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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大狼：还有一个问题，您有一本著作很著名叫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您能否概括地说，这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杜钢建：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政府，需要在这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能够履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物质文化各方面需求的这样一个政府。说到底需要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中国现在需要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是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政府。
喜大狼：那我的理解就是干部、官员要变成公务员、服务员。
杜钢建：应该说公务员这个词，它的外文就是讲公共服务的。
喜大狼：就是讲公共服务。
杜钢建：就是讲公共服务，我们讲为人民服务讲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政府的职能在，首先财政支出结构就需要调整。比如说SARS危机期间我们就发现，我们农村的医疗保险政策远远不到位，社会保障政策不到位，一系列的就是说我们公共服务领域我们投入得太少，现在正在调整。中央这方面政策在调整，这就说明我们这一轮的机构改革也提出很多原则要求，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一个有限政府，一个责任政府，一个是公开透明的政府。
喜大狼：您经常提到要依法定编，请问中国什么时候可以落实这件事情。
杜钢建：我想这个依法定编有个过程，应该首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务院系统，国务院的组成机构，逐渐应该朝着这个依法定编的方向发展。还一个就是一个地方，我想这块可能有一些地方会走在前面，比如说深圳，深圳已经提出了要实现九个法定化，九个法定化当中其中就包括依法定编的内容。这样就是说，你政府的机构各个组成部门在我这个地方法规上就有明确的规定了。下一步你再想扩编调整，就要修改法才行。
喜大狼：我记得您在深圳做这个改革试点，就是机构改革试点，好像提出一个三权协调制，没叫三权分立，这个有没有什么。
杜钢建：三权协调，这个不是我在深圳做的改革试点，而是中央有关部委在深圳做改革试点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行政学院承担了相应的一些课题。那么我在深圳呢，参与过罗湖区的政府改革方案的设计，以及市政府的一些改革的课题的研究。
喜大狼：现在这个三权究竟怎么给它定位呢？
杜钢建：这个三权呢就是“十六大”报告当中提出的，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那么实际上讲就是适度分离，相互协调。因为决策，政府的决策，跟政府的执行，过去我们混在一起比较多。比如说从国务院的部委来说，部委里面既做决策有的局也做执行，我自己做决策就是为我下一步执行。结果呢，我在执行过程当中，我就需要你决策的时候就为我留了，开了很多绿灯。所以决策、执行缺少限制。要适度地分开，同时加强监督，这个我们叫做三权协调论。三权分立它讲的是什么，是传统的西方政治学上讲的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分立。这个理论当中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个模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中国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那么三权分立理论当中的一些合理的监督制约的这些因素要学习，要借鉴的。所以“十六大”报告当中提出，就是要学习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必须要有这个眼光。那么三权分立制度当中有一句话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司法独立从哪来的，不就是从三权分立当中来的吗？就是说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方面。但是三权协调论，可能从我们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更直接针对的是行政的机构设置、职能的调整展开的。
喜大狼：今天的《世纪大讲堂》就到这里要结束了，但是最后我们有个惯例，要请杜老师说那么一句话，这句话呢我想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您作为一个国家行政研究专家，对公民、对一般老百姓能不能提出一个忠告，怎样认识我们的机构。
杜钢建：我想，我们的公民应该树立公民权利保障意识，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来对政府各个机构，各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一个监督的要求来。
喜大狼：谢谢你。本期《世纪大讲堂》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到下次同一时间和我们再来相会，谢谢你。
杜钢建：谢谢。
（完）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