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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说：“我不是作战人员，没有杀过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目击了与东京大空袭同样残酷的场面。对此，我要反省。”据他本人的陈述，自己是汽车部队的一名司机，并且亲临过南京大屠杀的现场。
这里揭露了一个事实，即使有家庭成员亲自参加过那场侵略战争的日本家庭，也不能做到让自己的家人了解历史真相。
一位20岁出头的日本女孩这样说：“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年表上只不过写了一行，来之前我什么也不了解。所以，大屠杀的惨状完全超出自己预料，使我大吃一惊。尤其是还有幸存者活着，使我不是作为历史，而是当作事实接受了这件事。”
这个女孩的父亲不是别人，他正是当时的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秘书。父亲身居这样地位的子女，本应该是受家庭影响，对历史有清醒认识的，可是现实并非如此。当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前，她竟“什么也不了解”，并且感到“大吃一惊”。可以想像得到日本普通家庭，特别是那些“右翼家庭”，他们的子女又能对战争的真相了解多少呢？
本泽二郎的弟媳这样说：“我以前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
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包括四五十岁的人在内，多数日本人不了解日中战争，因为历史课中没有教过，可以说是对此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很多日本人，尤其是一些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在中国人身上找毛病，反诬“中国人在不断制造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并指责说：“中国动辄就提历史问题，要日本赔礼道歉。村山内阁不是在1995年就表示过歉意了吗？怎么没完没了，日本要道歉到何时才是尽头？”……这样的说法不一而足。如果他们了解历史真相，哪里会有这样的蛮横，恐怕连说这话的勇气都不会有。
松原忠义明确表示：关于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是鲜为人知的事实。
这些日本人能够主动来到中国，并且坦诚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吐露出来，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所揭露的现实实在让南京人、让中国人、让亚洲人对日本感到失望和寒心。一个宣称自己是如何文明、如何发达的国家，一个一直叫嚷“脱亚入欧”不屑与黄种人为伍的国家，竟然连让后代知道历史真相的勇气都没有。①
由于日本政府缺乏真诚悔罪的态度，造成日本国民受到多年的“撒谎教育”，致使今天连侵华战争发动的原因日本国民都没有搞清楚。例如，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中这样说：“受到对方开枪射击，我方也予以还击，这就是战争的开始。”这样，历史真相离日本越来越远，若干年后假如再次出现侵略行为，在日本也就不再奇怪了。
一些日本人针对中国对日本右翼教科书的批评辩称，新历史教科书使用率不超过1％，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目的是以此麻痹邻国人民。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本泽二郎很明确地告诫我们：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复活，取决于日本的年轻一代能否正确认识历史。要知道，这些所谓“新历史教材”的“新”，已经把整个侵略史抹去和颠覆，而不只是降低了“揭露”事实的程度。
本书前面提到，昭和10年（1935年）选入小学二年级的那篇课文《勿忘恩》中描写的“哈齐的故事”，在战败初期，因为军国主义暂时被打压，“忠魂”的象征“哈齐”一度也被世人冷落。但是随着日本海外经济扩张的成功，“哈齐”也随之迎来了它新的“生命”。为了纪念它，东京政府专门在涩谷车站的一端开辟出一处广场——正式命名为“哈齐广场”。在广场的中心处，耸立着一座“哈齐”的铜像，在广场的一侧，是日本著名画家绘制的一组巨型“狗浮雕”。“哈齐”的复活绝非偶然！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的“撒谎教育”（4）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东京大学的角田中教授专门出版了一本书，煞有介事地“论证”日本民族的先天优越性，并采用彩色计算机图片和科研“图表”反复论述：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各国人，无一例外全部是用大脑的右半球来接受元音，而惟独日本人，只用左半球大脑就能既接受元音又接受辅音，所以日本人就创造出了高人一等的民族文化，日本民族委婉动听的语言风格的形成也是与此相关的。比较其他亚洲国家，日本人也更能够分辨出声色情思的细微差别，日本民族赶超其他民族的原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就连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纯酒那样纯洁。一般来说，日本人在西方和法国人最接近，不过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①在对“美国人为什么没有日本人聪明”这个结论进行论证的时候，这位妄自尊大的前首相把原因归结为在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拉了整个美国文化的后腿。更有一个叫作马野修二的作家把美国贬得一无是处，说美国只不过是一个由欧洲的劣等公民的后裔拼凑起来的移民国家。
