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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个人,说的是“我是香港人”。
台北
选举的月份,遇见的人都问:回不回去投票?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流离(4)
是有成群结队的台湾朋友集体购买航空公司的选举特价票,满腔热情。
我跟国民党没什么过不去,跟民进党也没交情。腼腆对政治,缺乏热情与又不理解,还有二十年时空疏离,说来说去就是那一句:相信民意,事实是缺乏主见。
回来做什么?即使平常日子,见面的朋友总是这样问。好像回家总该有个理由。
其实,只是很久没有回家,而家,总是要回;燕鸟南飞、流水东向,家早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定向,我没有选择。
看不懂报纸的新词语,理不清那里的政治,回到生长的地方,再不明白那里的事,偶然读报纸,感觉饥渴,仓惶、焦虑,之后自卑。
文化小背心,副刊的标题这样写。我也要一件,再给我一顶乡土草帽,我还要一件绿色的环保夹克,一双艺术的高跟鞋,再一双资本主义的玻璃丝袜,最后装上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脑袋。我没有后现代,也不是新品种,跟不上e世代,又不是网路族;作为一个现代人,我赶不上时间,跟不上时代,积累每天读不完的书刊,拖延报税的日子,将近二十年没有校正的户口,户籍不知不觉消失;我不是失踪,也没有死亡,只是一个游移不定的存在。
你说话不一样,你口气不一样,你不是这里的人!
司机这样说的时候,带着同情、谅解和好奇。
你怎么会不知道台大旁边有个诚品书店?
当他们都风靡看足球的时候,我在伦敦城北,一条叫Warltersvill的路上,早晨七点,台北那里的下午两点,英格兰对巴西,球赛开场后第一声欢呼,把我从睡梦中吵醒,那声震云霄的狂喜叫嚣,划破整条街的宁静。
九十分钟之后,球赛输了,整条街安静下来。
世界两极同时为同一个金发男子疯狂,没有时区地域种族文化政治信仰的差别,我们的贝克汉姆。
一时模糊了自己的身世与来处。我已经没有乡愁,我只有迷惘!
这里那里
这里的天气干燥,空气里飘浮着各式尘埃,她老打喷嚏,鼻子红,眼睛肿。
那里的天气太冷,她鼻尖老是冻红。
这里的天气潮湿,梅雨不停,湿气沁透到骨髓里,关节都起了病变,况且太热,成天昏睡头疼。
春天有花粉热,夏天怕蚊子跳蚤,秋天总是忧郁,冬天又有懒病,她以为老天存心和她过不去,想尽办法从这里搬去那里。
生活尽有借口和理由。
流离
韩国杂货店里的人跟我说韩国话,日本餐厅里的人跟我说日语,到了香港,那里的人当我是大陆同胞,在我出生的家乡,没有一个年轻孩子识得我面孔,而当年读书工作的台北,已经是一个拒绝指认我的城市!
年轻的时候,总想去外面的世界,过一点不一样的生活,看一些不一样的事,之后去了北半球,西北半球,再回到赤道边缘,大陆性气候,海洋性气候,亚热带,与同种族同肤色的人在一国两制的时空里,演练另一种生活。
美国护照上要求持照人用铅笔填写姓名住址,方便更改。这年头大家搬来搬去,从一个区搬往另一个区,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从一个国到另一个国,地球村里游移的国际人士,世界上每一个大城市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外籍人士”。整个欧洲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从巴黎到布鲁塞尔,从巴塞罗纳到柏林,都在一个“境内”,不需要签证,一个人可以来去自如,结婚、工作、买房子、生孩子。已经没有所谓的永久住址。伦敦让任何在该城市居住三个月以上的人以“永久居民”身份享受公共医疗设施。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分子,犹太人以撒?柏林说要对自己的孤独感有特殊的理解,还要明白人多么需要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的自在感。他说:“归属感不只是拥有土地和国家,它还需要获得别人的理解,同时,接受自己的生存状态。”
孤独也是一种遗忘,一种自在,一种颓废。
虚无是一种左右不着边际的尴尬。
我们都将长大成人,走出梦想和童年,各自去营生。
如今,我亦已经变成一个世故拘谨疲惫而且胆小的中年人了!是谁说的呢?
