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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他感到安定了，好像他的一部分已经沉入了那里的土地中，永远在那儿扎下了根似的。他的灵魂似乎已沉入那个活地下的康沃尔了，可他现在必须从中抽身而出。他异常麻木，几乎难以移动。村里的人们都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他只能回到村舍里再烧手稿，收拾行装。
但他还是像受到什么神谕似的，决定早晚要回来。他会竭尽全力同当局作斗争，争取在一两个月内回来，赶在园子里落雪之前回来。
“我要在一两个月内回来，或者三个月内。”他对谁都这么说，可他们只是干瞪着眼看着他，只有约翰·托玛斯说了话：
“你说过再也不赶车进城了，还记得这话吗？”索默斯从他那黑亮的眼睛里看得出自己说过这话，但他仍然坚持说：
“我的意思是短时期内。”
星期─一早他就到村里跟人们道别。那一刻他很痛苦，因为他实在依恋这些人，他们也舍不得他。他不忍离去。只有一个人没到场，就是詹姆斯大爷。索默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詹姆斯大爷下地干活去，以此来躲避同他道别。
约翰·托玛斯驾着双轮马车送他们，亚瑟则驾车为他们拉着大件行李。农庄上这一家人算是为他们尽心尽力了。索默斯永远也忘不了，星期天他和哈丽叶辛辛苦苦打包收拾时，约翰·托玛斯把自家餐桌上的星期天大餐端来给他们吃。
在那个十分可爱的清晨，他们上路了，行进在海边的山坡上，车里坐着哈丽叶、索默斯和约翰·托玛斯三人。他们莫名其妙地感到快活，似乎是上路去探险。
“我不知道，”约翰·托玛斯说，“可我就是觉得一切都会变好。”说着，他开怀大笑起来。
“我也这么想，”哈丽叶叫道，“似乎我们会更加自由。”
“这样子倒像是去做一次长期探险。”索默斯说。
他们驾车穿过小镇，在市面上显得很招摇。奇怪的是，人们对他们很不在意，人与人之间如此淡漠。
在火车站上，索默斯与约翰·托玛斯告别，他们是莫逆之交。
“真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儿。”那年轻农夫说。
“很快的，咱们想办法快点，”索默斯说，“咱们来想办法快点见面。你也可以来伦敦看我们。”
“嗯，我能去就去，没有比这更让我快活的事了。”他说。可就在他说这话的当儿，索默斯不禁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他和安妮等了他那么久。他知道他不会很快再见到约翰·托玛斯。
在去往伦敦的长途旅行中，索默斯面对哈丽叶默默地坐着。火车上挤满了人，多是些从普利茅斯来的军人和水手。一个海军军人同哈丽叶聊天，口气像其他人一样苦涩。一个人一旦开始严肃的谈话，那口气必然会苦涩起来。也有不少人甚至开始嘲弄自己的感情。人们开始唱《再见吧》这首歌来代替《风铃草》，这标志着情绪上的变化。
但索默斯坐在那儿，感到自己已经被杀死了。他是那么沉静，脸色那么苍白，完全如同死人一般。他一直相信一切都死了──社会、爱情、朋友。这是他信仰上的致命伤。就这样，他脸色沉静如水地坐着，如同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毫无怨言，自顾默默地超然沉思。这张脸着实教哈丽叶感到丧气，让她感到迷惑幻灭，似乎她的心也非得跟着破碎不可。可她此时的确心情不错。她一直怕的是被关进某个可怕的集中营，与索默斯分开。对人类的德行，她比索默斯还缺少信心。离开康沃尔着实让她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在那儿她总感到有压力，痛苦难当。可这种压力却正是索默斯十分喜欢的。所以，他那张木然沉静如同上了十字架的脸不仅令哈丽叶感到沮丧难耐，还令她怒不可遏。他干吗要做出这样的表情来？为什么他不做出抗争的表情？
他们到了伦敦，拦了一辆又一辆出租车，终于有一个司机答应送他们去汉普斯特德。他曾经给一位挚友写信，请她回信，看她能否接待他们一两天，她回电说行。于是他们就去了她家。这是个娇小的女人，教索默斯想起自己的母亲来，尽管她比母亲当年要年轻。她和丈夫在费进主义刚刚兴起时那忙碌的日子里与威廉姆·莫里斯是朋友。
此时她丈夫正在生病，她同丈夫、护士和成年的女儿一起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座不大的老房子里。
