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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色已晚，尽管自己极度兴奋，我还是把文件柜推到保险箱里，关上密室的门（里边的灯自动熄灭），然后旋上密码锁。第二天晚上，我还想继续查阅文件，了解针对现行政策的讨论。我所做的一切，麦克诺顿都知道，而我却全然没有察觉。
蓄谋挑衅（10）
第二天晚上，和往常一样，我一直呆在办公室。五角大楼有一个快餐厅，专门为加班的人而设。大概八点的时候，约翰离开办公室，去餐厅吃饭。因为想多看一下文件夹的内容，我也随即离开办公室，来到国际安全事务部的办公套间，走进约翰的大办公室，里面漆黑一片，我打开灯，开始拨保险箱的密码。
保险箱并未打开。我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再试一遍，还是不行。我绝对不会忘记密码，这个密码我不知道用过多少次。只有一种可能性，当天有人更改了密码。
这样做，针对的只有两个人：约翰的军事助理哈里·哈里斯和我。我们俩是约翰身边惟一知道密码的两个人。哈里有可能步其前任的后尘，但是可能性不大。事情实在是太凑巧了。昨天我刚刚违反约翰的命令，偷尝禁果，而现在果实尤在，我却无法够到，也许永远也无法够到。也许明天哈里或是其继任者会告诉我新密码，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类似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约翰为何这么快就发觉了呢？仅仅一个晚上，只不过是草草地扫了一眼！他是刑法学教授，证据方面的专家。也许他在一些地方发现了蛛丝马迹：文件内也许夹了一些碎纸片，可能一看便知有人动过；也许装订文件的封面上有根头发。打开文件，头发就会移开或是折断。这些把戏，我只在小说中读到过。他一定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我是他的特别助理，而且又对政策那么感兴趣——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自己取阅那些他人禁看的文件。
为何连特别助理也无权查看相关文件呢？并不是因为他害怕我泄漏秘密，草率行事，也不是认为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推动政策的实施，更不会怀疑我有渎职之嫌，尽管他知道我并不同意当前的政策。我不能查看这些文件，是因为这些文件极为“敏感”，必须保持高度机密。知道其存在的人，必须少之又少。
麦克诺顿并不认为，我会因为草率行事，向一些不该了解机密的人透露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一旦我稍有疏忽，那些交给他机密文件的人，将会怀疑他违反了自己的承诺，让其他人知道了文件的存在。如若出现上述状况，他今后就不可能再拿到相关文件。迈克·福里斯特尔事件有可能会重演，而且情况还会更糟。他不能冒着风险，让一名无法绝对服从其命令的特别助理，放弃其对美国政策的探索，不去看这些政策性文件。约翰认为，一旦文件和我只有一步之隔，如果旁边再没有其他人的话，我定会拿来查阅。这就是他如此谨慎的原因。他对我并不完全信任。其实根本无须多言——我值得信赖——但是我个人一直执迷于了解美国政策。
如果我的揣测确实属实的话，约翰改变密码，也就意味着我将无法打开保险柜，那我又该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呢？要是他白天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无法进入他的办公室，那特别助理的工作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根本无须煞费心机。我早想离开五角大楼。我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了不少内幕，我还可以担当政府中的很多职位，而且可以回到兰德公司，继续自己的研究。那些工作更适合我，可以让我身心愉悦。我乐于从事的工作是分析研究员或是就某个自己关注和熟知的问题提供咨询。所以失去工作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困苦，但是要向约翰承认，我已知道自己被拒之保险柜外的原因，实在有点儿难为情。
早上的时候，约翰的秘书告诉我，约翰要见我。约翰非常友善，而且就像其面对记者时一样恳切，一样直率。他告诉我，让我做特别助理工作，实在是有点儿大材小用。像这样的工作应该交给年轻的下层官员来做。（他曾经说过，我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同级——虽然从行政能力上看，我还差的很远——但是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办公室，继续为他做事。我应该在国际事务处办公区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
约翰给我的办公室不在环岛处，但是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办公室很大，而且属于我自己。约翰道，要是我觉得一切还可以的话，当天就可将自己的文件搬过去。（我可以保留自己的薪水和职别，他也会为我找一个头衔）。对于装订文件和改变密码一事，他决口未提。他强烈要求我继续为他工作，所以根本没必要提及此事，他要做的就是让我远离他的私人办公室。
蓄谋挑衅（11）
我知道自己并不胜任特别助理一职，而且自己也不擅长做高官的助理。我只会做一些学术和政策交流。我确信，约翰赞赏我上述方面的能力，但这些跟工作都没有太大联系。他问我对哪方面的工作感兴趣？我说，容我考虑一下后，再与你谈。到离开办公室时，他一直都极为友善，所以我们之间一点儿不感到尴尬。
——
