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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伙食很简单，早晚都是稀粥，中午饭是一锅玉米面饼子，没有炒菜，顶多吃上点儿咸菜。男孩子饭量大，吃得多，但是活儿太累，天还没有黑，肚子早己饿得咕咕叫。
当时参加劳动挣工分，每个男劳动力一天可以挣１０分，合一个工，值人民币一角五分钱。我们刚从城市来，不会干活；爸爸每天只给５分，妈妈给３分，而我和弟弟一天只给２分；一家人干上一天，与别人家一个劳动力挣的工分差不多。等到年终决算一分红，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倒欠生产队１１１元９角６分钱。
村中每个人每天粮食定量合七两三厘，由于我们没有工分，每个人只有四两多。我们家都是男孩子吃得多，生产队分的粮食水分很大，而且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分的白薯。这样对我们家来说，这点粮食等于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看到这种情形，爸爸万般无奈，决定给远在成都的姐姐写封信，说明情况，希望她能寄一些钱来，解决点儿困难。全家六口人，哪天不吃饭能行啊。
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姐姐的来信，也没有收到姐姐寄来的钱。但是却收到了北京的大舅寄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讲目前北京己有许多遣返人员回去上班了，希望爸爸能与妈妈商量一下，是否先回北京上班来。
看到大舅的来信，爸爸妈妈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决定先回北京去上班。
趁火打劫
我记得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妈妈很早就起来了，摸着黑熬了一锅粥，又叫醒了爸爸。二人匆匆忙忙地吃过早饭，便出发了。
临出门时，妈妈把仅有的１５元钱塞进我手里，悄声说：“照顾好几个弟弟。”我含泪点了点头。妈妈低下头来亲了亲我的额头，又用手掩了一下我的被角，回头看了看我的几个弟弟，与爸爸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家门，迎着呼啸的北风，步行２０余里路，到固安县城去搭乘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
天刚朦朦亮，村中己有早晨拾粪的人在到处转来转去。我和弟弟们己经起床，正要拿起碗来吃早饭。
街门一响，外面闯进来一个人。我认得是本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大队治保主任牛二皮。高大的个子，一脸横肉。
他一进门便杀气腾腾的吼叫：“老东西上北京走了吗？”我看了看脸都吓得变了颜色的几个弟弟，没吭声。心想：明明跟你请的假，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牛二皮走进里屋，看了一眼，回过头来向着我们大声吼叫：“都给我滚远远的！快点！谁也不准回来！我要检查这儿有没有枪支弹药！”我向弟弟使了个眼色，几个弟弟赶紧都躲了出去。
我对治保主任说：“您检查吧！我们这儿什么也都没有，我出去又干什么？”牛二皮听了我说的话，两眼一瞪，朝着我就是一脚，把我踹倒在地，恶狠狠地大声骂道：“少废话！快滚！不许回来看！”
我赶紧爬起来，顾不得再掸身上的土，跳到门外，心想：“你检查为什么偏要我们都出去呢？这里边一定有鬼！”于是趁他不注意时，我又悄悄地来到屋门外边，偷偷地从窗户的缝中向里观看。
只见牛二皮站在炕上，打开装满破烂衣物的木箱，在里面不停地乱翻，一边翻，一边不停地往兜里塞着什么。翻完了两个箱子，又在炕上的角落里乱翻；最后全翻遍了，他失望地站了起来，眼睛却不停地向四处搜寻。
我的心“嘭嘭”地跳了起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能相信这一切呢？
一个大队治保主任，管治安的干部，趁着家中大人不在，以检查为名，趁火打劫，这又与强盗有什么区别呢？
事后经我检查，他在屋内翻了半天，发现我们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拿起了一些绣花的丝线，而家中仅有的15元活命钱，被我藏在贴身的衣兜里，他又怎能想的到呢？
凡人琐事
我们兄弟四人中，我老大，也只有15岁；老二建民，小我两岁，刚刚小学毕业，13岁便参加劳动，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老三伟民，只有9岁，当时才上二年级，为了不荒废学业，妈妈让他在村中的小学里继续读书；他虽然小，却非常争气，每门功课都是第一名。老四小民只有三岁，当时他叫世民，没想到老家五叔的大儿子与他同名，为了区别，我给起了个名字叫晓民，一则他最小，二则我们全家对他充满了希望，愿他像拂晓的朝阳，如日东升，前途无量。
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于是就称他晓民了。由于全家下地无人照料，三弟伟民上学时还要带着三岁的晓民，一边听课，一边还要看护小弟弟。
我出生在１９51年2月6日，旧历那天正好是春节，便给我起个名字叫春生，但村中的人们看我这180公分的大个子，便习惯上叫我大春。
村子中央有一口井，足有十几米深。我借了老叔家一副水桶，到井台去挑水。
初次打水，空桶都压得肩膀生疼，我来到井台上，把水桶放下井去，还没晃两下，水没打上来，水桶却不见了，只见桶底一晃便没影儿了。
我慌忙跑回去告诉爸爸，爸爸去到别人家借来了一根长杆，在上面绑上一个钩子，再到水里去探。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钩上来了，刚离开水面，又掉下去了；这样反复钩了几次，才把桶打捞上来。
