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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宴会的改革基本上也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在讨论宴会改革的方案时，人们主要考虑 的是如何体现节俭和高效率的原则。毛泽东提议的“四菜一汤”被确定为所有宴会的通行标 准，这条规定至今都没有被打破的记录。宴会的规模也被明显地缩小了，来宾们通常只在有 关的双边或多边范围内邀请，以往那种由各国驻华使节排起长队轮流向主宾敬酒的场面再也 看不到了。
同时开始进行的还有礼品改革。按照重新制定的礼品标准，人们在选择礼品时将更加注 重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色，同时礼品也将更有纪念意义。当然，节俭同样是人们需要考虑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
与剔除礼宾工作中的某些奢华做法和不必要的盛大场面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为一些小国 首脑来访而安排的欢迎仪式却比以往还要隆重了。只要是小国领导人，在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时一定会受到5000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在以往，这样的仪式通常都是为大国的首脑们准备 的。周恩来早就批评过诸如此类的轻视小国的做法，他认为那是照搬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 家的礼宾做法的结果，因为在后者的礼宾程序中渗透着强烈的大国主义意识。这些做法在中 国主要同苏联及东欧国家打交道日子里不会造成什么麻烦，但是当中国开始致力于同更多的 亚非拉国家发展关系时，它们则有可能成为伤害小国自尊心的根源，所以周恩来曾不止一次 地对礼宾司的工作人员说：小国的领导人来了，我亲自去接！同上。
不过周恩来显然不是将提高对小国的礼宾规格当作一种权宜之计来使用的，事实上，清 除礼宾工作中的大国主义影响，给予小国和大国同等待遇，这是当时礼宾改革中更为重要的 内容。周恩来认为，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国家应该是中国礼宾制度或者说外交政策区别于帝国 主义及殖民主义国家的一个本质特征。他说：礼宾工作人员要懂政治，第一条就是要体现大 小国家一律平等，这很重要，这是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一条。 见礼宾司整理的周恩来关于礼宾工作的谈话资料。尽管人 们今天已经不再用隆重的仪式欢迎任何一位国家首脑了，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却具有非同寻常 的意义，它使中国成功地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树立起了不同于其他大国的平和、亲切的新形象 。那些经历过盛大欢迎场面的小国首脑曾经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在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受到过 这么隆重的接待！
与这种更具实质意义的改革相呼应的是，礼宾司展开了以强化“礼宾工作必须为外交政 策服务”的意识为宗旨的思想建设。同时负责司里的党的工作的韩叙首先在全体党员中进行 了有关教育。他批评了在礼宾司存在着的将礼宾工作仅仅看做是技术性或事务性工作的思想 ，他启发人们重新认识礼宾工作的本质和意义，并且积极倡导大家主动研究政治和外交政策 。
如果不是一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将这一有益的改革过程打断了的话，人们本来还 可以做出更多富有建设性的尝试。不过有一点是得到大家公认的，那就是这一阶段的改革在 使礼宾工作更加适合中国对外政策的需要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简洁明快的程序、适当的 节俭、平等地对待大小国家以及灵活的变通，它们成为礼宾工作的新特征，而所有这些，都 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周恩来一贯倡导的富有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
就在礼宾司强调要用政治和政策的观点指导礼宾工作的同时，一场有关如何看待 政治的地位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不过这场讨论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从 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被看做是一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 彪试图利用这场讨论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扫清道路，于是，他有意将对待政治的态度和对 待毛泽东主席的态度混淆到一起，并且竭力鼓吹“政治高于一切”，这样他就将有机会打倒 那些一向反对他搞“空头政治”的党政军领导人，比如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
礼宾司当然不可能超脱于这场讨论之外，不过在韩叙看来，这样的讨论将有助于人们真 正搞清政治和业务之间的正确关系，所以他不仅自己积极介入其中，而且还鼓励别人也参加 讨论。