不再容易狂喜或激动,不论在哪里,我变得迟缓而安静。不是因为这个城市,而是年龄与心境。
旅人之轻,水过无痕,如风如云,来去自如。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张恨水的散文
刘绍铭(香港)
黄霑先生生前,偶然给我电传短柬谈文说艺。有一次,他问我看过张恨水(1898—1967)的散文没有。我说没有。我只读过他新派鸳鸯蝴蝶的小说《啼笑因缘》,现在还约略记得侠女关秀姑、摩登女郎何丽娜和流落风尘的弱女沈凤喜。当然也记得樊家树少爷和恶形恶相的刘将军。
张恨水的散文不坏,可以一读,黄霑说。接着他给我寄来《张恨水小品文集》,一九七四年九龙长沙湾工业大厦第一座屋地出版社编印。依张静庐写的“跋”看,单行本在一九四五年出版,但散篇是一九四四年在《新民报》成都晚刊版连载的。张恨水在序文里说:
……副刊出师表,既连载余之小说矣,同文复嘱余多撰短文以充篇幅。在余拉杂补白,虽记者生活已习惯之,而苦佳题无出,即有佳题,亦恐言之而未能适当。无已,乃时就眼前小事物,随感随书,题之曰山窗小品。
我收到黄霑寄来的书后,匆匆翻阅,大感诧异。想不到白话文流行了二十多年后,张恨水还复古写起文言文来。他那本“哀艳缠绵”的长篇小说,用他的话来说,“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国语就是白话文。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我的写作生涯》中,他作过交代:“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决不写出人家看不懂的文字。”
可是为什么不吾道一以贯之?同样一个作者,作品在同样一个副刊出现,就有两种不同的面貌和心态:一个是“士”,另一个是“民”,虽然这种一分为二的取向,就他那一代人的趣味来说,张恨水实非异数。破旧立新,鲁迅身体力行,传世作品中的小说和杂文,用的都是白话文。“为了我背负的鬼魂,”他在《写在〈坟〉的后面》上解释说:“我常感到极深的悲哀。我摔不掉他们。我常感到一股压迫着我的沉重力量。”
这些“鬼魂”,就是他在白天清醒时要扬弃的旧传统。最能表达旧日士大夫心境的,无疑是旧体诗。他的旧体诗也写得实在到家:“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张恨水为什么分别以两种文体来写小说和散文呢?他没有交代,我们只好就事论事。《啼笑因缘》的单行本在一九三○年出版。据钱理群等人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引资料说,此书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二十多版,达十几万册。”这本“现代通俗性”小说的读者,该是哪些阶层的人呢?小说先在上海报纸副刊连载,因此可以推想读者大多数是城市职员、店员和青年学生。
清末民初知名的艳情小说有《玉梨魂》(1912),作者徐枕亚(1886—1937),文言体书写。《玉梨魂》和《啼笑因缘》相距十八年,读者的年龄和教育背景也有两代人的差异。就语言接受能力而言,徐枕亚的读者阅读文言,谅无障碍。但念着胡适、鲁迅、冰心作品长大的新一代,就不能作这种假定了。
因此张恨水写章回小说,“决不写出人家看不懂的文字”,是有客观理由的。文章一经报纸副刊连载,就不能不考虑市场反应。那他为什么写散文时要“复古”呢?他的心情会不会跟鲁迅相似,觉得背后的鬼魂老是压迫着他?他没说。我们也不好瞎猜。但就常识而论,他那一代的中国文人,思想尽管进步,对旧制的衣冠文物,偶然也有依依不舍的时候。他技痒时,也写旧体文。《小月颂》中有言:“扶竹枝摇影小立,颇发遐思。即归户伏案。草短文以颂月:
今夜月之华丽者,小红楼畔,箫鼓船边,金谷园中,紫绡帐外。
今夜月之幽渺者,杨柳梢头,芭蕉窗外,机杼声边,临风笛里。
今夜月之清幽者,梧桐院落,野藕池塘,荒寺疏钟,小小丛桂。
今夜月之浩荡者,洞庭水满,扬子江空,翰海沙明,边关风静。”
原文为八行,但读者从以上四行已可看出张恨水在这种“小玩艺”上的功力如何。
《张恨水小品文集》收散文五十六篇。内容如《断桥》,《虫声》、《晚晴》等,单从题目看已知是传统感性。但夹杂其中亦有柴米油盐的贴身话题,如《猪肝价》,说的是抗战后期物价一日三涨的平民苦况。五年前肉价每斤二角,五年后上跃至每斤三十四元,张恨水因此呼吁:“今日一切物价,可作如是观。而平抑物价,则须自整发国难财者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类题目,不堪入画。试以《断桥残雪》一文探其文采。
“断桥残雪,为西湖十景之一。……三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五日,谷中又飞雪花,浅淡真如柳絮,飞至面前即无。断桥卧寒风湿雾中,与一丛凋零老竹,两株小枯树相对照,满山冬草黄赭色,露柏秧如点墨,景极荒寒,遥见隔溪穷媪,正俯伏圃中撇青菜,吾人遂不复思断桥上有雪。”
张恨水既然有写文言文的信心,我们自然会拿他的作品与前人相比。我们自自然然会记怀“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知,凌万顷之茫然”这种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的境界。拿今人作品与宋之一代宗师相比,看似不公平,但话说回来了,“随感随书”的眼前小事,若是用白话文写成,我们再无聊,也不会拿张恨水跟苏东坡相比的。
就上面所引的《小月颂》和《断桥残雪》的文字看,张恨水的“古文”,资质实在平平,远不如鲁迅。他舍通俗白话而就文言,我想多少与虚荣心有关。大概在当时读书人心目中,文言文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士”的语言。读完《张恨水小品文集》,我对已作古人的黄霪先生有点歉意,因为我认为收在这集子的散文,实在没有什么看头,读不读都没关系。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重组这幅画的故事(1)
夏婕(香港)
一堆即将送去垃圾场的灰褐色的纸卷,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烂手绘墙纸、铺台纸、绘图纸、废纸……与灰尘、蛛网、棕毛般失去光泽的发团、碎布条、纸屑、木片混在一起。
我想看看手绘墙纸是什么样子,随手一抽,抽出一卷褐灰里略透枯叶黄的;它硬硬朗朗的,飒地即出。
展开,骤然有颜色入眼!再往下拉,我看见了旗帜飘飘;还有,还有中国人都熟识的诸葛亮。
诸葛亮?三国故事?真真,真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