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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我有责任。我没有过细地安排和组织。”
这是真话。我的确没有想到新记者拍摄这种大场景缺乏应变能力。这不能全怪记者，我也缺乏经验，自己是搞摄影的，就放松了摄影，把精力放在电影和电视上，造成工作被动。
总理见我态度诚恳，火也消了一半。“资产阶级的记者抢着争着照……你们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碗饭好吃，不费劲。是不是这样？老杜。”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也笑了。“这事我批评了你，是要你管好手下的记者。不要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记者一定要管起来！”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人有病，天知否（2）
我默默地点点头。
这时李先念走到总理的身边，耳语了几句。总理即起身往外走，原来外宾已在门口等着和总理握手告别。
虽说我这时松了口气，可心里不是个滋味。第一次活动就搞得这么糟，惹得总理发那么大的火，实在不应该！
“吃一堑长一智”，这以后，只要有活动，我都要亲自向记者交代注意的事情和检查设备。如果是重要活动，我就要自己拍摄，决不敢有半点马虎和疏漏。
说也奇怪了。总理在以后的活动里，只要是脸生的记者，他都要紧盯着多看几眼，还要向我询问几句记者的情况，生怕记者再捅漏子似的。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里总理和外宾合影，记者用的是立式大相机，人家都准备好了。这时，总理却高声叫道：“老杜呢，叫老杜来照。”搞得人家记者挺难堪，我也弄得不好意思。当时我想，谁拍还不一样？干吗搞得人下不来台。
总理却不这样认为。
“你们拍的照片外宾要带回国内，你们的拍摄就是中国水平的拍摄。拍得好坏，不仅仅表明拍摄技术和材料质量的好坏，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素养，工作态度的水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你们的镜头就是对外介绍中国领导人的窗口。”
听总理这么一说，心里还真的受到了震动。以前拍摄照片仅仅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从未将小小的照片放在这样的高度联想过、比较过。为什么总理对我们记者严格要求，有时甚至近于严厉，在我有了比较具体的体验后才有了深刻的理解。在中南海，我们已超出记者特定职业的含义，在我们拍摄活动中，我们不仅要使用记者共性的眼和耳的具体器官，我们还要启用记者个性的思和想的抽象功能。我们不允许有充分自由的想像力，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完美的表现力。
总理不仅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中他也不放过我们的枝微叶细的毛病，并能准确地“借题发挥”，叫人心服口服。
我记得在1970年我刚被总理“救”了回来，紧接着随总理去朝鲜访问。
金日成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他们拿出朝鲜最有特色的狗肉宴。从冷盘到炒、煮都是狗肉，无论是色泽还是造型，十分精美。我也算是个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可我的食谱却不和我的足迹并驾齐驱，无论我怎么进行现代旅行，味觉却是原始的，保持黄土高坡的本色。我看着满桌的狗肉，傻眼了，又不好吱声，就悄悄地跟服务员要了一盘朝鲜泡菜，这很像家里常吃的酸菜。
周恩来坐的主桌离我们工作人员的桌子还隔着好几张呢，可怎么发现我……或许他以前就知道……或许他只是偶然发现……反正我与生俱来的狭窄味觉被总理发现了，这该是多么狼狈的时刻！
总理举着酒杯，绕过旁边的桌子，来到我们的桌前。总理敬酒，我们都起了身，同举酒杯……总理这眼光咋这奇怪？瞅我啥呀！我慌乱地避开他的视线……“同志们工作辛苦。我借东道主的好酒，敬大家一杯！”
“总理辛苦！”
“大家随意。”总理自己先抿了一口。
“干！”热烈、清脆的玻璃杯撞击声在我们几个爱喝酒人的手里格外悦耳。嗓管一阵热辣，酒“仙”汩汩地涌进心窝。
总理没有离开，又将我刚才避开的奇怪目光投向我。我开始惶然，不知做错了什么？一无准备，便束手无策。
“老杜，你为什么不吃狗肉？”
噢……就为这个！
“总理，我从来没有吃过狗肉。”
“没吃过就不吃？没吃怎么知道好吃还是不好吃？人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菜，你却不吃，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也是对人家的劳动不承认嘛。”
这么严重！我不敢吭气了。在我的感觉里，仿佛猪才是可食的肉，而狗不是。虽然狗肉已变成佳肴发出诱人的喷香被端上盛宴，可我只将它当成满足视觉的艺术品。
“今天，你一定要吃一块。尝尝味道，看是不是能吃？你呀，这是偏食！”
大家掩嘴偷笑，等看我的“好戏”哩。
我没有办法，不吃，总理肯定不依。伸出筷子在跟前的盘子里胡乱地夹了一块，往嘴里一塞，几乎没沾牙边就直接吞进胃里。
大家哈哈大笑，说猪八戒吞人参果也没杜山这整吞的水平。
总理也跟着笑道：“你呀，看起来倒很机灵，怎么就没有味觉呢？”
俗话说“十个傻子不同样”，我想我就是属于第十一种傻型。越是高级越是昂贵的好东西在我嘴里越是不屑一尝。大家十分客气地送我一个雅号：高级土八路。正如20年后我出纪念总理画册不要分文稿酬被大家诙谐称为：廉价处理的议价老头。
我的偏食毛病不知怎地传了出去，有一天，我去叶帅家给他送照片，叶帅约我第二天去他家吃午饭，我欣然答应。
