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喾⑾纸峄�6年了，他竟然一直不知道久美子讨厌那些东西。
虽然这似乎只是一些无聊的芝麻小事，但冈田亨却不安地觉得那其实是很严重的大事。他不禁怀疑：我是不是有一天能够知道那全貌呢？或者我到最后为止依然对她不太了解就那么老下去，而且死去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这样过着的结婚生活到底又算什么呢？而且和这样未知的对象一起生活，躺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的我的人生又算是什么呢？在婚姻生活中，我们常常自以为很了解对方，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也许有一天你也发现和你同床共眠的伴侣竟然像个你从来都不认识的陌生人，那种感觉应该很可怕吧！
读了冈田亨所说的一段话，我不禁再三提醒自已，不要把另一半的爱视为理所当然，而必须好好经营婚姻，用心地去了解对方。当我们都老了以后，再回顾相伴的数十载岁月，也许就能比较没有遗憾吧！
村上的作品最吸引我的部分，并不全是离奇转折的情节，有时反而是主角什么“重要的事”也不做，只是悠闲地做些家事杂务的过程。像前面提过的冈田亨在失业期间，就很欣然地在家做“家庭主夫”，做饭、洗衣、买菜、游泳等，都是他享受闲散家居生活方式。因此闲居在家时，我也喜欢在做家事的时候，想想小说人物在做家事的景况，再配上电影配乐，想像自己是电影或小说中正在做家事的主角，这样做家事不但一点也不枯燥，反而觉得自己动作很优雅，就像一部画面优美的电影呢！
说到做家事，村上迷应该都会发现村上作品中的主角常在做饭，而且通常是自己一个人吃。其中最常出现的料理，要算是意大利面。在《意大利面之年》中，他写道：“基本上，我是一个人煮意大利面，一个人吃意大利面。由于某种原因，和别人一起吃也不是没有过。不过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吃，我觉得意大利面好像是应该一个人吃的料理。至于理由何在，则不清楚。”
除了意大利面之外，你也可以从村上的作品中学到一些下酒小菜的做法，例如“把菠菜用开水烫熟，和小白鱼干拌一拌，轻轻洒一点醋”。或者“山葵渍和萝卜泥加切细的鱼肉山芋片凉拌，橄榄油加少量意大利腊肠和马铃薯后一起炒⋯；⋯；”甚至是“葱肉薄片、洋葱、青辣椒和豆芽，用中华炒菜锅大火一炒，洒上盐巴和胡椒，浇上酱油，最后再唰啦一声浇一点啤酒。”就实用观点来看，村上作品中还真有不少生活应用上的参考价值呢！
此外，村上的一个关于“沙发”的论点，则可说饶富趣味。“我常常相信沙发的选法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品味——这或许也是偏见——我想。所谓沙发这东西是不可侵犯的牢固世界之一。但这只有坐惯优良沙发长大的人才会懂得。就像读好书、听好音乐长大的一样⋯；⋯；买好的沙发却需具备相当的见识、经验和哲学。虽然花钱，但并不是出钱就可以的。”当你需要赞美某人的沙发时，不妨借用村上的这番沙发哲学，相信他（她）一定听得心花怒放，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从“洞穴”谈到“气味”，再从“胖女孩”谈到“沙发”，其实村上的作品不是用来分析、归纳的，而是要用心去读、去感受、去想像、去回味。对我而言，村上文学总是那么特别，那么引人入胜。当然阅读村上需要一点耐心，然而一旦你进入村上的世界，也就进入了一个独特的、令你无法抗拒的异次元空间。而这个空间的景象，也只有靠你自已去体会了。
最近又有一趟旅行，带哪本村上去读呢？可是手边的村上又都已经读过了，Why not⋯；⋯；？村上的书是值得一读再读啊！
第一部分自述：灵魂里住着一个中国
（编者注：以下是《中国时报》驻日记者洪金珠的访问村上春树的全文。采访对话时间约为20世纪90年代末。）
洪金珠：您在《发条鸟年代记》曾经写中国大陆、满洲等地的事情，还在《寻羊冒险记》中写一个酒吧老板陈桑，有人说您的小说对中国、中国人有很特殊的描写，甚至认为“中国”是您创作的原点，您对这种说法看法如何？
村上春树：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人”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亲于战争中曾被征调到中国大陆；他是在大学时代被征调当兵，他的人生因为那次的战争有很大改变，小时候父亲虽然绝口不提战争的事，但他常常讲中国风土民情，“中国”对我而言不是实际的存在，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小说出现的不是韩国人而是中国人？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把我的记忆影像写出来而已。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
洪金珠：您在大学时代曾经搞过学生运动，这是否也相对影响到您后来的写作？
村上春树：当年搞学运的人很多，我不过其中的一员罢了。学运对于我的小说并没有什么影响，那次的学运倒是让我“对于文字失去信赖”；例如，有一个字眼叫做“革命”，当时我们一听到这个字眼就心跳加速，兴奋得不得了，觉得这个字眼非常正确、有正义。但事情过去后才发现“革命”不过是个“语汇”罢了；我因此对于“好听的语词”不再有信心，从此我也不想借用人家的语言，我只想创造自己的新语汇。
我个人最理想的表现是：以最简单的文字表现最艰难的道理，但一般人却以很难的字眼表现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的小说是描写人们共同的经验，往往让读者于阅读后有一种医疗效果。
