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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这就是脊椎动物们的心灵感应和他们之间的沟通。蚂蚁和蜜蜂也有单一的意识震颤，他们甚至有完美的神经结交流。不过只须看看脊椎动物就够了。
在巨头鲸身上，爱的激情、对权力的欲望和独自称王的欲望都十分强烈。这巨大的雄鲸以最为强烈的占有和呵护性的爱的震颤将他的鲸群拥抱凝聚在一起。同样，他以最为强烈的权力震颤令鲸群恐惧服从。这就是统治所有脊椎动物的两种最大的心灵感应，对人和野兽来说都是如此。人，无论是在野蛮的部落里还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都被这两种巨大的震颤所凝聚，这震颤无意识地发射自领袖人物、统治阶级和权威人物。首先，权力阴影的巨大影响会造成信任、恐惧和服从；第二，呵护性的爱之巨大影响会促进生产力，创造安全感。这两种强有力的影响发射自格莱斯顿或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男人，虽然他们并无此心，但的确他们有这样的影响。只有格莱斯顿和林肯的言论能自圆其说。他们两人都坚持爱的影响，谴责恐惧的影响。
当人们攻击所有的领袖时，就会产生暴民。对真正活生生的行动来说，理性和脊椎的意识应该是和谐相处的。在恺撤和拿破仑身上，发自脊椎的权力影响占上风，从而打破了平衡，因此他们失败了。在林肯和威尔逊总统身上，发自脊椎的爱的影响超出了平衡，因此他们也败了。这两种形式的影响之间没了平衡，头脑就会一往无前，直至荒唐。拿破仑的脑子就是这样直奔荒唐而去的。
打破这两种大的控制性影响，其结果不是简单的向某一种影响的倾斜，而是第三种情况，即暴民状态。人的头脑以一种可怕的自动性运转，它与脊椎意识无甚真正的关联。脊椎内的交流渐渐聚合起力量，这些与所有的理性表述无关。其震颤逐步增强，直至突然发出“喀嚓”一声响来！于是有了革命这样的怪现象，如俄国或法国革命。这是巨大的破坏性的爆发，是反权威阶级的巨大喷发，还是集体脊椎精神对正统精神权威采取的激烈而盲目的报复。俄国革命中，受教育阶级反倒成了敌人。革命的灵感来自对理性阶级的仇恨。但是革命不应是暴民运动。革命是有方向、有领导的，无论如何短暂。其破坏性疯狂是有所指的。
我们今日最终的问题是，群众会否堕落成暴民，或者他们能否仍然保持住方向。所有大的群体起义都是对彼时统治意识的报复行为，是人之强大的脊椎意识的爆发，去粉碎统治人类的僵固理性意识，它已经堕落，变得机械。
严格说，大众总是没什么脑子的。他们的意识主要是脊椎意识。
时而一些非凡的生命理念冷却下来，在他们心中形成僵硬冰冷的熔岩，脊椎的力量会不顾理性意识，在熔岩下鼓动起来，直至达到将他们熔为一体的热度即震颤的剧烈强度，人便像热血的鲸鱼一样成为非理性的巨大的一体，随后，像鲸鱼突然冲击折磨他们的船只一样，人开始冲击文明的大船了。或者，像冲破窒息它们的坚冰的鲸鱼，他们会冲破僵固的意识即凝固的理念，盲目地反抗之，一遇合适的时机，会突然发出呼喊，就像一声战争的叫喊、一句口号，运动便从此开始了。
我们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一大教训就是，人活到最高境界时，就成了一个孤独的个体，直接与心中求知的神进行灵魂的沟通。
但这一教训带来的是傲慢的危险，特别是精神上的傲慢。
人达到最高存在境界时，是孤独的、孤寂的，只剩下其赤裸裸的自我，只与未知的神接触。
这是我们表达涅檠的方式。