作为礼宾司展开这场讨论的结论的，是在韩叙主持下完成的一篇体现了全司人员共识的 题为《形势政策带业务》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论述政治和礼宾业务的关系时这样写道：既没 有无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无业务的政治，任何政治都要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而这一点体 现在礼宾工作中，就是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要求做好工作。文章还引用了 大量的具体事例来论证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在当时曾经得到过国务院的高度评价，并因此被 转发全国，但是在半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却被作为宣扬资产阶级礼宾观念的“ 大毒草”受到了批判。当然，作为文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韩叙自然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事实上，还没有等到半年之后，上述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就已经被认为不合时宜了。19 65年12月，在林彪策划的一次紧急会议上，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果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 务，成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的牺牲者。伴随着罗瑞卿的被打倒，林彪所鼓吹的“政治可以冲 击一切”的观点也像一种可怕的瘟疫在全国迅速蔓延。
礼宾司又一次被牵扯到有关的争论中去，一些不赞成《形势政策带业务》一文所阐述的 观点的人重新抬出政治来贬低业务。韩叙显然不接受这种极端的看法，而且他也不打算在这 场争论中保持沉默，他说：“政治和业务既然是一对矛盾就要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 矛盾还会相互转化。”为了说明业务在某些情况下的决定性作用，他还举例说：“王杰政治 虽好，但是不能当大使。”他所提到的王杰是林彪当时树立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活学活用毛 主席著作”的典型。韩叙的这句话成了被一些人抓在手里的“小辫子”，在后来开展的“大 批判”运动中，它果真被当作了一个可以证明他在“资产阶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强有力 的证据。
不过韩叙从不见风使舵，而且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一向都不敏感，就在林彪所说的“政 治”开始冲击一切的情况下，他反而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推动礼宾司的业务建设上，因为这件 事本来就在礼宾司的工作计划之内。
为了营造研究业务的浓厚氛围，韩叙提倡人们在司里用外语对话。他还把与中国建交的所有 国家的国旗图案制作成了便于携带的小卡片，然后随时拿出来请大家辨认。他十分注意 鼓励那些努力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年轻人，并且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施展才能的机会 。人们很快就看到了上述努力所带来的成效，礼宾司的工作效率有了显著提高，而且工作中 的差错率越来越低。
与此同时，由韩叙分管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此外他还鼓励大家 及时总结以往的工作成果，在他的支持下，综合处开始编写一本叫做《出国人员须知》 的有关礼宾知识的普及读物。他本人在普及礼宾知识方面显然做了更多的工作，作为人们公 认的礼宾专家，他常常被邀请到国务院的各部委去讲授礼宾课程。
很多人在回忆起“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这段短暂时光时都流露出了一种怀念之情。有 人说，要不是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一些很好的制度，并且训练出了一批在政治和业务上都 堪称优秀的人才的话，在两年后礼宾司急剧减员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工作还能正常运转。毫 无疑问，在这些努力中浸透着韩叙的大量心血，但是对他个人而言，这一切带给他的首先不 是成就感，而是意想不到的厄运。
第三部分六 经受严峻考验 （1）
（1966年5月—1971年12月）
——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
——1967年10月第一次被“解放”
——1968年2月参与起草“９１人大字报”
——1968年底第二次被“解放”
——1969年主持礼宾司全面工作
——1971年11月被任命为礼宾司司长
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折磨的老干部们比起来，韩叙在同一时期的个人 遭遇显然要好得多，不过他在礼宾司却是受冲击最早并且最严重的一个人。这似乎不难解释 ，因为既然这场“革命”要“横扫”过去的一切，那么作为在礼宾司任职时间最长的人，他 自然和所有的“错误”都有关系。
如果说连周恩来都没料到会发生那样一场铺天盖地的“革命”的话，那么要让韩叙这样 一个普通干部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就更加困难了。1965年11月，当还在上海《解放》杂志担 任编委的姚文元发表了那篇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信号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时，他也像绝大多数读者一样，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想像成了史学界的一场“学术 争论”，他甚至认为既然是“学术争论”，就完全没有必要让文章充满火药味。一直到这篇 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被所有的报纸全文转载之后，他也只是略微感到了这场“学术争论”有 点不同寻常而已。
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错了，就在那篇文章被纷纷转载几个月后，各级党委向所有 党员传达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5·16通知》，该《通知》号召人们积极投身 到一场被叫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去，其目的是揪出那些“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 晓夫式的人物”。韩叙对这种提法感到相当困惑，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通知》中所说 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究竟指谁。
不过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