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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郁闷越发难以排遣。这首词就是在这种时势情境中写下的。
“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词的开头突兀而起,直抒胸臆。词人认为出塞杀敌和著书立说,其武功文名得来毫不费力,失去也等闲视之。使人觉得词人的达观。然而这哪是他的真实思想呢?刘过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虽终身布衣,但志向高远,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愿望极为强烈。虽屡遭挫折,仍念念不忘,壮心不已。他曾极热情地讴歌抗金英雄岳飞的丰功伟绩,并借以抒发自己火热的爱国情怀。也曾写词支持韩侂胄出师北伐,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胜利的凯歌。所作《盱眙行》中充满激情地唱道:“何不夜投将军扉,劝上征鞍鞭四夷。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他不是对“榆塞”生活充满无限向往吗?他自幼好学,曾遍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之书,以诗著名江西。作为一个文人,又何尝没有留名“蓬山”之心呢?而且他确实有了《龙洲集》传世。由此可知,这“得之浑不费力”固然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恃才傲物的狂放精神,然而“失亦匹如闲”一句则为貌似旷达实则愤激不平之语。开头四句,作者对文名武功视若等闲,接下来则转入了对是非曲直的评说,词境向深处推进了一层。“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两句,看似否定古人,替今人说话,其实是否定是非,这由“世事沐猴冠”一句可以看出来。这与辛弃疾的“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西江月》),都是一种强烈的反讽。这在七百年前的刘过那个时代,作者能冲破过分迷信古人的传统思想的藩篱,已显得颇为狂放了,而接下来的“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两句,用“内外”与“中间”包括一切,用“不分”加以统摄,又冠以“老子”一词,作者愤世嫉俗、睥睨千古的狂放精神则更鲜明地体现出来。表面看来,这两句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清解一切,实则仍是激愤至极之语。整个上片在构思上,由否定文名武功继而转到否定是非,进而转到否定一切,可谓一转一深,一深一妙,“尺水兴波”,颇得“骚人三昧”。
既然一切都被否定了,那么还能做些什么呢?作者在下片换头处为我们做了明确回答。酒可以解忧,诗可以言志,因而“酒须饮,诗可作”,但惟独不能“弹铗”。为什么呢?因为战国时代的冯谖为求得孟尝君提高对他的待遇而三次弹铗,礼贤下士的孟尝君都满足了他的要求,而当今的统治者昏庸无能,根本不重用人材,“弹铗”又有何用!一个“休”字,饱含着词人难以言说的无限感慨。“人生行乐,何自催得鬓毛斑?达则牙旗金甲,穷则蹇驴破帽,莫作两般看。”这几句就过片所抒写的思想感情作了进一步渲染。作者认为人生就是行乐,何必自寻烦恼,枉自催得鬓发染霜呢?大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的萧条意味。况且“牙旗金甲”的显达与“蹇驴破帽”的穷困并无二致,这看似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的信条,其实这仍非作者的肺腑之言。词人曾上书宰相,陈述恢复中原的方略,这哪里是“铗休弹”呢?
他是那样迫切地希望报效国家,以取得“牙旗金甲”的显达地位,又哪会视穷通无二致呢?由此可知,他并非真像庄子那样齐万物、等是非,只不过是借诗歌抒写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深广忧愤罢了。“世事只如此”一句是对以上所表现的思想的总结。如果词人写到这里就收结全词,我们真应该把他视为典型的虚无主义者了。然而作品最后一句却词意骤转,正面将全词主旨一语道破。词人用比喻恶,以鸾作为美的象征,坚信“自有识鸾”。一个“自”字,把词人无比自信的口吻维妙维肖地传达出来。这一层转折,在人意料之中而又出人意料之外,合乎情理而又不合情理。因为在抗战有罪、报国无门的时代,作者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心情郁闷至极,以貌似牢骚实则激愤、看似达观实则沉郁的语言抒情言志,原是在人意料之中而又合乎情理的。但这反面文章虽然占据绝大篇幅,然并非全词主旨,直接抒写胸臆虽只一句,却是全词的主旨,是正面文章。这样的艺术构思,表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匠心。黑暗的现实不允许作者秉笔直书,只好以曲折隐微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真实感情,以反衬火热的感情与冷酷的现实的尖锐对立。这样,其语言愈显牢骚,愈见其感情激愤之不可抑止,其作者愈故作达观,愈见其内心烦忧之难以排遣,就愈能深刻地表现在现实中难以明言又不得不言的复杂心绪,也愈能有力地抨击当政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可耻行径。因而这一层骤转,笔力遒劲,气魄雄豪,如勒奔马于悬崖,挽狂澜于既倒。又由于前十八句在内容上一气呵成,密不可分,应是一段,最后一句自为一段,因而突破了通常的分片定格。这种内容上分段与形式上分片的不统一,是作者感情上郁怒不平的艺术折光;应断而不断,是由于作者郁怒的感情洪流奔腾直泻,一发则不可止;不该断却要断,是由于作者在反面文章做足了以后,便要点明主旨,道出真意。这种奇变的结构,在作者以前的词作中很少见到,故能超出常境,独标一帜。刘过多年努力,始终未举一第,而光阴虚度,年华老大,故有“虚名相误”之叹。此两句仍承上“直待功成”两句表达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而更为直率,怨意亦深。
