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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范恩一起走访（8）
抵达咸津后，夜幕还未降临，但为时已晚。我们走进顾问办公区，进行了自我介绍。一个官员询问我们到达的时间；他没听说有直升机要来。我们回答道，不是乘直升机来的。听到这番话后，他向外看了看，发现一辆积满灰尘的汽车。所以他追问道：“你们是自己驾车来的吗？”约翰说，是。我们今天早上从西贡穿过春禄抵达咸津。其他顾问都围过来，诧异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穿越时空而来。他们说，整整一年，还没有一个人驱车来到这里。
有个人问：“路还通吗？”
约翰说道：“今天还通。”
一名步兵顾问问道：“沿途是否有较好的伏击地点？”
约翰回答道：“有两个。西贡到春禄和春禄到咸津。”
——
回到西贡后，我们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站——头顿。头顿位于距离西贡最近的海岸处。美国人一般认为，驾车从公路直达该省，非常危险。越南人和法国居民也常常驱车前往头顿。他们一般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只不过有时会给越共的路障拦住去路，缴纳一些“过路费”，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却是死路一条。
约翰说，据他所知，上述情形实在是有点夸大其词，完全是心理因素在作祟。每逢周末，人们都想去头顿渡假。那里有非常美丽的海滩。但是停放直升机的地方非常有限。美国人的内心非常矛盾，尽管他们迫切希望可以和越南人一样，驱车或是乘坐公交去头顿渡假，不过他们又不愿意冒任何的风险，尽管他们自身并不愿承认这一点。
约翰认为，作为一名美国人，我们应该驾车前往头顿。驱车前往，可以表明美国人在面对争端时，从不退却。他并不想承认，越共占据了自己下辖省的通道。范恩希望，此行可以让当地省长感到脸上无光，从而采取更为强硬的安全措施，将此前种种子虚乌有的谣传一一击破，保证省内的安全。我怀疑，他之所以决定驱车从公路访问下辖的11个省，也是为了上述目的。不论如何，直到最后，范恩才决定踏足头顿。
我们准备周六早上出发，出发前的一天晚上，又有一名自愿者加入我们。周五晚上，我们参加了国际发展署一名高官在他寓所举办的生日晚宴。该官员是约翰的顶头上司。大桌子旁，坐着都是使馆来的朋友，主人坐在上首。他对越南各省非常了解。席间，邀请约翰本周和他一起飞往头顿共渡周末，飞机上现在还有一些空座位。约翰回答道，实际上，我们明天准备驱车前往，视察该省。主人非常震惊：“我的老天，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有空位吗？我想跟你们一块去。”约翰说有。离开寓所时，我们约定明天早上在使馆的摩托车库见。
第二天早上，我赶到时，一名修理工正在给汽车换法国车牌，约翰在旁边监督。约翰说：“法国人常常在这条路段来来去去，越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要是我们遇到越共，法国车牌可以减缓他们反应的速度。在他们怀疑我们的身份时，可能我们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问他：“为啥要这样做？我记得你曾说过，这次出行并不像其他人想像的那样，其实并不危险。为什么以前出行时不这样做？”
约翰答道：“我也是刚刚才有这种想法的。现在正是试一试的好时候。”
我把自己的装备放到他车上时，发现前排座位上放了三盒榴霰弹。我说道：“约翰，如果是安全的，为什么要带六枚榴霰弹，以前我们只带四枚的？”
他回答道：“不过是以防万一。”
一开始我以为，我们在等约翰的顶头上司，但约翰说，上司早上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今天下午还有工作等着他要做，所以他无法和我们一同走访了。我非常震惊，昨天晚上他还信誓旦旦。约翰说：“他今天是不可能和我们一块去的，那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
跟往常一样，这次还是约翰驾车。他买了些三明治，供我们路上食用。一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之后，忽然遇到一长串汽车、卡车和公交车，一眼望不到头。范恩决定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公路和沟渠之间还留有足够空间，我们把车转向路边，随着停滞的车辆缓缓向前。汽车足足排了几英里远。现在天气炎热，许多司机以及公交车中的乘客，都走下汽车，站在路边乘凉。他们在这已停了两个小时。小男孩从边上走过来，兜售汽水和菠萝。一些司机告诉我们，前方有一个军事检查站。
与范恩一起走访（9）
最后终于排到了车队的前面。一名越南陆军走上前，把我们拦住。从草地上坐着的一群人中，走过了一名中尉。他用法语告诉我们，不能在继续向前了。前方公路上有1000名越共士兵。他的这番话的确让人震惊。这么多越共参与一个行动，我还是首次听到。毋容置疑的是，此段公路的确不安全。中尉不能确定公路再次通行的时间。他很有礼貌，但是坚信，我们需要等待，现在不能继续向前。要是他所说的一切属实，那么前面的确是很危险。我把他的话翻译给约翰，约翰并不懂法语。
约翰看了看躺在草地上的士兵。他们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饭，还有的在吸烟。他又瞟了一下侦查机。飞机正在前方１英里处，无精打采地绕圈子。然后他说道：“胡扯！”然后调转车头，回到公路上，准备继续向前行驶。
中尉很是震惊。他勃然大怒，跑到车前面，两手张开，示意我们停下来。他用法语说道：“不，你们不能过去！绝对不能。”约翰一边挥手示意他走开，一边继续缓慢地向前推进。
中尉并未闪到一边，相反，他从腰间拔出手枪，瞄准我们，不断挥动着另一只手，说话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根本无法理解。同时用越南语向他的士兵喊话。士兵立刻从草地上站了起来。我希望约翰把车停下来，可是他却瞪了上尉一眼，然后扭过头来，继续驾车前行。汽车加速后，我回头望去，中尉大惊失色，而且非常生气。刚才的冲突着实让我忐忑不安。
