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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圣摩里斯城堡，显然呆板、逊色许多。然而房子里却有一间藏书丰富的大图书室，从曾祖父开始收藏了很多珍本书，其中最吸引安东的莫过于记录天文资料的线装书。1911年夏天，安东一回到圣摩里斯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消息。
安东渐渐长大，祖孙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费尔南身兼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宗亲会会长，他完全否定儿媳玛丽的开明态度。费尔南和玛丽在性格与想法上出现严重落差，而安东总是站在母亲这边。美国学者海伦·克兰（Helen Crane）指出，根据安东的表亲夏洛特·丘吉尔（Charlotte Churchill）的说法，安东和祖父常常针锋相对。夏洛特说，在两个人身上都找得到南部人喜欢畅所欲言的性格，换句话说，祖孙两人都很爱讲话。从小，大人鼓励安东有话直说，但是祖父觉得小孩子应该多听，不该多讲。
在费尔南的眼中，安东受到太多保护，必须施以严格管教与体罚。1912年，安东曾告诉西蒙娜，只要他不听话就会被安妮姑妈鞭打。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漂泊万里的帽子
安东在勒芒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在身处逆境时总会出现患难与共的朋友，使他内心感到安慰。不过他必须忍受他人嘲弄他的外表，家里的人叫他东尼欧（Tonio）；在勒芒，他被起了两个绰号。一直到他长大，这两个绰号还跟着他。
第一个绰号是“大鞋子”，他的一双大脚丫常成为笑柄。1944年，安东飞机失事的前一晚，他曾在一家夜总会与一位16岁的妙龄女郎共舞，这名舞伴后来一直忘不了安东的大脚。“大鞋子”同另一个绰号“圆月弯刀”比起来还算温和，“圆月弯刀”指的是他那奇怪、往上翘的鼻子，以及漫不经心的态度。日后，散漫的做事态度影响了他的飞行事业。
安东的智育成绩一向很差，有部分原因是他以消极态度抵抗权威。他上过的课里，人数最多有19人，最少有11人。不管人多人少，他在班上都是倒数几名，分数最低的科目包括历史、地理、德文、拉丁文，以及拼字；他最拿手的科目则是法文，不过老师觉得他的文法很差。
安东在校时数理成绩不佳，不过飞行工作与发明嗜好却让他重新燃起学习兴趣，将数学与机械原理运用在实际生活。求学时代一直觉得数学很无聊的他，成年后却热爱几何学。在学校时他只喜欢作文课，在纸笔之间找到了自尊与不如意时的避风港。12到14岁之间，他的作文分数最高，时间上正巧是他的叛逆期。
鼓励他发挥写作天分的老师不是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1900年，法国政府将教团驱逐出境，不准他们教书。但是许多耶稣会学校，包括勒芒在内，仍暗中聘用神父并在传统教团以外的领域延揽神父到校任教。
来自勒芒附近小镇、村落的神父承诺将遵循耶稣会信条，他们谨守诺言，以至于到二次大战为止，圣十字圣母学校一直是保皇派和反共和保守人士的堡垒。虽然他们为了保卫信仰不惜反抗政府的勇气值得钦佩，但是他们反政府的激进做法，却导致许多校友误入歧途，在二次大战期间加入极端分子菲力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领导的维希临时政府（Vichy régime），或支持分化族群的反犹太运动。
幸好每个神父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于学生的天赋独具慧眼。奥古斯特·洛奈神父（Auguste Launay）首先发现安东有说故事的天分，洛奈神父曾和全班学生一起照相，只见17个面无笑容的13岁男童或站或坐，中间坐着表情严肃、留着平头的神父。洛奈神父非常严格，因此学生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凯撒，他天生就是文学批评家。安东念三年级时，其他老师已经发现他优异的创作能力，但只有洛奈神父常常把安东的作文拿来做范文。
洛奈神父的出生地与安息地都是邻近的市镇西莱纪尧姆（SilléleGuillaume），他的父亲是木匠，小时候当地没有公立学校，因此为了受教育，他将毕生奉献给了神职，后来在勒芒教了34年书。洛奈神父“苦行僧”的形象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洛奈神父总是身着一袭黑袍，上课时很少起身离开讲桌。他完全不碰粉笔，叫学生替他写黑板，同时提出一连串艰涩的拉丁文法问题折磨学生。
洛奈神父教授的科目包括拉丁文、希腊文与宗教，14岁的安东很怕这三科。安东比较听得懂法文课，不过文法分数还是很低。神父非常欣赏安东的文章，一直到二次大战初期他退休为止，安东的两篇作文一直被他用来当作法文课范文，其中比较有名的一篇是《漂泊万里的帽子》（L'Odyssee du chapeau），故事描述一顶风风光光的大礼帽最后沦落非洲，被压得扁扁的，然后成为了偏远部落酋长的头巾。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在一开始时，大礼帽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诞生于帽子工厂，“忍受各种折磨”。
大礼帽完成剪裁、展开、上色的过程后被送到巴黎的店铺，成为最抢眼的展示品。“我的外表光鲜，路过的太太小姐们都忍不住多看我一眼；有钱的绅士看了我，无不想占为己有。”后来一位富翁买下这顶帽子后，他在俱乐部里的朋友无不露出艳羡的眼神。后来叙述富翁的仆人小心翼翼地收藏、清洁这顶帽子。就这样，大礼帽过了几个月的“舒服日子”。
