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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惹祸上身，何况王淇在校是既是又红又尊的激进派，消息一向比别人灵通。
“如果是真的，我怎么办？”我的心乱成一团。
“我也不知道，不过，或者你再找个机会和刘书记谈一谈——”他搔搔头，说：“上次听你说他的人很好，也许他可以帮到你。”
“但我上次找他谈，他明白告诉我没事嘛！”我想了想。“对，我可以再去问问他——”
“听说刘书记回乡探亲去了，过了这个周末才回来，你看着办，凡事小心点，忍让点，别在未见到他之前出岔子，知道吗？”
我点头。
“至于我——”他面有难色，“也许在事情未完全明朗前，我——”
“我知道，你不用说了。”我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没有必要，我主张我们且暂不见面，如果真的有事，何必多牵连你在内？我不会介意，我明白的。”
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好朋友，你不怪我就好。一切自己小心了。”他匆忙闪到门边，又回过头来说：“小心那位王淇，万一碰上了，不要惹毛她，忍着点。”
“我会的。”
“那么，小心自己保重。”他长长的叹气，走了。
我靠坐在床上，心里觉得很凄凉，在这个迷团未解开之前，大概我都会被人孤立，被人疏离的了。但我不能怪谁，也不会怪谁，每个人都是为了自保，我知道，如果事情倒转过来，我也会做同样的事，要怪只能怪一个人——方华我自己。
刘书记回来没几天，未等我去找他，却先找人唤了我去。我敲门进入他的办公室，只见他自背负着手站在窗前。我不敢坐就站着等他。
没一会他回过头来，摆摆手叫我坐下，眉头皱得紧紧的，“你大概猜到我是为什么事找你了吧！”他问。
我点点头，默然坐下。
“唉，这件事我本以为可以算了，却始终不能——”他摇摇头说：“不过事情还不算太坏，因为我向你们班上党委说，一来你犯的情节不算太严重，二来你的态度非常好，曾经来我这里主动要求处分，三来——你成绩优异，学校爱才，国家也爱才。处分是免不了的，但我建议不批斗，不下乡，留校改造。这已经是我能做到最轻的了。”
“谢谢你，刘书记。”我听他这样说，本来忐忑不安的心渐渐安定下来，看来我不用如王淇所说的，要被送入监牢。
“他们说你只尊不红，只爱资产阶级玩意见，经常写些无病呻吟的东西；一点革命气息也没有。——加上上次你写给储安平表示同情他的那封信，给退回学校来了，右派帽子是免不了要被戴上的——”说到这，我似乎听见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对这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木然摇头。“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我也知道接受处分是应该的。”
“那很好，就像刚才告诉你的，你得到的处分非常轻，只被判留校思想改造，不过就没有一定的期限，在这段期间内，你要勤读马列书籍，要不断反省自己，要谨言慎行，知道吗？”
“我知道。”
“你听清楚了，从现在开始，你正式被判内定右派； 留校接受思想改造，每个星期，要向班党书记写一篇阅读马列主义心得，并汇报思想一次，知道吗？”
“知道了”我点点头。
“这样就好，不过千万别再犯错。”
“您放心，刘书记，我不会再犯错的。”
不伦之恋（24）
“很好，我也相信你不会，你一向很聪明。”他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回去好好努力，有事随时找我。”
“谢谢您，刘书记。”我道别出来，心里是比刚来时轻松，但却是一片惘然。我这个一向对政治毫无野心的书包子，竟被扣上右派帽子，想想也真是滑稽。但不用坐牢，不用下乡劳改，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我阿Q式安慰自己。
我心中悲痛莫名，更多的是无奈。我从小生长在毋亲和外婆的怀抱中，全然没有与闻时事。虽早巳知这不适合于今日的中国，也曾感到孤独与无依；我要依我的良心去生活，虽然理智告诉我：若想出人头地； 就要强迫我自己苟且自欺，但我偏要接受良心的指挥，这便注定了我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
这之后，一段颇长的时间，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枯躁和无味，平日在学校中没有人搭理我，只有几个特别要好的同学，像饶闻午和王月平等，偶尔暗中说几句话。不过这种机会不多，一来我知道他们心中害怕，二来我也真的不想连累朋友，如果不幸被人看见就麻烦了。
周末与婉容见面，显得格外重要，也变成我唯一的安慰了。我被扣上右派帽子这件事，我和婉容都非常小心地不让家里长辈知道。
既然已成事实，又何必让她们操心呢？我知道婉容为我这件事实在忧心忡忡，右派份子不会在毕业后分配到较好单位工作，或者得到较好的机会进修。我和她都心知肚明，但也是没办法的事。人在逆境和屈辱中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才不会被击败； 成为一个软弱的可怜虫。我告诉自巳：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尽全力跟命运搏斗！
周末我们再也没有心情出去玩乐。最大娱乐不外是听婉容为我吹口琴，又或者两人相拥坐在那张长沙发上聊天，一杯清茶，加上一盘瓜子，陪我两渡过漫漫长夜。
前途，在当时来看，是一片迷茫。