在偏安的南朝王朝,刘过为什么没有立身之处呢?是刘过缺乏文学和政治才华吗?作者于换头之后,不是另辟境界,而是过变不变,直接了当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不是奏赋明光”(明光,汉代宫名,武帝时建)三句,从反面着笔,说明他之所以怀才不遇,既不在于他没有文才,不能向皇帝奉献辞赋,也不在于他不能“北阙上书”,陈述治国安邦的良策,以辅佐明主:“我自匆忙”二句,正面说明他之所以怀才不遇,主要在于“天未许”,“天”隐指皇帝,指皇帝不赏识他,不重用他。这段议论,节奏明快,语言犀利,对比强烈,字字有扛鼎之力。接下去“赢得衣裾尘土”六字,用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句意,描写了自己失意的窘迫状态,倾诉出自己“知音者少”的难言苦衷,有岳飞《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意味。这前后五句语言形象具体,笔墨深婉浓丽,一浓一淡,一疏一密,曲折多变,摇曳多姿。
作者在说出自己落魄失意的原因和不待功成即退的归隐意愿之后,便一气呵成,向稼轩告别。这里的“临别赠言”很是别致,不提大事,不说友情,而说“白璧追欢,黄金买笑,付与君为主”。刘过作为布衣之士,与稼轩为文酒之交,分属宾客,相聚时颇有追欢买笑之事,这在宋朝的名公臣卿,例多风流韵事,稼轩也莫能外,有此亦不妨其为爱国主战派。刘过既去,此事即付与稼轩为主,如此说,亦可见二人相交之深,不拘小节。然后又运用张翰的典故,表示自己决意归隐,怡养天年。而“浩然归去”一语,既有“留别”之意,又道出了自己别后的归宿;既回应了词的开头,又点出了词的本旨。这样结束,水到渠成,卒章显志,斩钉截铁,戛然而止。
总之,本词用通俗的语言,明快的旋律,把满腔的悲愤向朋友倾吐出来,丝毫不加掩饰,生动活泼,情致婉转,自然成文,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西江月
刘过
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
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欤?”
曰:“可”。
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
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
刘过词作鉴赏
宁宗嘉泰四年(1204)韩侂胄定议伐金,其用心是为建功固宠。当时南宋国用未足,军备松弛,人心未集,不久韩侂胄就挥师北上,结果大败而归。故这次北伐本身意义不大,但在主和派长期把持朝政,抗战派军民长期受压制之后,还是确实起到了振奋民心的作用,因此,受到朝中抗战派人士和全国军民的响应。刘过的这首词即是当年为祝贺韩侂胄生日而写的,词中表达了爱国军民企盼北伐胜利的共同心声。
上半阕写有利于北伐的大好形势,说堂上有善谋的贤臣,边疆有能战的将士,天时、地利与人和都对南宋王朝有利,因而伐金是切实可行的。对自己力量的自豪和肯定,是向当地朝野普遍存在的自卑、畏敌情绪的挑战。进入下半阕,由全国形势说到韩侂胄本人:先写今日治国,次写明年胜利。句中那胜利在握的豪情和壮志,不要说在当时存在巨大的鼓舞力量,即使现在去读,也给人增添信心和勇气。
刘过词学辛弃疾。黄说刘过:“多壮语,盖学稼轩也。”(《花庵词选》),以本篇而论,在艺术上就有以下两点颇有辛词精神:第一、大量使用前人成句和典故,增强了词篇的表现力。比如,此词上片“天时地利与人和”化用《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而该句在说明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利的同时,还有着强调人和的作用,这样,一方面使得它与前两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符合向韩侂胄祝寿的主题。其次,“‘燕可伐欤?’曰:”可‘“用《孟子。公孙丑下》:”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欤?’孟子曰:”可。‘“由于用了”圣人“之言,并把侂胄伐金和历史上的伐燕联系起来,既使语气铿锵有力,又巧妙地完成了向下片的过渡。下片中的”带砺山河“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厉,通砺,磨刀石),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原典的意思是:即使黄河变得像带子那么窄了,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么小了(意思永远不可能),诸侯的封国也将安然无恙,勋臣之富贵将永远传给子孙后代。使用这个典故,把韩侂胄暗中比作汉高祖的开国重臣,预祝他明年建立不世之功,却不露阿谀之态,深得寿词之三昧。”大家齐唱《大风歌》“用《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市,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饮。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刘过的“大家齐唱《大风歌》”,容易想起“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歌词,而这类歌词,对于山河破碎的国家,对于大批背井离乡的人民,对于求功心切的韩侂胄,无疑都是一种鼓舞。第二、语言流利、洒脱,具有辛词酣畅淋漓的情味。
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和以下几种语言材料的使用分不开的:一、口语和熟语,如“大家齐唱”、“四方来贺”、“谋臣尊俎”、“将士干戈”;二、散文成句,如“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欤?’曰:‘可’”;三、常用典故,如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