而日本史学界泰斗梅原猛教授通过对欧洲哲学的研究，声称西方文明对整个世界来说就是瘟疫，最好的一剂药就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②
一方面抹杀历史事实，一方面恬不知耻地鼓吹“民族优越论”。这不是“种族优越论”又是什么？这一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无耻理论，在今天现代社会里重新出笼，不能不让人感到恍然回到了侵略战争爆发的半个世纪前，这一时光倒流现象绝非是偶然的！
李兆忠在他《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这样分析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的深层原因：
如果承认了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仅无法回答战死疆场的250万士兵究竟是死狗还是护国英雄这样一个难题，连明治维新后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性质也无法解释。因为他们完全是在同一种思想指导下发动的对外扩张的战争，惟一不同的就是前两场战争日本是“光荣”的胜利者，后一场战争日本是失败者。
更关键的是，假如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不是“圣战”，那么作为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作为日本帝国的千古荣耀和神圣象征的天皇，又将处于何等位置呢？“万世一系”的光荣难道从此中断？英明的明治天皇领导着日本人民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发动了两次战争，把大和民族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四流岛国整治成一个称霸亚洲，令西方列强另眼相看的世界强国。正是他打下的这个根基，日本才有繁荣强大的今天。这样的攻绩难道也要否定？昭和天皇继承先祖未竟的事业发动了５０年前（该书出版于1998年——编者注）的那场战争，一开始势如破竹、战果累累，差点就赢了，中国、东南亚许多领土不都归于日本的版图了吗？战后虽然失利，日本宣布投降，那是因为准备得还不够，性子太急了点，多亏天皇陛下高瞻远瞩，及时终止了战争，为日本保存了实力，为后来的再次崛起奠定了基础。今天，日本不是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了吗？当年用武力没有得到的，现在不是都得到了吗？这难道不是大和民族全体国民卧薪尝胆，洗刷战争耻辱的结果吗？
——这就是一些日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他们对那场战争无法做出正确的认识、反省和忏悔，尚不具备这么高的道德水准和长远眼光。如果说战败的当初，日本就没有认认真真地向亚洲各国人民认罪道歉的话，那么，在它已经财大气粗，并且敢于向当年打败过自己的世界强国美国说“不”的今天，它还会向经济实力远不如自己的亚洲各国低下它那傲慢的头颅吗？
注释：
①以上参见《中国大警告》，（日）本泽二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人如何“雪耻”（1）
3。 日本人如何“雪耻”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编者注），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他甚至认为：“导致战争的文化原因，仍然残存在日本人的意识当中。”①
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曝光，启动了日本少数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忏悔。但是，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政客和学者们，却在竭尽所能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明星大学人文系教授高桥师郎认为：“《太平洋战争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对挫伤日本人的自尊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们狡辩说，这种战争史观是美国人强行灌输给日本人的，必须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舆论和政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是能够获得满堂喝彩的。②
那么，说出历史真相就要“挫伤自尊”，到底什么才是日本的“自尊”？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要使有这样性格的日本人承认错误，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们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更何况现在历史真实已被封存。
甚至有人说，一些日本人的头脑里根本没有善恶的概念，也不承认善与恶的对立，他们同时生活在“人情的世界”和“义礼的世界”，让善与恶各得其所，灵与肉同时得救。在前一个世界里，他们放纵情欲，无所顾忌；在后一个世界里，则忍辱负重，谨小慎微。最奇妙的是，它们两者互不妨碍。对于杀人，其实刽子手本人也深以为耻，但是不说出来，这个面子就会保住了，就没有罪恶感了。
20多年前，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对被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