候我就无所谓。”
即使是曾经得过性病的Ｆ０６，大多数时候也仍然不戴安全套：“不戴。因为我没有一夜情。我怕得病，但觉得他们都安全，因为不是一夜情。”而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Ｆ０６的情人中有许多是多性伙伴的，而他们的性伙伴中也有很多是多性伙伴的。所以，只以是否是“一夜情”一决定是否戴安全套，对于预防性传播疾病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事实上，除了和极少数完全陌生的人做爱的时候，女性不具备掌控是否戴安全套的权力，这一权力在男人手中。我们只听到女人陈述说想让对方戴套而做不到，却没有听到一个男人陈述说，当他想戴套的时候会有女方反对。
“对于我８０％以上的时候戴安全套。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自慰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情形也戴安全套一样，戴与不戴套对我的生理感觉几乎没有差别。对于不信任的人，我一定要戴套，怕她有病，怕怀孕后不好解决，被她赖上。而在安全期，对于那些行为上不太乱的人，有感觉、有信任的人，我才可以偶尔不戴。比如和那位业务伙伴，我就一直戴套；而同十六七岁时爱的女孩子，在她安全期的时候就不戴套。”（Ｍ１０）
男人们更多地只是在和“小姐”做爱的时候使用安全套。Ｍ０３称自己“大多情况下都采取安全措施”，当研究者追问“大多数时候”是什么时候时，他说：“和卖淫女做的时候。”
“我不喜欢戴安全套，会影响感觉，很不好。但是同小姐的时候都是要戴的，同非小姐都不戴。我都会在有过谈话之后，认为相互了解、信任之后才做爱，所以至少没有出现过问题。”（Ｍ０７）
“和小姐做爱的时候从来都戴安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