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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背后怎么绑一个手电筒在头上；也有教如何把孩子打扮成他们喜欢的卡通形象的。当然服装、道具业的商人们，就更有文章可做了。
学校在万圣节是不放假的。有时学校出面组织晚会，有时不甘寂寞的学生们也会自己主办小型晚会；而朋友、家人间互寄贺卡祝万圣节快乐则成为每年十月间流行的习俗。如今网际网路的发达使得送万圣卡更为方便经济，有的网站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各种具有声响动画效果的万圣卡，如：cardmaster等，免费让大家使用。
总之，万圣节已成为西方人一个很普通的季节性节日。有很多人将此看作秋的结束以及冬的到来。万圣节一过，人们就开始期盼感恩节、圣诞节乃至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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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不登三宝殿”里什么是三宝殿？
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比喻没有事不会登门造访，只要登门，必是有事相求。佛教指佛、法、僧为三宝。以佛讲法，僧保守之，此三者有互相联系的神圣关系。通俗些说，佛指大知大觉之人；｜奇^_^书…_…网｜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指继承和宣扬教义之人。三宝所在之殿当然就是三宝殿了，即佛教信徒登场做法事的地点“大雄宝殿”；佛家珍藏经书、经典之所“藏经楼”；还有僧人“燕息（即和尚等出家人睡觉之意）”的“宁静禅房”。这三处地方，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不可随意乱闯，这是中国这个具有浓重佛教传统国家的习俗。
照礼教说，发生了什么事才应去三宝殿呢？初一、十五拜佛颂经当然要去；新年、节日祈福祭天必定要去；战争、灾荒、婚丧、生日、病痛……常要求神拜佛肯定要去；法事、仪式、招魂必要拜佛上香、请僧人出庙，也必然要去；躯体康复、考试中举、生儿育女因许愿还愿也要去宝殿……可见，无事的话，谁会去“三宝殿”骚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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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是怎么来的？
五星红旗，作为中国的标志，已经和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已经成为每天清晨广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到了每年国庆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内外更是有无数道虔诚而炽热的目光，直射向那面随同喷薄而出的朝阳一起缓缓升起的旗帜。
在今年国庆前夕，记者寻访到一些特殊的“国旗人”。因为某种机缘或是个人的执着，他们的事业与人生都与我们的国旗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讲述那一个个生动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叫做国旗精神的力量，正在从他们的内心流出，又带着温热注入我们的心田。其实，国庆节去看升旗，不正是为了寻找这种力量吗？
20岁的吴猛，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国庆日升起五星红旗。
尽管年龄不大，但吴猛已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服役4年了，目前是国旗班里“资格最老”的升旗手。他站姿挺拔，步伐稳健，动作潇洒有力，是在国庆节这样重大的节日中担负升旗任务的最佳人选。qi書網＋奇书
但走到“最佳”这一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猛说，他刚入伍的时候，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新兵连挑人，条件相当严格，一个大队只选了4个人。当吴猛还沉浸在入选的喜悦中时，艰苦的专项训练就迎面压来。站军姿是基本功的第一课，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脚底神经长时间受压迫，站得他经常头晕眼花。
必须一气呵成的收旗动作被戏称为“砍旗杆”，因为这个动作要求右手连续迅速用力“砍”向旗杆，以保证在大风天气里旗面也不会被刮跑，并且在13至15下“砍”的动作中被完全收起。“总不能让大家看着我们的动作都是无声无息的吧，”吴猛憨厚地笑着说，“所以我们‘砍’的时候还必须要‘砍’出声音，由慢至快，很有节奏，这样才能给老百姓鼓劲。”
初练时，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的手都在旗杆上“砍”出了淤血，手指头也在旗面上被磨破，伤口往往是一层没好又伤一层。“我们当时训练用的旗，那可真都是用鲜血染成的。”吴猛笑嘻嘻地说。
升旗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升旗手把国旗向斜上方撒出的那一刹那。这一下动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舒展有力、将旗撒展，也是一件“功夫活儿”。要把握好音乐节奏，使准用力方向，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健的臂力。为了练撒旗，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经常用十斤二十斤的哑铃片连续挥舞训练，一挥就是整整半天。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他们的手都因为训练而抖得拿不住筷子。
在所有这些难关克服之后，还有心理素质这一关。广场上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升旗手的镇定功夫也不一般。经过多年磨炼，现在所有这些在吴猛看来，全都不在话下。
吴猛说，升了这些年旗，他是亲眼看着来看升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来等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人熬通宵等着看升旗。他每次撒旗的那一刹那，能瞥见一片闪光灯亮起，心里都会涌起一阵自豪与感动。
“每次升旗的时候，广场上不管有多少人，立刻都会安静下来。有一次，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集体来看升旗。国歌一响，原来还在打闹的孩子一下子全都鸦雀无声，非常可爱。有的时候，人们还会在旗升到顶端的那一刻自发地热烈鼓掌，场面特别感人。”吴猛说，看到人们越来越爱看升旗，越来越热爱国旗，他就觉得，自己训练时所受的那些苦就都不算什么了。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彭光涵：五星红旗曾经“起死回生”
今年，白发苍苍的彭光涵老人已经86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记得，国旗图案的公开征集工作反响极为强烈，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2992幅国旗设计方案。
