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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的一切，都由监护人员定期写成汇报材料，呈交中办主任汪东兴，汪东兴转呈周恩来，周恩来上呈伟大的毛泽东。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着对付刘少奇的每一具体的策略。包括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内，都只能迎合毛泽东，执行毛泽东置刘少奇予生予死的各项「最高最新指示」。一句话，毛泽东决不允许刘少奇活着离开中南海。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为执行「林副主席一号战备令」，把刘少奇秘密运往河南开封处死，才打破毛泽东的这项神话。
注①中南海警卫部队中，毛泽东的卫队为第一中队，卫队长原为汪东兴，后为张耀祠。汪东兴文革初起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中南海警卫师政委；刘少奇的卫队为第二中队，卫队长为李树槐；朱德的卫队为第三中队；周恩来的卫队为第四中队，卫队长为杨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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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节 弥天大罪弥天大谎
这里，我们暂且离开中南海丰泽园福禄居前院，离开濒临死亡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来看看毛泽东夫妇及其特工头子康生等，如何猎雀材料」，罗织罪名，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以求其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的。
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刚刚肯定过刘少奇的党内检讨「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后半部分尤其好」下几天，却又授意主持党内审干工作的康生，就有关刘少奇历史方面的问题给中央写报告。康生心领神会，翻出了一九三六年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经手的二八十一人出狱案」来做文章。康生在报告上写道：「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活动合法化了。」
毛泽东接到康生的报告，罔顾早有定论的历史事实，背着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大笔一挥，把这份指称刘少奇包庇重用叛徒集团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强行发出，传达至全党全军每一个党员群众。文件是抢先发出了，造成既定局面，但要重新落实「历史事实」，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党内高级干部都了解「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一事，当年是由延安的中共中央批准的，而不是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一人的决定。于是，康生指使手下的办案人员去围攻自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即遭到软禁的前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你在延安是总书记，」办案人员连夜审讯张闻天，「你应该知道这一案件的始末，是不是刘少奇一手策划的？」「不是，」儒雅体弱的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据实回答道，「如果是实事求是的话，这件事是刘少奇代表北方局提出的，但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是同意的，毛主席也参加了这一决定的讨论的。」办案人员拍桌大骂，「住嘴！不准你讲毛主席知道此事！老实告诉你吧，你讲了毛主席，一切后果自负！」身陷逆境的张闻天闭上嘴，他宁愿被杀头也不愿参与捏造历史。
康生对自己过去的老上级张闻天恨之入骨：不知死活，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不作证，自有人作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毛主席已经发了文件，既成事实，也不在乎你张闻天承不承认了。还是江青同志说得好，「刘少奇本人就是个大叛徒，大特务！」康生想起了已被罢了官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或许是个突破口。况且安子文是「六十一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应该争取戴罪立功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天下午，项目人员审讯安子文，开门见山说：「如果你能写个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在门口等着。」「你说的中央首长是康生还是江青？」安子文威武不屈，从容不迫，「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刘少奇是大叛徒，从未见到哪一份材料说刘少奇是大叛徒。」由于安子文死活不肯「合作」，江青、康生随即通过周恩来总理签发逮捕令，将安子文银铛入狱，监禁秦城。
一九六八年春天，康生下令项目组对安子文进行第二次诱供，让安子文「戴罪立功」，许诺安子文可以马上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因为他长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身分太特殊了，只要他肯出面指证刘少奇为「叛徒」，就最具说服力和「权威性」。一个安子文，胜过一百名普通证人。可安子文已置个人功名利禄、生死安危于事外，坚定地说：「我是想和家人团聚，想继续为党工作。但我的确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这有什么法子？这个功，我立不上了。」