第二天上午，我如约去了西城区柳荫巷叶帅的家。好热闹！一大家子哟。
第一道菜怎么是盆汤？噢，我想起来了，叶帅是广东人，广东菜就是先喝汤后吃菜。
叶帅指着汤对我说：这汤是鸡汤。我知道你不吃蛇肉，蛇肉汤最后上。
叶帅不会骗我。我放心大胆地盛了小碗鸡汤。一喝，嗳，真鲜香！一口就喝了一碗，接着又盛第二碗，汤刚到嘴边，只听见叶帅的女儿“扑哧”一声……
“笑什么？”
刚才还认乎其真的叶帅，这时也沉不住气了，随着全家人放声大笑：“哈哈……老杜，这是蛇肉汤哟，你喝了一碗还不够，还要喝……两碗，哈哈……”
“啊，你们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你还喝？怎么样，蛇肉味道不错吧？”
“是不错。”我只好如实说。
这以后我还真的爱吃蛇肉了。不过有这回经验教训，再在宴会和谁家里吃饭时，就格外地谨慎小心，先看清是什么才下筷子。
在上海因为这偏食的毛病又被总理一顿批评。
“老杜，人有五觉：嗅觉、味觉、视觉、听觉和触觉，这五觉才构成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觉。你不要小看这实觉，少一觉都会影响实觉的准确性。你缺乏味觉，对事物的认识就不会全面。照相也一样，不要以为只要有视觉就行了，不行。其他四觉的参与是很重要的，这样拍出的照片才会客观、真实，五觉等于实觉。这个道理你懂吗？”
总理语重心长，言简意赅的一席话，至今我都无法忘怀。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玉泉山的日子
第二节 玉泉山的日子
1973年1月5日，周恩来突然尿血，中央同意做进一步检查。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终于离开了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
1973年1月5日，天色还没有亮透，周恩来刚刚结束案桌的工作，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已经整整工作了20多个小时，如果抓紧时间，还能睡几个小时。
值班的同志见总理走进卧室，也松了一口气，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倒下快散架的身子，蒙上头好好睡一觉。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间，医生突然听见警卫秘书变了调的喊声：“张大夫，张大夫，快起来，快起来。”
他被某种不祥之兆撞击，顿时清醒了过来，一跃而起，跑向门口……只见警卫秘书手里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看见这个触目惊心的颜色，再看看警卫秘书惊恐的神色，不用问，他什么都明白了。
血尿。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临！
“尿……都是红的……全是血……”警卫秘书的脸色都变了，双唇直哆嗦。
走进总理的卧室，见总理躺在床上，脸冲着房顶，一声不吭。
医生连忙进卫生间，再看马桶池，里面鲜红鲜红的。他这时想到总理有心脏病，千万不能让总理承受尿血的恐惧。他疏了疏自己紧张的情绪，想了几句宽慰话，让总理稍稍宽宽心。
他才开口，周恩来扭头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跟随多年的医生突然明白，一个对周围非常敏感，对事物掌握极其细致的人能不察觉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难怪他极力回避这个话题，只是一味工作、工作。他在用有限的生命争时间，抢时间，用自己血肉之躯填写每一天。
大家心里苦涩苦涩的，也茫茫然，仿佛不知道应该向谁去求援。主席也重病在身……原来和总理熟识的老帅们也都打入冷宫，分散在天南地北，远隔千里。那时还不叫“四人帮”的那几个人对总理一直是横加刁难，他们绝不会帮助总理的。
自从1971年底，毛泽东突然被一口痰堵住，窒息引起心脏停跳，经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才渐渐恢复了知觉，但是他硬朗的身子板和健康的体魄再没有恢复。他日夜被病魔纠缠着、苦恼着。双脚肿胀得厉害，几乎隔几天就要换双布鞋，鞋子越穿越大，行动越来越困难。
周恩来义不容辞担负起组织医务人员为毛泽东治疗的重任……可是如今总理在尿血，谁又来为他承担？
猛然，大家想起了叶剑英元帅，对，叶帅！
他与总理个人感情不错，在中央会议上又能说上话，那几个人也不敢怎么样他。
他一定能起作用的！
叶剑英当时住在北京的西山。
医生们马上驱车去向他求援。一见叶剑英，医生竟然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长时间的委屈和害怕好像找到了可以依靠可以宣泄的怀抱，他们禁不住泪水再次夺眶而出，还没开口却先哭出了声。
叶剑英一见医生这般伤心，估计总理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但还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严重。他听完保健大夫的讲述，愣怔了许久说不出话来，不相信似地望望你望望他。
到底是一位见过世面，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老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极力宽慰两位泣不成声的大夫，理解他们孤立无援的痛楚。
“别着急，你们别着急。我想办法报告主席，向主席说明情况。”
“叶帅，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啊，总理一定有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