约翰驱车全速前进。我们车上有武器，可这次却没有架在车窗上。我们在笔直的公路上行驶，两边的村落从车窗外飞奔而过。路边上看不到任何植被和林荫。和去咸津不同，此次路上并未遇到森林，因为这里不利于植物的生长。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看不到任何越共的迹象，也没有越南陆军和其他车辆。慢慢地，整个公路上就只剩下我们自己了。
大概走了１０到１２分钟后，我问约翰，怎么确定中尉是在弄虚作假。他说，其实一看便知。但是他的证据是什么呢？“你看到地上躺着的越南陆军了吗？要是一英里外真有越共，他们根本不会如此悠闲，早就逃之夭夭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炮弹声。”约翰指着头顶上的小飞机——飞机一直沿着公路在我们前面飞行——说道：“看它飞得多低。这意味着，地面上不会有人向它开火。前面肯定一个越共也没有。”不论如何，他继续驾车从空旷的公路上穿梭而过。几分钟后，在路的另一边看到了一排被拦住的汽车，和先前我们甩掉的一般长短。队伍前面，站着越南陆军士兵。看到我们后，他们惊奇万分。驱车通过时，躺在地上的司机都站起来，赶忙爬回自己的车内，发动引擎。约翰说：“他们一定认为前方警报已经解除。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应该可以通过。”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越南陆军一定会让他们通行。路的另一边倒是空空荡荡，我们驾车从一个接一个的汽车旁边飞驰而过。
走远后，我问约翰：“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中尉看上去很怕我们继续向前。”
约翰说：“他担心的是如果我们继续向前，他们就不能在那里歇着了！他必须带着自己的部队，四处走走，了解一下周围的状况。”
“但是为什么要封锁交通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约翰答道：“他们可能接到通知，一些越共几个小时前曾从这里经过。可能只是一个班。”
“他说有1000人。”
“绝不可能。”
现在看来，约翰很有尺度。尽管几分钟之前，在通过第一个路障时，我对此还不太确信。我们顺利抵达头顿，与当地的顾问团和国际发展署进行交谈，一起共进晚餐。第二天早上，约翰去拜会省长，向他表示祝贺。约翰告诉他，同去年相比，他所辖的地区安全了许多。去年的时候，要想驾车赶到头顿，简直是不可能。约翰建议省长继续在该方面做出努力，省长认真听取了约翰的建议，然后挥手送我们离开。访问结束后，我们驾车返回了西贡。
希望的泯灭（1）
驾车穿过公路，去各省访问的途中，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充分的发言权。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在１９６６年春天参与如下的调查。当时，约翰逊总统对外提出了“另一场战争”的理论。另一场战争关注的是冲突中政治方面的内容，旨在获取乡村地区农民的支持，和军事关系不大，由作战部队对抗北越军队和越共主力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涵盖于其中。约翰逊总统要求使馆定期汇报该方面的情况。1966年，使馆向总统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就绥靖政策可能取得的“预期进展”进行了汇报。副馆长要我为其收集西贡附近第三军团辖区内的信息，用于向总统汇报。此次工作不需要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参加，我们要做出自已的评价。
我再次驱车去第三军团下辖的各省走访。这次却是独自一人，驾车观察路况信息，和美国顾问谈话。此行主要关注的是美国顾问，而不是农民，因为我需要立刻完成报告。我把自己访谈的成果包含在３月３日提交的草稿中。草稿对预期的“进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在开头写道：“1966年实施的绥靖政策可能最终会无果而终……”
在使馆的政务会上，我把草稿分发给列席会议的所有机构领导或其副手，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同时给出充分的理据，支持草稿中的观点。会议由副馆长波特主持，出席会议的还有军方的主要代表，其中包括美对越军援司令部负责绥靖政策的将军、中情局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代表。白宫国安会的罗伯特·科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为约翰逊总统调查绥靖政策所取得的进展。罗伯特后来也来到越南，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领导下，主持绥靖方面的相关工作。我现在还记得会议的日期，1966年４月７日，因为当天正值我的生日。
会议开始，柯林斯将军手下负责绥靖政策的哈里斯·霍利斯将军，使用地图，进行了简要的情况介绍。他从军事方面，对第三军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描述。霍利斯将军利用地图阐述相关的情况。他指出，在地图上，红色区域为越共控制的区域，用交叉排线表示的为竞争区域，越南政府控制的区域为蓝色区域。霍利斯将军发言后，我开始针对霍利斯将军的情况介绍，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发言时，地图就放在旁边的架子上。我提到，原则上说，不同地区需使用一套繁复的标准来断定是否由越南政府控制，但是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直接做出判断：亦即，越南政府，可能最终还是美国政府出资供养的村长或地区长官在没有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