树之开花的完美在于其有匍匐的根。同理，人之达到个体存在的完美亦是依赖于他的根生在人类中，其脉搏与人类共跳动。未知的神在心中，在人的中枢。但这个中枢必定要将其根子扎在人类这巨大的肉体之中才行。
简言之，“精神”要学会一个教训：它是有其限度的。对个体来说是如此，对大写的人或者说人类来说，需要学会更苦涩的教训。是个体拯救人类。但伟大个体中的最伟大者必须将自己颤动的根深深地扎在人类活的肉体之黑红的灵魂中。这是佛教徒及其所有提倡纯粹精神者必须吞下的苦药。
简言之，人，甚至伟人，并非只靠他的精神和他与上帝的接触活着，不能靠涅檠这样不可企及的境界活着。保佑心地善良的人，保佑精神贫穷的人。他被迫与大众和谐相处。如果他否认这一点，就等于砍断了他的根。他与人类纠缠在一起，就像树之根盘缠住地下的石头，深扎在肥沃的土地中。
对于这像根一样的脊椎意识来说，又是怎样的情形？神秘主义者会盯住他的肚脐，永远试图将自己连根拔起，升入涅檠境界。不过这至少有一半是幻想罢了。但是人们的脊椎意识中心之间都一直强烈地相互影响着，那深层的盲目电流震颤着闪过家庭、国家、民族、大陆甚至世界。没有哪个人能真正孤立自己。所以说，这种脊椎的相互作用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永远应该如此。
而这种脊椎的相互影响是受极化规律支配的，因为它是一股活跃的、极化的良心力量的相互交流。这其中有双重的极和双重的方向。
在同情或爱的巨大行动中，其脉搏向外向下，爱是给予弱者、穷人和卑贱者的。那广大的群众现在成了吸引力的正极了，这些人是妇女和劳动阶级。
人类脊椎意识的巨大电流似乎全部流向这个方向。但这整个运程却是一个极化的回路。如果过分坚持某一个方向，改变回路，就会发生可怕的崩溃。由此我们谈到了相对论的另一面，即动力生命中的相对论。
当这种流动是同情或是爱的流动时，弱者、女人和大众就构成了正极。但平衡靠的是严厉的权威来保持，它即是回流的力量。
当这种流动是权力、威力、威严和荣耀时，它最终是要流向某一个个体，通过贵族的途径，流向一个辉煌的中心：皇帝、教皇、暴君、国王之类。这是在生子面前所行的屈膝礼。
在这两股流动的平衡之间，是人类稳定的秘密。而任何一股流动的绝对胜利也肯定意味着它立即要崩溃。
我们已经朝着第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民主几乎大获全胜。唯一剩下的主子就是工业老板了。连他都要被摘掉其王冠。劳工将要戴上日常的绝对王冠了。甚至最高的那顶帽子都注定是他们的了。劳工将成为自己的老板，掌握自己的资产和前途。蛇将最后一口吞食自己又统治取决于财富。消灭统治，就得建立集体所有制度。那就建立这个制度吧，因为严格地说，这种建立在金钱占有基础上的优越较之任何工党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虚伪更坏。就让蛇吞食它自己吧，随后我们会有一条新蛇的。
劳工当上自己的老板之日，这场戏就完了，尾声便开始了。而每当现存的老板借助金钱成功时，我们得到的就是目前这种无聊和怨声载道的状况。我们正处在魔鬼和深渊之间。
理查德要的是某种新的表现方式：对生命神话重新承认，远离赚钱、有钱和花钱的索然。它意味着对差别的重新承认，承认高低，承认某人适合做公务而另一个人则享受荣耀，因为他具备威严。所谓威严，是纯粹个体与生俱来的威严，而非拿破仑那种当作强劲工具的威严，也不是德是那种雕虫小技巧装的威严，而是特立独行的人的威严，既有其全部的弱点，亦有其力量，有其可爱之处，亦有其威力和恐惧。他是挺立在黑暗上帝和血管里淌着黑血的大众之间的特立独行之人。“现在，”理查德说，“袋鼠处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他想为财产所有者保护财产，将劳工从自身、资本家和政客那里解救出来。