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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史迪威身上多次失败。这次他没有直接提出撤换史迪威，而是要求总统派一名
私人特使，使他可以不必通过国务院或陆军部与白宫直接联系，达到最后撤换史迪
威的目的。担任翻译的宋子文以其流利的英语，动人地描述了史迪威的种种坏处。
华莱士后来承认：“我被处在不幸之中的人的呼声深深地打动了。”
在蒋介石等人的劝说下，华莱士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6月28日，华莱士从昆明打电报给罗斯福，主张国、共双方团结合作。他在随后
给总统的汇报中说：“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
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蒋介石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
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
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却说这时的延安，愈来愈成为中外人士关注的热点。
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国民党
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访问。参观团一行21人，成员中有美
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美国《时
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
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
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岑柯，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
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6月12日，他即
会见记者参观团，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后来，又单独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
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未德、周恩来、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延
安交际处安排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参观访问。
延安给中外记者留下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
写了许多引起很大反响的书籍和文章。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记者团的讲
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
国家，使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福尔曼的《来自红
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
受到广泛的注意。连一向敌视共产主义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
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
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
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受，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
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
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
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了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
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
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
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
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
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
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
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
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
6月27日，毛泽东得到了美军观察组将来延安的消息，兴奋不已。次日，他电告
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周、未表示欢迎，飞机场即
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和国
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
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
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
接待。
这次会议后，中共方面对国共和谈也表示了热情。6月30日，毛泽东电告林伯渠、
董必武：“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军来延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
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王、张均拒绝，则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
体回答。”
7月1日，周恩来在延安公开发表谈话：“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
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
杰两先生前往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
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
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有利，在此原则下，我党无
不乐于商讨也。”
7月22日，由包瑞德上校率领的7名美国军官，以“迪克西”观察组第一批成员
的名义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
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安然无恙。这反而使机场热闹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
地出现在机舱口。叶剑英握着包瑞德的手高兴地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
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很丢面子。”双方都开心地笑起来。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说：“我们不应把他们
（指美军人员和外国记者）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
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果然，在观察组到达延安的第一天，周恩来就表现出外交家的风度。
正是：
千军易得将难得，
名相更比将难求。
未知周恩来如何举措，且看下文描述。
（第二部） 第三十五回
毛泽东笑迎美国兵 罗斯福难理中国事
却说美军观察组的住宿安排妥当，就该吃午饭了。周恩来亲自出席，为客人接
风。他向包瑞德举起一杯边区的士造酒：“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飞机就
是英雄。来来，听说你把张发奎都给灌醉了，我看看你的酒量。”
包瑞德急忙笑着摆手。对周恩来的才华和酒量他早有所闻，不敢造次。至于“
灌倒张发奎”一节则事出有因：那还是战争初期，他在桂林出席了一位美国将军为
张发奎举行的宴会。张发奎有传奇的酒量，他常以显示自己的酒量而把同桌灌醉为
乐。忠心耿耿、尽自己的可能保护自己上级军官的包瑞德上校，这天晚上首先用大
酒杯向张发奎劝酒。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张开始摇晃。他鼓起最后的神智反攻，
轻轻敲了几下酒杯请大家注意，要求在座的中国军官每人用大杯分别向美国将军敬
酒。包瑞德在这个致命指令还没有执行之前，站起来滔滔不绝说了一连串中国成语，
转移了目标，巧妙地扭转了局面。从此，包瑞德这一招成了他在社交场合的保留节
目。
不过今天不行，周恩来已约请他在饭后交谈，叶剑英、谢伟思也参加。用餐中
的举杯只是礼节性的，彼此并没有真正喝酒，周恩来的“酒量”之说自然也是活跃
气氛的玩笑话。
席间最活跃的是谢伟思。他和周恩来早已相识，很喜欢同周恩来交谈，觉得周
恩来文雅、和蔼、机警而不紧张，说话幽默而不挖苦人，“他自己思想敏捷而不耍
花招，他言行如行云流水而从不夸夸其谈，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
设法寻找共同的见解。”
在下午的谈话中，谢伟思问起周恩来：“最近的国共和谈有何进展？”
周恩来接过邓颖超送过来的茶，放在小桌上，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后说：“国民
党是利用谈判来捞宣传上的好处，主要是为做给美国舆论看；国民党是希望战争结
束时能把共产党一举歼灭；这样下去，它会不断地衰落。”
“对此您可有高见？”谢伟思继续追问。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
解决。而要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
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公乎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
7月26日，中共中央为美军观察组正式举行晚宴。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包瑞德、谢
伟思亲切地交谈着。他最有兴趣的似乎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对中共抱着友
好态度的谢情思交谈。
酒过三巡，毛泽东突然侧过脸问道：“你们美国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延安建立一
个领事馆？”
谢伟思愣了半天才说道：“毛先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坦率地说：“战争结束后，你们这个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个时候
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有个领事馆就好多了。”
谢伟思陷入了沉思。
美军观察组的任务，是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
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
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他们
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美军观察组访延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陈毅、叶剑英、
黄华等常来走动，有时纵谈抗战形势，有时穿上本地人服装，挎上卡宾枪去黄土高
原上猎获野味，有时在延安梨园里举行舞会。这绘了包瑞德很深的印象：“周恩来
和林彪舞步轻盈，毛泽东跳的曳步舞独具特色。无论哪位姑娘请他，他都跳，而且
在夯实的地面上转起圈来相当灵活。”
最长的谈话要数毛泽东与谢伟思了，长达8个小时。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主要
谈国共关系。周恩来则阐明，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
避免内战的惟一办法，就是美国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其实你们美国对我们也是有支持的，比如你。”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
他换了一支烟，冷不丁地指着谢伟思发笑。谢伟思摸不着头脑，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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