我打满了水，挑着摇摇晃晃往家走，没挑上几担水，肩膀就被扁担压红了，一出汗，针扎一样疼，更不敢用手去摸。即使这样，我依然坚持每天去挑水，右肩被压疼了，就换到左肩，这样一点点的锻炼，一段时间下来，我已经能挑着满满的两桶水，健步如飞了。
这天我去挑水，看到有一个老人正在井台上吃力地打水。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老昆爷。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非常瘦弱，头发、鬍子全白了。
他有三个儿子，都已经分家另过，最小的儿子参军去了，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人。家中新盖了四间房，老人在院子里种了一片叶子烟。
由于天旱无雨，老人在打水浇烟。一个斗子相当于两桶水，比一般的水桶大的多。老人吃力地摇着辘轳，每打几下，就要喘一会儿气，看着心中真不是滋味。
我放下水桶，把老人扶在一边，替老人打水浇烟，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老人院里的烟就全浇完了。
我顺便挑了两担水倒进老人的水缸里，老人乐得合不拢嘴，连声道谢。
我很尊重村里的老年人，他们也愿意找我聊天。
那天，老昆爷拿着一根大烟袋，指着电线杆子对我说：“那年我弟弟从涿州回来，说是那里的灯头朝下，我们几个谁也不信，说是头朝下油全洒了怎么点呢？就跟他打赌。当时天色已经晚了，我们走了50里路，到涿州已经是半夜了，大家一看那里的灯全部头朝下，而且不用火点，一下子全输了。谁知这叫电灯呀！”
听了老人的话，我深深地感到农村经济文化的落后，由于许多人终生没有离开过农村，从来没有看过火车，甚至我们烧的蜂窝煤，他们都觉得很稀奇。虽然这里距离北京只有100多里路，竟像两个天地。
秋收时节，分了许多白薯做口粮。由于我们不会保管，天气一冷下来，许多白薯便冻坏了，实在可惜。
村里许多房顶都晒着白薯干，我们便学他们的方法，把白薯切成片、晒干，再磨成粉，掺点榆皮面，蒸成窝头，然后拿到碾子上去压成饼，再用刀切成丝，拌上些蒜再加点儿盐水，吃起来味道还不错，一次能吃几大碗呢。
欲借无门
村中有一对老夫妇，体弱多病。他们找到我，希望能够借给他们一些钱。我非常同情他们的状况，就毫不犹豫地把妈妈给我留下的全部家当——１５元钱，都借给了他们。谁知这样一来，发生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那年的冬天很冷。我们住的是东厢房，西北风一刮起来，寒气逼人。我们没有一点儿煤，分的柴禾也烧光了，眼看春节就要到了，可是爸爸妈妈在北京，连一点儿消息也没有。
我心中很着急，几个弟弟的手脚冻得通红透亮，老二建民的脸上己经冻得流出了黄水，但是他和老三仍坚持每天早晨跟我到村外拾柴禾。
为了节省粮食，我们每天只在早晨熬一锅粥，每天晚上吃点儿剩的凑合着。就这样，家中连磨面的钱都没有了，眼看着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我便与二弟商量，打算到北京去找爸爸妈妈说明情况，再要点儿钱回来。
我把家中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数了数，一共只有一角五分钱。到北京去的车费是一元一角五分，还差整整一元钱，去跟谁借好呢？
伯父、叔叔都没有钱。他们给我出主意，说南头的田山二爷刚卖了二百多块钱的树，肯定有钱，让我去他那里借。
当天晚上，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四周黑洞洞的，安静极了，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大约在１１点钟的时侯，我看了看村里的人大部分都睡下了，就悄悄地溜出了家门。蹑手蹑脚地来到田山二爷家的窗子下面，轻轻地敲了两下。
我听见里面有人咳嗽了一声，就轻轻地对着窗子里边说：“二爷爷，我是小春，想到北
京去找我爸爸，但路费还差一块钱；您借我一块钱，我从北京回来就还给您。”
窗子里边半天没有人吭声，但是我发现有人从黑洞洞的玻璃窗里向外看。我压低声音，
又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时，我听见屋里有人嘀咕了一阵，随后传出了二爷爷的声音：“是小春吗？你快走吧！我们没有钱。如果你来我这儿让别人知道了就麻烦了！”
听了二爷爷的话，我鼻子一酸，觉得有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里，是眼泪，我把它吞进
肚子里，扭身走出了院门。
作人太难了！村中的人谁也不敢与我们接近，我们成了‘臭地主狗嵬子’，整天听到
的话就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为了到北京去找爸爸妈妈；竟然连一块钱都没有地方去借；我为我们受到的岐视感到悲愤；为我们受到的虐待感到难过。。
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我再也不向别人借一分钱；不仅如此；我无论任何事情都不再求任何人！
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因为没有凑齐路费，我终究没能去北京。我咬紧牙关，努力将弟弟们照顾好。
饥寒交迫
饥寒交迫
春节到了，分给了我们４斤猪肉。我把它洗净，放在锅里煮，又放了一点盐。
过了一会儿，锅中冒出了热气。我打开盖子，尝了一块肉，一点儿都不烂，继续煮。又过了一会儿，我打开盖子又尝了一块，还是不算熟，再煮。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充满了非常诱人的香味。
我把锅端到床前，与弟弟们一起吃饭。当打开锅盖时，我不仅怔住了：锅中只有稀稀的肉汤和一些碎渣，一块肉也没有了！
弟弟晓民看到碗中只有肉汤，根本没有肉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天呐！肉都哪去了？难道在不知不觉之中，我把所有的肉全都吃光了吗？
我望着身边围坐着的三个弟弟，想起妈妈临走时的嘱咐，心中感到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