直到一九六九年春天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江青、康生还想利用安子文。他们请动了兼任「中共中央刘少奇项目审查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总理，出面找安子文谈话。周许诺安「如果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组织上绝不会亏待你，再做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做个委员还是可以的。」「我的确不了解情况，」安子文对自己向所尊敬的周总理平心静气地说，「如果我了解，我早在组织部工作时就报告中央了。请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了。」说是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叹服安子文的态度死硬，还是赞许他的「风骨党性」。
江青、康生虽然在张闻天、安子文等死硬分子身上打不开缺口，却也在别一些骨头稍软的人物身上找到了「突破」。他们以主持「中国第一大案」的名义，早在全国军警、党政系统实施了总动员，布下了天罗地网。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由周恩来签署命令逮捕了外交部国际研究所所长孟用潜。这是一名副部级高干。刘少奇于一九二九年担任东北满洲省地下省委书记时，孟是省委组织部部长。孟被捕后的第一个月甚为坚强，不肯按项目人员的要求招供。项目组的报告上写道：「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问题，态度极不老实。」康生批示道：「继续审讯。项目组斗不过被审查者？不要为他所骗。」并示意采「车轮战术」，二十四小时轮番批斗，动刑。康生的一套党内酷刑，早在一九四一、四二年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就屡试不爽了。
无独有偶，那次康生也是直接受命于毛泽东，施用了一百多种刑法来对付党内的「异己份子」，把大批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整的死去活来。
于是从七月五日至十三日，整整一星期，项目人员分成三班制，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审讯批斗，施用了各种残忍手段来制伏孟用潜。到了第七天，孟用潜终于熬不过皮肉之苦，精神崩溃，遵照项目人员的需要，虚构出了他自己和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后叛党投敌的情节，写了口供，签了名。但没过几天，他清醒了过来，立即翻供，一连写出了二十份申述书，每一份上都声明：「我的交代都是编造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项目组却早已把他的招供作为辉煌战果，呈报江青、康生去了。江青、康生则如获至宝，上呈给了伟大的毛泽东。终于有了材料证明刘少奇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大为释怀了。肥肉已经落入虎口，把柄已被捏在需要者的手上，谁还会理会他孟用潜的翻供？项目人员逼着他当场撕毁了二十份翻供状中的五份，并严厉警告：「再对一九二九年刘少奇叛党问题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让你永远闭嘴。」
一九六七年夏天，康生通过遍及全国的情报爪牙提供的线索，大肆逮捕跟刘少奇「历史问题」有关连的人员。湖北武汉市一位退休职员丁觉群，年已六十七岁，被捕后立即被押送到北京。因为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与刘少奇一起从事过地下工运，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但早有组织结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过了。康生把丁抓来后，找江青、谢富治二位商量：丁觉群是个重磅炮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叛变当了内奸、工贼的证据，必须由他提供。
于是项目人员审讯丁觉群时，免去了「启发」、「诱供」等口舌，明令他提供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叛变投敌的证据，否则别想活着出去。丁觉群浑身颤抖，答应老老实实回忆，仔仔细细交代四十年前的旧账。面临酷刑，却天良未泯。他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写道：「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在另一份交代材料上，他又写到：「刘少奇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
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称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我和刘少奇除了工作接触外，没有特别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可以对质的。」
丁觉群没有交代出项目组所需要的「证据」，康生大怒：「翻天啦！他是不想活啦！向他摊牌！」康生一声「摊牌」，丁觉群死去活来，被项目组人员轮番拷打折磨了半个月。再提出来审讯时，丁已经整个身子像被卸掉后，再马马虎虎被组装拢来：腰弯了，腿残了，肩斜了，眼睛被打黑了，嘴上翻出一层白皮，脸上一副痴兽病人似的死板表情。这次他不等审讯者发问，便背书似地一口气招供了：「刘少奇是个大工贼，大坏蛋。一九二六年他接受过资本家的人参燕窝。
于是，他便出卖了工人的利益。汪精卫表扬他是「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的好人。」刘少奇还对我说过：我愿在汪主席领导下为国民效力。刘少奇和我一起研究过反革命纲领，这就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