夏季末，我说，应该组织一个工作组，专门负责越南“长期”问题研究。“长期”的范围就是在六个月以外。对于政府外的人来说，这个想法实在有点儿荒唐，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这属于长远规划。古巴导弹危机时，国安会执行委员会曾成立两个工作组，我当时分别担任两个小组的成员。一个工作组是短期工作组，主要负责在一两天之内制订进攻计划，结束危机。另外一个是长远规划工作组。在提到长远规划工作组时，我过去常常说，不光是危机时才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般行动，持续两周亦属于“长期”的范畴之内。这可不是开玩笑。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最近几天需要的东西：演讲、证词、预算、报告、新闻发布会以及一个接一个的会谈和官员访问。想起古巴导弹危机时，几个晚上，自己曾睡在助理国防部长的皮沙发椅上，可在国际安全事务部工作一年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日常工作的节奏以及面临的压力和处在“危机”时并无太大区别。
1965年夏天，我告诉约翰，尽管柏林早已不再面临危机状态，可是在1961年到1962年之间，国际安全事务部柏林工作组内部还是成立了长远规划小组。而越南问题从1963年以来，就一直潜伏着危机，可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对越南问题进行长远研究。我说，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工作组，自已希望领导该小组。
约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道：“你不理解。丹尼尔！越南问题不能持续六个月！我要让美国退出！”他用手猛烈敲了三下桌子，这种情况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撤出！撤出！撤出！”
我忙附和道：“喔，嗯，对……”
等到情绪稳定后，他继续说，总统私下里对国会说过，会尽一切努力，在秋季末期进行谈判，结束战争，至少在今年年底，结束战争。约翰认为，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意思并不是要赢的战争；总统保证会进行谈判。现在扩大战争只是为了增加我们谈判的筹码。他说，为了平息国会山的不安，汉弗莱以总统的名义做出了保证。在我看来，要是总统真的履行了自己的承诺，那约翰逊总统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听到上述言论。这很符合我们两人的观点。
1965年春季末，轰炸行动在五月短暂“歇息”了一下后，又重新开始。一次，我正坐在约翰办公桌旁边，膝盖上放着一大堆文件，为其书写的备忘录查找资料。他提到，今天要早点离开，因为要去接妻子，共进晚餐。他从未向我提及妻子和家人。尽管我们一天１２个小时都并肩作战，而且常常一起开玩笑，可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私人生活，也没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或是见见他的家人。他早就告诉我，不会与任何下属交往。但是，这次他提及妻子，所以我也就随口问了一下：“你妻子对你的工作有什么看法？”
约翰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来，手中拿着笔，不假思索地道：“她认为我们疯了！简直无可救药！”说这番话时，面无表情，凝视了几秒钟，又继续批改文件。
失控：１９６５年７月（1）
１９６５年７月中旬，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前往西贡，对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建议进行评估。一个月前，威斯特摩兰将军曾建议，立刻向南越增兵10万。我们现在已经向越南派遣了７万５千名士兵。依据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建议，应该再派遣１０万军队。到战争结束，在越南的美军数应达到17万５千人。他还要求派遣44支军团，其中39支美军兵团，９支韩国兵团和１支澳大利亚兵团。如果其他国家的兵团无法到位，那么可以派遣44支美军兵团，到时美军的总数将达到20万。
麦克纳马拉一直顾虑重重。是否需要增兵？与其他方案相比，增兵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批准了该请求，到1966年，他们会继续要求增兵。但是７月17日，也就是他抵达越南的当天，副国防部长赛·万斯给他发来信息。信息中称，总统现在“有意”批准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派遣34支美军军团。约翰逊还很有可能接受参联会的建议，动用预备役，延长士兵的服役期。
回到华盛顿后，我获悉麦克纳马拉要宣布新的部署，而且要解释其中的原因，通告战时策略，包括动员预备役。上级指示要我为其起草演讲稿。第二天，为了起草演讲稿，我开始参加由万斯每天早上在办公室举行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参联会代表以及负责人事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代表。会议旨在协调和动员预备役，延长服役期，皆属于部长计划的一部分。会议为工作会议，讨论动员的预备役数量，需要的军团数和由谁负责等问题，同时研究向新计划提供资金以及如何要求国会增加预算等问题。我出席会议，是为了了解问题的始末以及计划的范围，以便在演讲中对其进行描述，提供合理的理由。
在西贡访问时，麦克纳马拉主要关注1966年需要的兵力数。派遣34/44支兵团后，还需要多少兵力？７月20日，麦克纳马拉回到华盛顿。在发给总统的备忘录中，部长建议美国增派44支兵团。这与万斯电报中所说的总统意图完全符合，其实从六月中旬开始，麦克纳马拉本人也开始赞成威斯特摩兰的建议。
更重要的是，麦克纳马拉表明，这只是增兵的第一步。他说，威斯特摩兰认为1965年一年就需要１７万５千人到２０万人；“我们应该知道，1966年前期还需要更多的士兵（也许１０万）。可能会视情况的发展，继续增兵。
６月，威斯特摩兰在其发回的申请中警告，44支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