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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曾经说过：“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家》这部小说的创作与巴金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童年。在这个森严的封建家庭里，他“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年轻的巴金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一样从旧家庭里挣脱出来，来到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在巴黎，他阅读了卢梭、雨果、罗曼·罗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开始用写作来宣泄自己的情感。他掘开回忆的坟墓，他所熟悉的亲人的悲剧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令他感觉内心似乎有一团火焰在燃烧，于是，他将这些家庭的惨剧连同自己悲愤的心情一起写进了《家》里。
巴金说：“我并不要写我的家庭，我并不要把我所认识的人写进我的小说里面。我更不愿意把小说作为报复的武器来攻击私人。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的确，《家》就是通过描写高家这个封建家族的没落，来揭露封建统治者虚伪残忍的面目，揭露封建礼教对年轻人的摧残和迫害，反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冲击下，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的动荡，觉悟的年轻人从封建制度的禁锢中冲出来，寻找着新的生活的希望。这在当时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
此外，《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情节的安排上，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上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巴金的语言充满了浓厚的抒情气息，他内心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人生体验使这部作品令无数人感动落泪，很多读者十分关心书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给巴金写信，探询这些人物的下落。甚至在《家》问世26年后，还有读者写信给巴金，要求他“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和读者谈〈家〉》）由此可见《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永恒的生命力。
第六部分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
一个垂死的阶级的文明往往就像熟透的深秋，参天大树上每一片叶子飘零着，腐烂着，带着人类的心智一同消沉，可是，能够流传百世的文学巨著往往也诞生在此时。远看《红楼梦》，近看《雷雨》，莫不如此。
———沈从文
当我们步入21世纪后，把曹禺剧作放到百年戏剧、百年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可发现其不容怀疑的经典价值和经典地位。随着时间的逝去，它们的经典意义愈发凸现出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瑰宝。可以说，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都是经典之作。曹禺作为一位戏剧大师，不仅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者，而且是20世纪世界话剧艺术发展的一个杰出代表。
曹禺（公元1910—1996年），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省潜江县，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其父曾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赋闲在家，抑郁不得志。曹禺幼年丧母，在压抑的氛围中长大，个性苦闷而内向。3岁即随继母看戏，是一个小戏迷。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导师张彭春对他格外器重，他则以扮演娜拉等角色而闻名，绽露表演才华。少年时，喜写新诗，常吐露着感伤和凄婉的调子。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期间，继续演剧并攻读了大量的中外剧作。1933年毕业前夕，年仅23岁，即完成了处女作《雷雨》。继而又发表了《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他的三部曲，犹如一座座丰碑，矗立在中国的剧坛上，从而决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发展上，特别是话剧文学上的奠基地位。
《雷雨》是一部纠缠着复杂的血缘关系和聚集着许多的巧合但却透露着必然的悲剧。也许，它写得太像戏，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
周朴园，虽曾留学德国，又是一个现代厂矿的董事长，但他的性格冷酷、自私、虚伪，在家庭里，像一个黑暗王国的统治者。故事就围绕他而发生。30年前，他的家庭为了给他娶一个名门闺秀，硬是把他所爱的，并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的女佣侍萍逼走了。他以为她投河自尽，不想侍萍却为人所救，嫁给一个下层的佣人鲁贵。岂料，30年后，鲁贵不但在周家当差，而且，他们的女儿四凤又像她的母亲当初一样，来到周家作佣人。她同周家的大少爷周萍（周朴园和侍萍所生之子）相爱，并已有孕在身。但他们的爱情却带着内心的隐痛，因为周家年轻的太太繁漪，不肯放弃曾与她私通的周萍，而四凤却又要面对周家二少爷周冲（周朴园和繁漪所生）的爱情。侍萍由于寻找女儿来到周家，在这里，她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她与周朴园再度重逢，而昔日之情却已覆水难收；女儿重蹈了她的覆辙，与其同母异父的哥哥相爱并已有了身孕；她的两个儿子周萍与鲁大海本是同根生，而今却因身份不同而水火难容；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只有她知道，她感到老天太不公平了。当一切血缘的谜底被揭穿时，一场大悲剧发生了：四凤触电自杀了；周冲为救四凤也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尽；繁漪疯了；侍萍呆痴了。好像周朴园就是一切罪孽之渊薮。
周朴园是《雷雨》中的成功艺术形象，他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这一切的承担者。一切罪孽都来自他的专制统治。《雷雨》的深刻之处在于，在周朴园这个人物身上，曹禺揭示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有着政治的、思想的紧密联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在他那纠集着复杂矛盾的心理和似乎具有人性的外观中，让人看到一个恐怖的封建暴君的黑色灵魂。《雷雨》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几十年来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话剧之一。
1935年曹禺又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惟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
解放后的曹禺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一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他的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出版，《雷雨》虽出现得最早，但却是中外读者最喜爱的作品，这一点恐怕是曹禺没有想到的。
曹禺先生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最能揭示人的灵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作家，一个善于刻画人的深刻灵魂的大师。如果说，曹禺的戏剧有着什么诱人的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就是他把最伟大的人文胸怀同对人性的深刻探索和理解结合起来。这就是曹禺戏剧魅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六部分海宇同声哭郑君———王国维
此工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矮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梁启超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
中国的诗话和词话历来发达，在用词话这种形式评论词作、阐发词学观点的无数著作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敏锐的美学眼光，以及对词的独特理解，成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一部词学著作。
王国维，初名德桢，后改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平颐和园内昆明湖中，以50岁的大好年华为自己划上了悲剧的句号。
王国维少年时期受到了较多的旧式教育，但对旧学兴趣并不大，常读塾师规定以外的书籍。15岁左右才华开始显露，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第一。然而科举场上的接连失利，使他选择了“弃帖括而不为，继举业而不就”的道路，开始了另一条学习之路。22岁时，王国维到上海，先在梁启超的《时务报》工作，后又在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学习，很得罗器重，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南洋公学等校教师、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曾在溥仪宫中作溥仪老师，以清朝遗老自居，后应清华大学之聘，任研究院教授，终因难割断与前朝的精神纽带，内心冲突不能自已，投身昆明湖。
王国维是近代以来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对甲骨文、金石器物、古代史、西北史的研究造诣都很深，在戏曲、诗词方面的研究也极见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