“一名忠心耿耿的男仆平时负责整理富翁的衣柜，他对我呵护备至，让我受宠若惊。他每天晚上把我擦得亮亮的，到了隔天早上又重新擦一次。”
富翁将大礼帽送给一位即将成婚的马车夫之后，大礼帽的运势开始走下坡路。才过一天，大礼帽就在泥巴堆和尘土中打滚三次。马车夫没将帽子擦干净，后来帽子“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报仇欲望”，整个身体缩水，接着就以30生丁的价钱被卖给了旧衣店。
“旧衣店的老板是个可怕的犹太人，他的鹰勾鼻让他看起来奸诈狡猾、脾气暴躁。经过一番清洗，我又进了橱窗，但老板随便用一条脏兮兮的绳子把我吊起。这次我成了众人嘲弄的对象。”
帽子被一对年轻夫妇买回后曾度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卡洛琳和马修在塞纳河畔散步时，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我飞了起来。我非常害怕、痛苦。飞了几秒钟后，我掉进河里，安静地和鱼儿一起漂流下去。鱼害怕地看了我一眼，心想我是一艘新船。”
一位拾荒人救起这顶帽子。经过另一番折磨、修补后，帽子被放进包裹，寄往非洲。
“有一天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照得我不得不张开眼睛。只见眼前站了一群黑人，我简直吓坏了。这些黑人的脸部被嘴唇占去大半面积，身上只穿着老式游泳裤，另外还挂着鼻环和耳环。这些陌生人坐在装着饼干的箱子上，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用羽毛掸子做成的令牌，不过那把掸子上的羽毛全掉光了。他身上穿了狮子皮，因为有一天他鼓起所有勇气，杀死了一头体型和他一样硕大的狮子。”
“一双黑黑的手将我拿起，仔细把玩。我一开始有点害怕，看到身上没有褪色之后才放心。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国王，他把我戴在头上。接着我又过着快乐的日子。有时候我的亮光漆快被炽热的太阳晒得融化；有时候我那讲究实用的主人把我当成平底锅。但我的日子已经够安稳了。我的工作就是装饰班布王（BamBoum）的头顶，他是非洲大陆上最有权力的国王。”
“我在老年写下这段故事，希望能让法国人知道我的状况。在我住的国家里，帽子永远不再流行。等到我破得不能再戴时，我真的希望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让主人——尼日国王班布二世看起来更风光，并且把我尊奉为历史文物。”
作者：安东·圣埃克苏佩里，时年13岁
根据同学的说法，安东常常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而且他的本子上到处都是墨水污渍。但是从《漂泊万里的帽子》手写原稿倒是看不出脏乱的迹象，或许碰到他没兴趣的科目时，他就会把书本弄脏，但是这篇作文上的笔迹很整齐，透露出安东自信、成熟的一面，几乎就像大人写的。难得的是，《漂泊万里的帽子》为安东赢得了期末奖品。
很不巧，洛奈神父收集的另一篇范文《蚂蚁的丧礼》已经遗失，幸好还有一些学生记得故事大纲。故事中的作家名叫让·拉·方丹（Jean de La Fontaine），他向朋友叙述丧礼的情形。整篇故事反映了安东对于机械发明的浓厚兴趣：送葬队伍被水滴挡住去路，因此工蚁用嘴巴叼住新鲜绿草，造了一座便桥。
1931年，安东以《夜航》一书赢得生平第一项文学奖。随后他回到勒芒，感谢洛奈神父当年的鼓励和赏识。由于求学时代充满不愉快的回忆，因此他在1915年离校后就没再回去了。可惜的是，洛奈神父生前没能见到安东的作品（特别是《夜航》与《风沙星辰》）成为全国中小学的标准教材。
洛奈神父给《漂泊万里的帽子》打了12分。总分20分，其中拼字错误也被扣了分。安东以严厉、充满种族歧视的口吻，描写犹太裔旧衣店老板长了一副奸诈狡猾、尖酸刻薄的嘴脸，这段文字并没有遭到神父批评。安东写出这段话纯粹是因为当时年仅13岁，根本没亲眼见过犹太人，只能从别人口中得到印象。当时一般人，包括他大部分亲戚在内，都不习惯跟所谓的“以色列子民”相处。
安东和同学们从小接触保皇派人士的反犹太运动，因此他很久以前就看过或听过恶意讽刺、中伤犹太人的图画和言论。后来的维希临时政府以民间大兴反犹太行动作为借口，迫害身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在完成《漂泊万里的帽子》前的暑假，安东告诉西蒙娜说他支持反犹太运动，而且有意成立一个保皇派秘密社团，由他担任社长，专门负责文宣。新学期开始后，安东的同学发行一份名为《第三种声音》（l'？cho de troisième）的报纸，其中幽默的笔调模糊了背后隐含的政治野心。同学们互相传阅这份报纸，笑声此起彼伏，引起了神父注意，最后报纸被没收、销毁。我们不知道《第三种声音》是否支持反犹太运动。
少年时代写出种族歧视的文章以及支持反犹太运动是受到误导所致，日后安东发现，早年在勒芒接触到的种种讯息实在是思想毒瘤。没有人能指控成年后的安东是反犹太分子。他的心胸宽大，与犹太人相处融洽，而且还曾写文章道出犹太人的心声。后来维希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少数民族时，他还在《风沙的智能》中写了一段寓言故事为受害者辩解。
个人亲身体验深深影响着安东的思想与写作，其力量远超过一般大众与宗教的影响，许多同学却终生成为这些影响的禁脔。不过在勒芒学到的宝贵经验，例如讲义气的朋友最值得珍惜、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没有怨言等，一直让他很受用。至于学到的其他东西，例如上帝与信仰的死板印象，后来都经过了修正，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