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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aski）的影响，特别注重实现自由之条件。马考伦（G。G。MacCallum）曾经将自由看作是一个涉及到三个要素的概念：人、束缚和行为。因而，所谓自由无非是某人被解脱了某种束缚，去自由地做某事。这是一种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整合为一的理解，与海耶克等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在张君劢看来，一个人自由与否，不仅要看他是否受到了强制，而且还要看他是否具有自由的能力，即由争议所保障的实现自由的社会条件，以完成自我的实现。可以说，康德式的自我实现和发展个性，是他理解自由价值的核心所在。但是，政治自由只是一种〃许可的自由〃，即“法不禁者皆可为”，它指的是客观上为个人摆脱外物的限制而创造的条件，而不在追问个人本身主观上如何，能否自我实现，不追问所谓“理智是否自主”，而“理智自主”恰恰是张君劢自由概念的核心。宪政追求的是“减轻人的痛苦”，而不是“指引人的幸福”，因为无法为别人界定幸福。张君劢的宪政希望“指引人的幸福”，在这点上，他与社会主义有了共鸣之处。这里有明显的拉斯基的影响。在他看来，一国之健全与否，视其各分子能否自由发展，而自由发展中最精密部分，则为思想与创造能力。所以自由发展亦为立国不可缺少之要素。关于人权方面，他指出，政府治权之界限，正为人权保障之目的，一个毫无限制的权力，将使人权处于一种随时受侵害之危险，这也是权力分立的目的所在。他指出，英国的大宪章虽不能说是人权保障的起始，但至少是对王权制限的开始，所以张君劢认为正是英国议会政治的演化起点，这一点是颇有历史洞察力的。因此，张君劢的某些思路，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其现实意义。简言之，张君劢毕生所致力的，是把个人自由放在民族文化的有机传统中加以理解，力图创造一个以个人自由精神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创建一个以个人自由平衡国家权力的结构，这正是他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他留得我们的值得重视的思想遗产。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
一、
萧公权（1897～1981年），生於南安（今江西大庾），字恭甫，号迹园。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他融汇中西方学术，卓然自成一家，在中国政治学领域享有声望与影响，是在思想学术界推进宪政理论和自由观念的卓越人物。萧公权早年就读清华学堂，1920年夏季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至1926年夏季在康乃尔取得博士学位。当年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讲授政治学、比较政府以及法理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萧先生南下成都，在光华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并兼职于国立编译馆。1948年，被选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四十年代末再度赴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教授，名誉教授。1981年在美国去世。
萧公权先生的主要著述有《政治思想史》、《宪政与民主》、《翁同龢与戊戌维新》、《19世纪中国乡村的政治控制》、《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以及早年（1927年）他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Pluralism：AStudyinContemporaryPoliticalTheory）＇作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InternationalLibraryofPsychologyPhilosophyandScientificMethod）由伦敦和纽约的出版社同时出版＇，去世后则有《萧公权全集》九册出版，等等。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萧先生的代表作，传播广泛，常被用作大学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全书从先秦年间讲述到民国初年，按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共分三部分：1）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2）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3）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萧先生游走于于中西文化之间，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独到的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既见异同，又论优劣，条分缕析，脉络清楚，既是思想史作品，又是政治分析论述，全书娓娓道来，颇见功力，已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学界的经典，是在学术领域梳理和批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系统性奠基著作。
纵观中国政治，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
对于部分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固有“民本”思想，萧先生以他所受的严谨的学术训练，指出了它与民主的区别。公权先生说：〃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与民主很接近。其实，细较之下，两者完全不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权利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民治〃，就是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
萧先生并不局限于学院高墙内研究政治思想，他也积极投入现实的政治论争，并用自己坚实的学养用平易的语言为民主自由背书：“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说民主》）
二、
萧公权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不赞成当年国府所划定的中国政治发展须经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而主张立即实施宪政。他指出：“我个人也相信宪政是一种政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高远玄虚的理想。我觉得较妥当的说法似为：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而目标即是过程的一部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达目标，须经过程。要实现较圆满的宪政，只有从较幼稚的宪政做起。张（佛泉）先生说我们不能在达不到完美宪法理想的时候，“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真是十分明快透辟之言。＇大学＇“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先学会抚养孩子而后再去嫁人的），这句话，也可以做一切“训政”论的答覆。”“（一）宪政随时可以开始，但比较完美宪政的实现需要经过相当时日的推广与进步。（二）由低度宪政到高度宪政实行的过程，在实质上包含一个学习的（也可以说教育的）过程，而且学习的过程和实行的过程融为一片，不容分割为先后的段落。（三）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
萧公权特别清楚地论述了：宪政本身就是训政的过程。不能在宪政之外求训政：“我再确切的声明，我对于张（佛泉）胡（适）两先生随时可以开始宪政的意件是同情的。我认为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我们不能再蹈袭前人“训政论”的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要轻视了我国人民的弱点。我们虽不可于实行宪政之外求训政，却必须于实行宪政之中努力“养成民治气质”知识阶级应时时注意提高自己“参加政治的资格，以为一般后进民众的先趋和榜样”。（《宪政的条件》）
“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说民主》）
从早年起，萧公权就对政治多元论下有很大功夫，并也卓有建树。他指出该理论把有关个人自由（individualfreedom）的宪法保障这一古老的观念置于更广泛、积极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一元论者应该吸收的重要政治理念。虽然萧讨论的政治多元论后后来的政治学者达尔（RobertA。Dahl）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萧氏的更古典的略带张力的政治多元论述，更具有理论力量。萧写作《政治多元论》固然与当时美国学术与政治热点相关，当时政治多元论恰好是美国政治理论界的重要话题，同时对于这位生于清末民初，曾热心阅读《民报》，并亲身参与五四运动的沉思型青年，用政治多元论来对比观照中国的现实政治，显然是富于挑战性的课题。这种政治多元性对于缓解在美国宪法基地上的政治一元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契机，对萧公权本人思想中的某种黑格尔色彩，是一种平衡。。
萧公权先生既是二十世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同时又是一位稳健的“老派”人物，他不赞成“打倒孔家店”，主张把孔子的思想与专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区别对待；他认为传统蒙学虽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却也未始不是一种基本功的有效训练；他认为“新文化”对旧式家庭的攻击过于偏颇，因为“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当代台湾学者林谷芳尝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拉车与刹车。社会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进，就要帮它刹车。”萧先生在那个急遽变化的时代所承担的，主要是一个刹车者的角色。
从外部观察，萧公权的学术世界，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中西文化的折衷；二、旧学与新知的贯通；三、情感兴理智的交融。这三大特征与萧氏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而萧氏思想的内部特征，则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对道德优先性的肯定、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取向，以及对民族文化生命的关怀。这三个方面都与近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而萧氏的历史地位，也由此益为彰显。
从学术立场来看，萧氏毕生关切的问题，正是中国历史的变与常，他正是站在这一个基本关切点之上，来从事对中西文化的折衷与融会。在这种旧学与新知的融会，以及中西文化的折衷之中，萧氏在近代中国人文学术史上，树立了一个「治道征前史，多方论折中。人如秋水淡，诗与夕阳红」的典范与人格，永为后世所缅怀追念。
萧公权的学术生涯虽然是研究、传播和发展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政治思想，但他也赋有很深的国学修养，这不仅表现在他呕心沥血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有关中国政治源流的开创性研究，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中国格律诗的造诣中。他写了大量诗作，常与吴宓唱和。仅在在成都的几年，他就写了九百多首诗。抗战年间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这几位教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吟诗作赋，酬唱应和，是为一时佳话。这种人文景观，几成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