被扣帽子后，早已将诗词歌赋放在一边，除了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外，正好用钻研外语来填满课余时间。而且一学多样，包括英文，德文，日文，法文，甚至俄文。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起三面红旗；全民炼钢运动；组识人民公社并人民食堂。老百姓明知他的主张极为可笑；但经过大鸣大放反右后；谁又敢张声。但我终不明白；以毛之雄才大略；却何故如此幼稚？他提出全民土法炼钢；下令人民将铁窗铁门犁头铁桶等铁器全抛入土高炉里铄钢。结果家家不见了铁；却炼不出钢。
他提出公社食堂免费供应伙食；这当然是美事。可数个月下来全国粮食严重缺乏……不到一年间； 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了不知多少人。
这时又来发话了；说饥荒的元凶是天灾人祸。连麻雀也来抢食我们的粮食， 多该死的麻雀！ 非把它们捉光不可！于是学生们组织打雀团；下乡打麻雀！ 我既然是被扣了右派帽子的人；怎敢不热心参加学校这种活动；于是在每个天清气朗的星期天；我随着大队浩浩荡荡地杀上学校附近乡村农地去捉麻雀。
其实那时捉雀活动己如火如茶地进行了几个月；大部分的麻雀被捕光了。
结果呢；结果五百个大学生；背著几百个铜锣上山；同时敲锣响鼓；声音震耳欲聋。却成功地震下…一只 麻雀来。
大家面面相觑。想笑；但谁也不敢笑出声来；只好憋着笑；憋得肚子也痛了；加上肚子本来就饿得咕咕作响；想笑都笑不出来了。
时值一九五九年底；全国闹饥荒。。几百万人饿死在村郊荒野，而电台报纸却清一色的歌颂太平，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带领人民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学习再学习，天天在开会，人人作检讨，不论你曾经是浴血沙场的开国元勋，还是妙小如蚂蚁的平民；人人都是布袋里的木偶，被背后的大手操纵着，我们讲的、想的都是报纸上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肃清不符合党当前规定的思想，清除党认为不正确的动机那怕只是一个偏离“正确路线”的念头，就会捱斗；谁若说农村不是丰收、亩产不是万斤，或是土高炉练不出钢，就会被送斡校学习，在互相监督下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改造思想。
在这大环境下要生存只能禁若寒蝉，即使有千万问号在心头，也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把心中的疑问翻出来，自己向自己，自己再回答，例如：
“毛是不是一个爱国者？”
“是！”
“他是不是很聪明？”
“是很聪明。”
“为什么他看不到实情真相？”
“因为人人都怕触怒他，落得个劳动改造的下场，所以不敢讲真话。”
“他是不是一个明君。”
“他想做明君，但他气量小，生姓多疑而又好斗走不出古代帝王的格局！”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不知道，大概古书读得太多了，所以”我糊涂了，真是不懂啊。
一九六O年底，学校规定每个应届毕业生都得在毕业前交出一篇论文，并由指定的导师辅导。
我花了三个月功夫，参考了六十多篇外国文献，写了一篇名叫“国外肝功能检查之进展“的文章，呈交给我的辅导老师陈真。当时他是一级教授，是全国最著名的消化专家。
他看后大加赞许，并送交中华内科杂志，与其他医学院三位名教授合作成一篇综合性论文，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号以重点文献刊出，当时我已去了香港。本来陈教授希望我能留校任他的助教，但始终因我是右派而未能如愿。
不伦之恋（25）
一九六一年六月我正式毕业，同年九月学校通知我摘掉右派帽子，令我与婉容欢喜若狂。这个戴帽子的秘密，相信可以永远不被母亲她们知道了。
唯一令我感到不快的，是我被分派到宁夏石阻山人民医院任内科驻院医生。不是怕边区艰苦或医院设备差，而是难舍婉容，她当时还未毕业……不可能随我到宁厦。
八月底，她陪我回家向母亲辞行。一如以往，回到东莞，我们各自回家陪母亲，分手前我央婉容请姨婆也来我母亲家小住，因为我实在想念她。
姨婆当然也想念我，不到翌日她就赶来，一进门却又大声抱怨我不孝顺她，不亲自赶去探望她，却要她反过来找我；一边说一边拍我的头，最初努力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没多久就撑不住先笑了。
我们都笑，我冲前抱着她小小的身子，一时心酸难禁。姨婆年纪不小了，而我这一去，可能要很久才能再见她，而就算回来探亲再见，也不过只有几天光景。亲情难舍呀。
回广州之前，母亲与我竟夕夜话，聊了很久。她倒不担心我的学业，总算已毕业，也不必担心我不是好医生，因为我遗传了她的耐性和善良。
她最担心的还是婉容。
“你俩现在还在一起吗？”她问。
“我们并不住在一起，你是知道的，妈。”一提到婉容。我没法不变成刺猬。
“我知道她住在西关，不过周末呢，周五晚上呢？”妈瞪我。“你难道巴巴的往回赶，不留宿在她那儿。”
“对不起，妈，但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就算我有不好念头，也过不了她那个关。”我的口气软了下来。“她是个好女孩，你是知道的。”
“这样就好，不要害了人家清清白白女孩子。”她叹了一口气。
我想说，就算我俩之间有什么，也不是害她，是因为爱她。我对她是认真的，我会负责的。但我什么也不敢说。妈到底也年纪大了，如何能够再顶撞她？虽然差不多每次回来，总会盘问我这个问题，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疯掉。
既然什么也不能说，我只有选择沉默。
“阿华，妈也是为你好呀——”妈见我不作声，有点急了。
“我没事的，妈。”我望着母亲，诚挚地说：“我当然知道你为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