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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及的京谚莫过于以富、贵、贫、贱、威、武形容六部了。吏部贵而户部富，兵部武而刑部威，这都好理解，工部专管工程，职务猥琐，因而人们都以贱工看待，而礼部是没有油水的清水衙门，加上饭食银，尚书每年的收入只有1200两，侍郎一年只有800两，因此被称为贫。光绪时，谭钟麟以吏部左侍郎兼户部左侍郎，上朝谢恩，尚书翁同龢与他开玩笑说：“谭君由吏部而户部，可谓富且贵了；薛允升由刑部而工部，可谓贫且贱矣！”谭也开玩笑回答说：“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都是可耻！”
京师的衙署最多，除近百个中央衙署外，还有大兴、宛平两个京县衙门，京县衙门之上，还有顺天府衙。从县衙到府衙再到中央各衙门，可以说浓缩了一个国家的衙门设置。得硕亭《草珠一串》有这样两首竹枝词，描写衙门盛况：
衙署如林认弗全，缙绅未载数千员。
就中岂乏丝纶选，不尽庸庸费俸钱。
难分贵贱是京城，位大无权不识名。
便是王公当道过，未闻传语禁行人。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衙门“上班”守制度
衙门“上班”守制度
京官当班“三字令”
尽管京官的待遇低，薪水少，捞外快的机会不多，但毕竟是中央衙署，因此当班值日却不含糊。据《春明梦录》记载，在京各衙门值日的制度是因八旗而定，以八天为一个循环周期，各衙门都有一定顺序，一般是由职能相近或有业务关联的三个衙门一同当班，依次循环。为便于记忆，各以一个字代表一个衙门，久而久之，形成当班“三字令”。如初一是吏（部）、内（阁）、翰（林院），初二是户（部）、通（政使司）、詹（事府），初三是礼（部）、宗（人府）、钦（天监），初四是兵（部）、常（太常寺）、仆（太仆寺），初五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初六是工（部）、鸿胪（寺），初七是内（务府）、国（子）监，初八是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都是将两三个衙门省略为三个字，口熟易详。晚清设立的总理衙门，有要事随时陈奏，不以值日为限。
凡是该衙门值日，所有奏折就在这一天呈递，尚书、侍郎等堂官，也在这一天递绿头牌请安，皇帝要召见就把绿头牌留下，如果不留牌，表示不召见。这是正班。如果有要事，不等轮值日期，通常要加班，递牌、递折的办法与正班基本相同。
如果遇上节令、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迟当班一天，事先传旨某日推班，第二天仍按原班次序轮换。各部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堂官要带上司官引见，时间都是在当天丑、寅（1～5时）之间。
下班叫散班，时间因白天长短而不同，冬天在次日黎明以前，夏天在日出之前。如果皇帝谒陵、巡查，仍照常值班奏事。在路上行走，则改为辰时（7～9时）办事，一到行宫，仍在丑正时（1～3时）递牌。
按照惯例，一个进士到某个部当差，要学习几年，如吏部学习三年，学习期内，当差最多的就是“当月”，即值宿，每天满、汉各一员，满员早晨起来到内阁送题本，多不住宿。汉员则在衙门里住宿兼监用印。所住的地方叫“当月处”。一般只有两间屋子，外边一间是用印的地方，设有公案，里间有两炕一个柜印。屋子十分狭窄，每天下午接班。晚餐全是一碗两碟，次日早晨有一餐。直到次日下午有人接班才出衙门。最难过的是夜间，偌大衙署，只有一人。这种差事当到主稿时，才算熬出了头。
在朝各官到衙署上班，必须出入紫禁城，验放的办法是凭门籍。据《清宫述闻》记载，门籍内写有官员爵秩、姓名等事项，在官员所经过的各门各置一通。而哪个衙署的官员走哪个门，是有规定的。如内阁、六部等官员走景运门、隆宗门；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走后左门，各部院衙门值日引见人员等，也走后左门。每到年底，要造具花名木牌，移送景运门核查。
清代中央衙署于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也即停止办公，直到次年元月二十日“开印”，即恢复办公。因为开印、封印要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因而每年开封印的日期往往与“基准日”提前或错后一二天。在停止办公期间，外省如果有文移册结到部，也一概不收，即使勉强收文也不拆封处理，其中有紧要的文件，也无从得知，更谈不上及时处理了。乾隆二十九年，湖南巡抚陈宏谋建议以后各省有文移册结到部，即使正值封印，也要照常拆封处理。
与清朝中央衙署长达一个月的假期不同，明朝年终只有四天假期。据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六记载，明朝嘉靖时仍是除夕夜官府封印，不再收发、签署各种文件，至新年正月初三重新开印，表明各衙门正式上班。封印时间仅有四日。根据《康熙起居注》推断，清朝至迟在康熙初年就已实行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的制度了，而且，其休假日期往往多于三十天。至于原因，不得其详。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梆鼓声中的衙门起居
梆鼓声中的衙门起居
