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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画面人物的装束——尤其是士兵，头戴缀有红缨的盔帽，脚穿粉底靴，与明代士兵装束相似。至于五名武将和诸葛亮旁边、手持上面插了黑白花翎毛的门枪旗的中军所戴的帽子，也极是别致；兵将们的盔帽，有缀了红绒球的硬扎盔，也有没红绒球的尉迟敬德式四轮扎巾、秦琼式云冠扎巾等。
非常有兴趣、有耐心地推测这幅画可能归属过的主人、讲叙的画面，还原或组合有关的故事，我的意思是说，今时能找到的绵竹年画资料里，并没有这么一幅画；而且，它出现在法国远离红尘的Lemanoir黑屋里，至少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或许，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地去猜测、构想出来的故事是（乘机带入我自己的某次经历）：在洋人可以进出中国的十九世纪，圆明园还没有被火烧，老柏家的Lemanoir第十五抑或十六任堡主的管家或厨娘——的某位亲友，辗转去了东方，到了中国，步进了四川盆地。适逢腊月岁前的农闲时节，售卖年货的墟场挤满赶集的人，其中也包括这位“亲友”。他走进了书画长廊，（就像二十世纪末，我去到四川成都，走在锦江宾馆外面的人行道上，那里已经是著名的画市）专注地仰高下巴，在随风飘摇的彩画花纸中（我发现了一个手绘“梁山好汉一百○八将”长卷），他发现了这幅没有上下题款的年画（我爱的那幅“一百○八将”也没有任何文字），经过指点比划的艰辛过程，他成了这幅画的主人（我快乐地成为“一百○八将”的主人）。卷好包好带回法国，变成了礼物，（我却舍不得送给人，总是心思思地兀自盘算：几时去骚扰我那位幽居在西贡的书法家朋友，请他为好汉们逐一正名）来到老柏家的Lemanoir……
重组故事是虚构，这样虚构也没有什么不好；法国人酷爱中国文化，由来已久。我有位住在巴黎的朋友，有空就逛跳蚤市场，成了习惯，顺手买下的“中国文物”不计其数，仅是年画，像“唐伯虎与五美”“二十四节令图”等，都不见经传……忽然想起一位懂行的朋友说过的话：别提一百○四年前的八国联军效仿成吉思汗军攻陷城池即任由士兵抢掠三天的“北京惨痛史”，仅一八六○年火烧圆明园时，已是中国文物流落欧洲最无忌的日子。
呵呵中国文物。
在法国人的古老大屋里，发现了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民间老画，想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说辽阔一点，不过是万流归了大海罢。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蒲公英（1）
张让（美国）
我站在窗口，院中新抽的细草中两株蒲公英。
1
月历上记三月二十日开春，但是春天并没有来。依旧是冷，冬迟迟不肯退去。过了一个月，近四月底，春风不送暖，多雨。有时阳光高照，射进屋里来。然而窗户紧闭，因为那风带着刀气——春寒翦翦。在树木抽芽，草色绿遍之前，野地上蒲公英已经开了花。簇簇金黄，仿佛阳光猛然从地里冒出来。像喇叭水仙，蒲公英是春天的第一个颜色。在视野仍然枯寂的时候，鸟在枝头鸣叫，地上，金黄一片洒开，蒲公英也叫得响亮。
2
路边野地上一片蒲公英。耀眼夺目，是自然无心的创造，不需刻意去追求。也许因为如此，蒲公英的身分低微，近乎卑贱。美国人家在草坪上洒了药，专为了杀蒲公英，追求草地上不舍一丝杂质的纯粹。一片绿得彻底的草坪，因此暗示了某种宗教的严厉。
然而一片新整翠绿的草坪再乏味不过，是死去的风景。像将树木如棋盘一列列种得笔直，我看不出那美。美是秩序，但秩序未必是美。中国人说“错落有致”，那其中有无心的规律，和谐，是看来不费一丝力气的美。像山与水的交错，花与木的间杂。像草原上各色各样的野花。我总在西方的草坪中看见人强硬的意志，那意志必得诛杀蒲公英，将任何一丝黄色铲除，直到那草色划一地回答：“我服从！”
A
我和阿妮可各自用一把小刀，从土里掘出带根的蒲公英。才是初春，出土不久的蒲公英草叶细瘦，有的已结小而硬实的花苞，仍未开花。最好不要已结花苞的，阿妮可告诉我。我从未采过蒲公英做菜。
我们在草坡上找寻，弯着腰，看见了便蹲下身，用水果刀切进土里。大约五点前后，光斜斜从身后照来。一匹马在坡下吃草，不时摇晃尾巴。我们边掘边谈，装满了一桶便上坡向屋子走去。收拾好这半天来在屋内屋外散置的东西，重新开车回半小时以外的小城，巴尚松。
在阿妮可和史高特家里，我和阿妮可将蒲公英捡洗干净，阿妮可在里面加了白煮蛋和炸香的火腿、面包，拌上佐料做成沙拉。微涩微苦，细叶嚼在口中如草。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蒲公英。
B
阿妮可和史高特是我和B多年前在安那堡认识的朋友。后来他们去了法国，我们接连搬家，便几乎失去了联络。去年我们回安那堡，在那里过了整个暑假。我先回东岸一阵，在那期间，一晚B从书店出来，竟遇上正回国访亲的史高特和阿妮可，就此又联络上。今年三月，借B到法国开会的机会，我们顺便度假旅行，到巴尚松探访他们。