洪金珠：您内心是否也有一般人的不安？
村上春树：我已经有一定的岁数，也有人生的目标，不安是没有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不安，当时日本一直在成长，年轻人只要有工作，通常不会有不安感，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有工作，也还是有不安。
洪金珠：您是否有什么宗教信仰？
村上春树：没有。我父亲是一个和尚，他原本是个学校的老师，由于家里世代都是寺庙的住持，后来他也成为家传寺庙住持，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则完全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洪金珠：由于您连续写《地下铁事件》，台湾的读者非常担心从前的“村上春树”再也回不来了，您最近是否有新作？
村上春树：我正在写新的小说，预定明年1月可以完成。是一部与从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恋爱小说，题目还未确定。不用担心，“村上春树”就要回来了。写法跟以前相似，但内容与过去都不一样。我向来不喜欢做重复的事，每一次都挑战完全不同的题材。
我以前的小说偏长，现在写的恋爱小说属于比较短的小说，并且彻底地琢磨、简化文字，让小说更加紧凑兴奋。我自己也写得很兴奋，是一部有点不可思议的奇妙小说。这部小说在明年1月完成，1999年1月12日是我50岁的生日，我希望把这部小说当做自己50岁的纪念，算是我文学生涯的新纪念碑。
洪金珠：您长年在国外生活，是因为故意想与日本保持距离？让自己更看得清楚日本吗？
村上春树：我留在日本或到国外都没什么差别，因为我只要有个电脑到那里都可以写东西。到国外旅游时，没有电话的打扰，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及新朋友。
我每天的三餐多是蔬菜、水果及鱼类，在美国或其它国家旅行时，大多都很容易吃得到，因此也没有特别的思乡感。我以前一直想逃离日本，因此长期住在美国，后来又因为想多了解日本而回日本；我一直想逃开日本这个“大家庭”，我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但日本这个“大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自由”。
如果问日本人，他们最喜欢的字眼是什么？他们会说喜欢“努力”、“忍耐”、“和气”等；“自由”往往排在最后面。这也表示，日本是很缺乏“自由”的国家，所以才让我一直想逃离日本，想逃离“家”。比如，我的小说从来不写“家人”，因为我从前一直想逃避这些。
我到国外后，果然得到我要的自由，但所做的事都让我觉得寂寞。我觉得自由是好事情，但自由不是最终的目的；自由后还要想人生应该如何，所以我回来做我应该做的事了。
第一部分自述：打破孤立的藩篱
（编者注：《纽约时报》委托国际笔会成员、曾以日本为背景写过小说的美国作家杰伊•；麦金纳尼对村上所做的这篇长篇访问，访谈中谈到了的新老日本作家的分歧、东西文化的关系、个人写作追求等问题。本文有删节。）
在去对村上春树采访的途中，我碰巧从演《为什么我恨哈姆雷特》剧院的遮蓬旁走过，顿时令我浮想联翩。这叫我想起，我们给村上春树发出的邀请函，称他为三岛由纪夫的继承者。这个先入为主的见解，可称得上是恰切地表现了对近来日本小说发展的无知。村上春树与三岛的相似，主要在于他们都是日本人，但除此之外别的相似处却非常牵强。三岛是杰出的浪漫派文学家之一，富有英雄情感的悲剧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浸透西方文化修养的人，但在生命的尽头，他却转变成一个日本军国主义者。
而村上春树，我认为，甚至在写比较不可思议的主题——比如对绵羊的痴迷——的时候，他的感情仍含有对现实的怀疑。他的叙述者必定是平常人，一个当代东京人的翻版，一个三十来岁的城市男人，跻身不愠不火的白领行当，比如广告和公共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被动的人，对生活没什么企盼，无论发生什么，都以一副迟钝的泰然态度相对。他的座右铭兴许是“毋庸大惊小怪”。如同绝大多数日本人，典型的村上人物认为自己纯系中等之人，援用村上先生小说《挪威的森林》的话说，他出身“普通家庭”，“不特别富，不特别穷。有一处实惠的平常住房，小庭院，丰田皇冠。”但意外的事情，却又很有可能降临在村上先生小说的反英雄主人公身上。女朋友自杀身亡。朋友变成绵羊。心爱的大象消失得踪影皆无。不过，要是他们有心借机发财，却非遭诅咒不可。
村上先生的主人公身处边缘，与一个要求其成员完全投入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愿在社会边缘飘荡。这种对集体的拒绝，对当代日本读者必定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对于我们没有同样的吸引力，但却明显代表着一种对村上前一辈主题的突破，比如，川端康成厌世的唯美主义者，谷崎润一郎刻板的贵族，以及三岛受折磨的青年人。
麦金纳尼：开始以职业作家身份写作时，你想到过要反叛像三岛那样的日本老作家吗？我们都熟悉青年作家的影响焦虑和弑父意图；父亲必须被杀死，要为儿子们腾地方。
村上春树：在日本，我前面一代的三个重要作家，是三岛、安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