事实上，他想拯救我们所有的一切，这是办不到的。你不能既要吃你的蛋糕同时还要占有它。我更喜欢威利·斯特劳瑟斯。布尔什维克主义至少并不多情。它是通往结局的最后一步，无望的结局。不过，就是灾难也比目前这种模棱两可的虚无强。袋鼠自己想成为上帝并拯救一切，这副样子教人恼火。作为自诩的上帝，长着一个袋子似的肚子的袋鼠比斯特劳瑟斯所谓人民的上帝还要差。尽管这是选择某个恶魔的把戏，但我一个也不选择。我选择的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做出决定后，理查德来到悉尼的堪培拉大厦参加工党的群众大会。工党已经失去了不少基础，正陷入涣散状态，而占有财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则又开始扬眉吐气了。基础工资已经减了，现在又宣布要继续减薪水。与此同时，政府正在瞄准工会，准备给予重击。政府宣布每人都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雇主有权同非工会会员的工人达成工资额的协议。它进一步宣布，决心保护非工会会员工人，责成工会对任何打击非工会会员的行为负责，凡发生此类事件，工会的领导将被捕并对此负责。一旦发生流血和死亡，他们将以屠杀或谋杀罪名受审，首先被捕的将是与此有关的工会首脑，其次是仅次于他的下属。
现在，刀已出鞘，工党已经武装起来。每天都要开会。刚又宣布要在堪培拉大厦开特别会议，要凭票进场。索默斯问杰兹能否给他弄张票，杰兹真搞到了。有两个会：早上八点半的小讨论会和晚上七点的群众大会。
理查德天不亮就起床去赶六点的火车去悉尼。早上，天色仍然黑黑的，其实还是夜里呢，远处的洼地中几只青蛙向着大海呱呱叫着，听似一个奇怪的工厂里，黑暗中机声轰鸣。在一座车站上，一些矿工正往铁壶里灌自来水，那是些脸色苍白、沉默寡言的男人。
海上开始亮起曙光，云彩中夹杂着似蓝似绿的晨曦。似乎要下雨。这趟旅途似乎永无止境。
到悉尼时，正下着雨，不过理查德并没在意，自顾匆匆赶往大厦去参加会议。会议只进行了半个小时，但是开得直截了当、条理清晰。理查德听着这些人在自己人中说的话，从而感到，在纯哲学的意义上说，他们的立场是多么符合逻辑。
他同杰兹一起走出会场，他已经好久没见过杰兹了。杰兹看上去脸色很苍白，自顾沉默静思。
“你同情劳工，是吗，杰兹？”
“我同情各种人，索默斯先生。”杰兹自说自话地回道。
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他太沉溺于思了。
这个早上雨下得很大，悉尼尽管很大，而且皮特大街和乔治大街的确有大都会的样子，可它就是看似一个荒原中的新拓区，没个中心。它是世界上的一座大城市，但没有市中心，只有堪培拉大厦或许算得上它的中。乙。这里每个人都挺友好和善。这是世界上顶友好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算得上是顶绅士气的国家。可这个国家没个中心。没有中心，看似空洞一般。
中午时分，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天空晴好，但回头很毒。理查德买了三明治和一块苹果馅圈饼，进到皇宫花园里去吃，省得坐在铺子里吃了。他甚至厌恶像样的餐馆里的杂乱和众目睽睽。这顿胡吃令他感到恶心。于是他走下那美丽的坡岸，来到水边，独自一人找个座位坐下，他身边一簇奇形怪状的棕桐树，在微风中发出怪诞的细微声。蓝色海面波光微澜，令他再次感到这是一座荒凉、迷茫的港口，似乎是库克船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