我们已事先写信通知，也得到回信。但是只有地址而无电话号码，又未讲定那天几点到，我们并无把握能找得到他们。我们到巴尚松时已是晚上九点以后。本来应该在狄将换火车，却因为差错到了里昂。重新买票上车，延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从火车站我们搭计程车到他们住的巴通街。计程车驶过蜿蜒狭窄的路，不久停在一条窄街上的一扇黑色铁门前。门上，正是我们寻找的住址。
铁门看来陈旧森严，在并不明亮的黄色路灯下，似乎不像有人住。我们想也许到错了地方。B推开门，里面漆黑如洞。他伸手摸到开关，打开灯，一条“甬道”通向里面，我们提起行李往前走去。左边墙上有一排信箱，我们找到他们的。信箱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告诉我们往前走，推开尽头右边的门，穿过小院子，台阶上的门右边那家即是。我们重新往前走，因为确知能见到他们而喜悦微笑。若B在安那堡的匆匆一面不算，我们应有五年未见面了。
C
我在札记上写：
上次我见到阿妮可，她正怀着第一个女儿，大约四五年前。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身体和心理上都不一样了。生养两个小孩显然使她苍老了。她的脸看来有疲惫之色，眼角也生出细纹。可是心理上她变得十分坚强，像一个必须付出供给和保护的母亲。我感觉到在她里面有什么东西硬如铁石，也许每个母亲都有这品质。这种“硬”不同于男人的硬。男人硬在表面，女人（尤其身为母亲的女人）硬在里面，尽管外表上显得柔弱。也许这种品质来自于为别人而活，尤其当那“别人”是你的血肉。由理性导出的仁善之心是否能给人同样的强度？似平凡是出自理性思考的善和出自本能的爱一比便苍白失色。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蒲公英（2）
我发现这种来自身为母亲的特殊力量有些可怕。它像一股盲目的力，强大到足以创造，也足以毁灭。所以一个亲爱的母亲很容易便成为暴君、怪物。为了不成为暴君，一个母亲必须忍受绝顶的痛苦去学习放手。这不是容易的事。做母亲是同时在天堂，也在地狱。
在我看来，一个母亲就像原野中的兽，没有思考可言，只有本能。如果说凡是出于自然的便是美，身为母亲这件事就是美的。否则，正如自然是既丑恶又美丽，为人母亲也是。
阿妮可谈到做女人的特权。身为女人给予女人做母亲的门票，男人便没有这机会。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创造生命是件神奇的事。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很大，像宇宙。同时也变得比较肯定，倾向于生而不倾向于死。
所有的女人都这样觉得吗？是不是所有女人在成为母亲时，突然都觉得比男人优越？这种权力之感维持多久？女人能够以自己的生育能力为武器来反对男人，轻视男人吗？这是谈及女性主义时必得深入的关键问题。
D
我们在巴尚松两天三夜，之后启程往巴黎。在那短暂的几天里，我们花许多时间散步、聊天和吃，每一件都愉快令人回味。我记得我们的谈话，尤其是阿妮可谈她成长的心路历程。
每个女人都有她成长的心路历程，正如每个男人都有自身的经历。不同的是，男人必须学习如何扩张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的极限，而女人必须学习限缩自己，克制扩张的欲望，至少，在女权运动取得任何成果以前如此。现在男女有中性化的倾向，一个理想的人不是传统定义下的男人或女人，而就某个程度而言，是两者中和、均衡的人。然而这仍是我们在搜索肯定的典型，实际上，男女走不同的道路，最后对彼此达到不同的理解与期待。
在巴尚松时，我们的谈话不免涉及男人与女人。我们各有观点，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异性进行剖析、批判。女人比较喜欢控制别人，对大小事情斤斤计较。男人比较散漫；没有组织能力，又粗心大意，凡事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女人如何，男人如何。两方各自振振有辞，觉得自己观察入微，体会深刻。说服对方几不可能，因为我们既不是很有系统又很精密地在谈，最后只能停留在表面，一些浮泛的印象和言辞，像大部分的争辩。然而可确定的一点是，除了生理差异，男女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不一样，只是我们不清楚这差异是来自先天，还是后天。
E
阿妮可说：
我年轻一些的时候很厌憎做女人。我抽烟，打扮得像男的，一点也不要和女人沾上边。我很愤怒，一心要反抗。到我怀孕以后，整个都变了。我变得非常女性化，回过头来追求女人味的东西。我把头发剪了，整个人觉得清爽许多。以前我喜欢晦暗的颜色，现在我喜欢各色各样的颜色。我以前要做男人，现在我要做很女人的女人。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我变得高兴了，充满希望，觉得许多事都可能。有一个生命在你身体里，那是奇迹。你觉得自己变得很大，无所不能。没错，怀孕是很辛苦的事，你行动不便，腿上生静脉瘤。生产会痛，不容易。但是事后，你有一个小孩。那种感觉，跟你以前的痛比起来都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