清代沿袭以前的做法，各衙署均以梆鼓声作为作息时间。《公门要略》等书详细记载了州县衙门中人，如何围绕“梆鼓声”安排日常起居的事例。据说“梆点”打多少是有寓意的。衙门官吏要“以长官为中心”，当好自己的班。黎明日出，内衙宅门即州县官休憩的官邸要传头梆，打点七下，寓意是“为君难为臣不易”。头梆是衙门准备上班的信号，这时，前衙守大门的衙役要请内衙用转筒将大门钥匙递出来，打开大门，书吏衙役到衙门报到，听候点名，称为“应卯”。到了早晨，掌印的主官起床，内衙要打第二梆，打点五下，寓意是“臣事君以忠”，书吏们此时要点卯上班，并将当天长官要处理的各种文件送到签押房（州县衙门中掌管钱谷刑名等事务的机构），同时将前一天长官签发的公文分派给各房去办。值日的书吏要将自己的姓名及接办稿件填写在号簿上以备核查。内衙传第三梆时，打点三下，寓意是“清慎勤”，这时长官走出内衙，书吏、衙役肃立，长官进入签押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
中午有休息时间。下午在申时（15～17时）打点七下。日落时传二梆，打点五下，表示一天的工作结束，此时书吏要将各房的签套收回，全部送到签押房。如果长官要“加班”，听其自行处理。如果长官坐大堂，另传头、二、三梆。
夜里治安防范十分严格，带班的要查点上宿衙役，重点查收仓库、监狱。一切正常后，门子将大门、二门、宅门锁上，禁止所有人进出往来。如果遇有紧要文檄，更夫打更，整夜更鼓分明。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京官“站山子”
州县“衙参”与京官“站山子”
“衙参”是府州县佐杂官员参见长官的礼节和仪式，通常在长官上任等重要日期才举行衙参礼。博览群书的宋朝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此礼之起，不知何时”，他在举出唐代岑参为虢州长史时所作的《衙郡守还》一诗后，肯定这一礼仪由来已久。诗中说：“世事何反复，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他还以韩愈诗中“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一句为证，怀疑唐朝官员每月有两天举行衙参礼。据洪迈考证，宋朝监司、郡守初次上任，要接受官吏参谒，直到申时僚属还没有离开，胥吏们则排着队站在阶庭下，通报名片以求进见，叫做“衙”，当然，幸运的人被留了下来，而其他人没有留用，这种情况要长达三天之久。颇像重新录用胥吏的考试。
宋朝有讲古礼的风气，据清朝人俞樾的考证，朝参唱喏就源于东晋江左王氏。一次，支道林进入江东拜见王子又兄弟回来，有人问他的感受，他回答说：“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俞樾认为，这就是今人所说的“唱喏”。到了明朝，人们已不知唱喏为何事了。至于清朝人，京官只在本衙门时才用驺唱，即传呼开道，行于道路则不再驺唱；而外官又完全是另一番气派，主官行路，传呼甚盛。
《清稗类钞》记载清代州县衙参，颇有趣味，有好事者将其分段编戏：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
这是讲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等官员，都是八九品乃至不入流的官，“出身”也各有不同，因此如乌合之众，赶在黎明前像蚊蝇一样聚到县衙里，吵吵嚷嚷，如同鸦聒鹊噪。随着堂上梆发炮响，各自像“鹄立”一样站好，这就是俗称的“小站班”，如同百官上朝一样。
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
二梆敲过后，堂鼓一阵紧似一阵，官员们像鹤受了惊吓一样抖擞精神，然后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似游鱼般首尾相接，一起上堂去参见县太爷。鹭鸟高大瘦削，颈项和足都很长，因为这些佐杂官吏们见主官时不用行大礼，因而动作像“鹭伏”一样。
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
参见主官后，县太爷赐坐，但为表示恭敬，不能挺起腰板坐直身子，必须像青蛙一样，有点前倾，因而称为“蛙坐”。随后的献茶仪式，谢茶时必须躬身起立，因此像长猿一般。随后听县太爷训话，像鸭子听雷，不知所以然，所以称“狐疑”。
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衙参结束，各人退出时，既不能慢也不能快，关键是脚步要稳，这就叫“蟹行”；到了大门外，完全不在县太爷的视野里，一点儿没有拘束，如“鸦飞”一般；临上轿子时还要大耍“虎威”，唤轿夫，骂跟班，一路威风回家去，赶紧饱餐一顿，有的还要补上一觉，做一个“蚂蚁缘槐夸大国”的美梦。
与州县衙参相映成趣的，是京官的“站山子”仪式。据《郎潜纪闻初笔》记载：
太和殿丹墀下设有品级山，上面刻着从正一品至九品的官阶，按照文左武右的方位，合正一品、从一品直到正九品、从九品计算，恰好四行，为数三十六。凡遇皇帝升殿时，科道官要站立山旁，纠正队列是否整齐，称之为站山子。京官戏称站山子科道为天罡星（共36颗），举其数以相嘲。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造福莫如州县
衙门说人
官要虚心，总能发伏厘奸，须祝我得情勿喜；
民宜安分，若到违条犯法，可怜汝无路求生。
这是清代湖北鄂城县衙大堂的一副题联，表达了知县的职责与民众的义务。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州县官通常也是一般民众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但州县官几乎又是品级最低的，以至有“七品芝麻官”之称。事繁责重，位卑言轻，责任与地位的极不相称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州县治，天下无不治
造福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