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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
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与此同时,政治局决定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归口管理各类党的部门。前者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人组成,毛为书记;
后者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粥时8人组成,刘
为书记。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完全确立了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权威,不管是
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成了至高无上的第一把手。而刘少奇作为得力副手,毛泽东产
生了如虎添翼之感。所谓“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正是指此。
引人注目的是,张闻天、王明均正式失去了原来的位置。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周恩来也离开了书记处。当然,也可以用周自己说的“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
太少了”来解释,但理由总不是那么充分。
在中共中央刚刚形成新的领导核心之时,一场飓风随即刮来了。
5月20日,毛泽东收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共产国际执
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
议,并将意见告知。”
毛泽东迅速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此提议,
待提议公开后,中央再作决定。
据当时莫斯科派驻延安的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存
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条件和需要,因此是该解散了。还说,毛泽东特
别批评了党内那些不听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的人们。据说王明告诉
俄国人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
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
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
5月24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
政策,请你即回延安。”
5月26日,收到《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讨论
通过了一份这样的决定:“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
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命,
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的援助。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
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
产党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坚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
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
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得到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立即兴高采烈起来。在他们一贯
的观念里,中共如果没有苏联撑腰,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便会一事无成,甚
至顷刻瓦解。这时,他们对国共谈判更加失去兴趣,反而酝酿借机发动第三次反共
高潮。他们呼喊: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也应该解散。在具体
处理办法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
另一种主张要共产党同国民党合并。两种意见,纷纷扬扬,无法统一。
6月4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说:“何应钦称前方磨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
须搁一搁。”
周恩来说:“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中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回延安,什
么时候谈可再来。我自己也打算回延安,以便延安了解外间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
办法。并希望同林彪再见蒋先生一次。”
张治中将情况报告蒋介石,三天后,蒋即会见了周思来和林彪。这次见面纯粹
是礼节性的,未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不过蒋倒是痛快地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
这是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蒋第一次答应周的回延要求。
6月9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回延宜速,勿耽搁。
就在这一天,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
甘宁边区。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一时间,战云密布。
正是:
夏日恰似小儿脸,
风雨阴晴在瞬间。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三十二回
重庆兴兵未战即退 延安整风再掀高潮
话说6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林彪、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
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
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
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6日,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发以万万火急电报给蒋介石和何应钦、徐永
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萧劲光分电国民党方四个军长、十四个师长,呼吁制止
内战。当晚,毛泽东再电董必武:“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掉,以防突然查抄。”
就在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这样一条新闻: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
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
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这条消息,无异于军事行动前的政治宣传战。
7日,毛泽东告知彭德怀:“不得已时恐须一战。”这天下午,胡宗南部的几发
炮弹已落在关中分区八路军驻军的前沿阵地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势,同时
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国民党可能的进攻。
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
战,保卫边区,并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正巧这一天,周恩来、林彪一
行到达西安。毛泽东急电林、周:“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
回延安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
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同日,毛泽东决定从速抽
调14个团支援边区。
在这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再次犹豫了。他没想到这次军事进逼的计划
会这么快地泄露,他更没想到毛泽东竟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各方面的准备。眼下,已
不能达到通过军事进逼迫使中共作原则让步的目的了。延安动员大会一开,晋察冀、
晋绥、晋冀鲁豫等地也纷纷开会,发表通电;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
范亭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中国民主政团致函蒋介石,正告他“正应共同抗战,
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
力以内争之有”?在这种沸沸扬扬的舆论中,如仍按计划发动进攻,政府威信和个
人威信岂不损失太大?而且中共已有充分准备,其必拼死一搏,短时间内岂能解决
问题?这两天,美、英、苏三国大使轮番前来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看来事情复杂了。
蒋介石经过再三权衡,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取消进攻延安的计划。次日,蒋介
石、胡宗南复朱德6日电,声明中央绝无进攻的意思。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一
个师及两个军部。
周恩来、林彪在西安停留5天,先后拜会了胡宗南、熊斌、邓宝珊等要人,于了
月16日回到延安。
乘蒋介石犹豫之机,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
7月12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质问国民党》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
向国民党提出一连串的质问,警告它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反共军队,纠正一切
错误。
第二天,毛泽东又亲自撰写这样内容的新闻稿:“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
和蒋介石将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不大满意。最近熊
式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
同日,毛泽东电示董必武:“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
9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
我方之强硬态度,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7月18日,中共的宣传战火力开始指向蒋介石四个月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
这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
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
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19日。毛泽东改定陈伯达作为理论家的成名之作《评<中国之命运>》,致信
博古、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
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
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
21日,陈伯达的这一长文见报了。毛泽东喜不自禁,继续精心运作。他代中宣
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电,指出:“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当
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
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布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
外的广大宣传,切匆放过此种机会。”
这还不算,毛泽东又电示在重庆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
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
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
面。”要求南方局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
这就是毛泽东的气魄和风格!凡事不做则已,做则做够,做足,做到位,做到
底。比较起来,蒋介石四个月前虽曾通令全国各界通读他的《中国之命运》,但运
作得颇为粗糙,其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与中共的宣传战不可同日而语,其成
效自然也有不小的距离。
这样一来,陈伯达这位毛泽东的秘书立即名噪全中国,甚至名播全世界。此后,
陈伯达又写过一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从而奠定了“中共一支笔”、“天才理论家”
的地位,直至在“文革”中当上操持生杀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