经过两次筛选后，38套国旗设计方案成功入围，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位列第32号。不过，在当时的设计原稿上，最大的一颗星里还带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当时，有人认为，这和当时苏联的国旗太像了，作为主权国家，我们的国旗图案一定要独立。于是，此类图案被否决了。
于是，大家让彭光涵去找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看了几个方案都不太满意，就问彭光涵：你一直在搞这个事情，看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彭光涵于是把“红地五星旗”的方案说了。
毛主席考虑之后，还是认为“红地五星旗”的设计好，并且提议，可以把代表含义改为“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办法得到了代表们的赞成。最终，去掉了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地五星旗”中选，并在改名为“五星红旗”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胡其俊：电工为天安门升国旗26年
自开国大典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专业升旗手”。升降国旗的任务一直由北京供电局负责。头两年，供电局工人陈鸿年承担了这个工作；自1951年之后的26年间，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就是青年电工胡其俊。
1951年9月30日晚上，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升旗，这让当时只有21岁的胡其俊非常兴奋。当晚他下了夜班，已经是3点多，干脆就不回家了，睡在天安门管理处。
胡其俊说，那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他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
升完旗后再照常上班。那会儿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不像现在这样，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落。
直到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才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胡其俊成为迄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
季如迅：国博馆藏国旗面面有故事
季如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旗历史文物研究者。在他和他的同事们保管并研究的文物中，有近百面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国旗。比如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升起的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的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美籍华人王赣骏带入太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等等。西藏中学师生用1999条红领巾拼缀而成的国旗，是馆藏中最大的一面国旗。
季如迅感叹道，每一面他们收藏的国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折射着时代的印迹。尽管有些国旗都破损了，但它的经历可能更加非比寻常。比如说，在国博收藏的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纵122厘米、横145厘米，比标准尺寸少了47厘米。原来，尽管这面国旗是采用结实的亚麻布缝制而成的，但在凶猛的极风之下，还是被“吃”掉了47厘米。
韩布新：国旗为什么这样红
韩布新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国旗颜色和国旗升挂装置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进行过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红才是国旗红呢？
韩布新说，在新中国成立时颁布了一个“国旗制法说明”，笼统地规定“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五角星为黄色，旗杆套为白色”。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化标准，不同厂家甚至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国旗的颜色差别很大。为国旗的颜色制定一个统一而详细的标准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专家们先是调查了国旗在各个地方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采样来的国旗红竟然差别这么大，从橘黄到紫红都有。然后他们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分光测定，从中选出30多种候选颜色。接下来，专家们开始大面积调查民众意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各界对于国旗的颜色的喜好，还专门找来各个少数民族的人们来参加这个工作。对这些筛选结果进行统计后，专家们得出棉布、涤纶和丝绸的最佳红色面料，作为背景再进行五角星黄的评价选择。经过筛选，专家最终得出三种面料的红色和黄色的最优色度值，作为国旗的优选标准色度，并依据这些数据，制定了国旗颜色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法律权威。
李玉坤：普通人大代表上书制定国旗法
1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行。在这部有关国旗的法规背后，一位名叫李玉坤的全国人大代表功不可没。
1988年，李玉坤到美国考察，恰逢美国国庆日，他看到无论大街小巷、大店小号，到处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而当他回到家乡，发现在我们的国庆节，这么隆重的节日却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88年10月6日，深有感触的李玉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寄了一封信，建议尽快制定悬挂国旗的具体办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
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回函，里面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领导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