雷德本太太提心吊胆地接待了名声可疑的索默斯夫妇。不过她算有胆量的了。伦敦的每个人此时都心惊胆战的，任何一个不是狂热可憎的所谓爱国者都提心吊胆。人们处在恐怖统治之下。雷德本太太本是个坚强的小妇人，连她都感到惊慌了。这是因为当局会对你做出十分可怕的事来。可怜娇小的海蒂，长着一张贝壳样的脸，像个聪明的娃娃，留着一头灰白的短发，这样娇小的人儿却要在理念的海洋中道游并因丈夫的崩溃而受难。这个流灰色短发的小女人，目光却是那样野性不屈。她生养了三个出众的儿女。这一切都看似一场悲喜剧。现在又赶上了战争。她简直惊诧不已，不想活下去了。可怜弱小的海蒂把索默斯夫妇接进了她宁静窄小的老屋里。理查德和哈丽叶都爱她，理查德暗自发誓，他心中将永远为她保留一个位置，即便她逝去。他这样做了。
不过伦敦教他深受其苦。天气阴冷，雾气沼沼，令人难以将息。
在这里，他不禁怀念自己的村舍，怀念那花岗岩丛生、覆盖着荆豆丛、从沼地逶迤到海边的坡地。现在他无法忍受汉普斯特德荒地了。他此时心眼中看到的是山坡下的农场──灰蒙蒙裸露着的田野，点缀着石头，矗立着新起的灰顶大谷仓，还有绿油油的纵横阡陌、浅灰色的院墙，还有那荆豆丛和大海。思乡的折磨。他渴望回去，他的魂在那儿。于是他满怀激情地给约翰·托玛斯写信。
理查德和哈丽叶有生以来头一回上了警察局，去汇报自己的行踪，局里的警察对他们一无所知，说他们不必来汇报。可第二天就有一个大块头警察来敲海蒂的门，问是否有叫索默斯的人住在此地。他们解释说早汇报过了，可这人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索默斯急于尽早找到房子以释海蒂的负担。一位在军中服役的英国诗人朋友的美国妻子提供了麦克兰堡广场附近的房子给他们住。于是，到伦敦的第三天，索默斯和哈丽叶就住了过去，心中对这美国女子充满感激。他们身无分文，那女人便十分慷慨大度地让他们白住、白吃。她美丽而泼辣，其诗作教索默斯敬畏、回味无穷，很少几个女诗人能教索默斯产生这样的感觉。
新生活在索默斯对康沃尔的苦苦思念中开始了，在国王十字路或蒂奥巴尔兹路上散步时，他眼中幻化出的是他的村舍和通往沼地的路。他两次给索尔兹伯里总部写信，坚持要他们允许他回去。回信说不许。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人，留下了一本书和一小打纸，小小的一沓，是侦探没收的。那是一场拙劣的雕虫小技而已。连那写有Vermihiu的纸片也还了回来。索默斯又写了信，但毫无结果。再后来，约翰·托玛斯来信了，说说西边的事，这是索默斯得到的好友的最后一封信。
不久后，夏普来伦敦了，他觉得那边太寂寞难耐。他们度过了好几个愉快的晚上。很多人都来看望索默斯了。不过，夏普对他说：“他们还在监视你，门口有两个警察监视每一个来客。”
整个伦敦都弥漫着恐怖气氛，就如同在沙皇统治下那样，没人敢于开口。可这次不同的是：人类中的低级货色监视高级精英，妄图令其屈就。
一天晚上，索默斯家里热闹极了：四位诗人和三个不是诗人的人聚在一起，都在争论诗歌问题。那是个美好的夜晚。索默斯在黑暗中跑下楼梯去开门。厅里没有灯。他猛地打开门，发现门廊里站着三个警察。没等他开口，他们就一溜烟儿地跑了。
哈丽叶和索默斯去箭弓街汇报，那儿的警察竟然对他们不太在意，这可真不错。索默斯可以看得出民警们是多么讨厌军事命令。
不过他知道他是处在别人监视跟踪之下的。两个月后，那美国朋友需要用房子，索默斯夫妇就转到肯星顿广场旁夏普母亲的寓所去住。又有不少朋友来拜访了。一天晚上，有人把夏普叫出客厅，侦探们在大厅里质问他索默斯的经济来源等问题。这些小丑、杂种侦探。连夏普都当面耻笑他们下作。与此同时侦探们又到老地址去探听他们的情况，其实他们早就报告过住址变迁了。这些当官的脑子该有多么迷糊！
局面变得难以忍受。索默斯给时下颇具影响的一些朋友写信诉苦，可那些小人也试图往这些名流身上泼脏水了。随后他和哈丽叶从好心的海蒂那里租了一间村舍，在牛津郡住了下来。他们再次向城里警察汇报并再次获得了警察的同情。于是索默斯说：“我再也不汇报了。”
但他知道他一直在被监视之下。陌生的男人盘问索默斯隔壁的女人他的行踪。他感到自己像个犯人，心中生出犯罪感和恐怖来。他觉得自己就像该隐那样远离尘世，甚至还不如该隐。尽管他并未杀人，可是他到底没干什么？一个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人，一个犯人！那群肮脏的、食腐肉的乌合之众正试图来咬食他。这意味着耻辱和死亡。
圣诞节到了，严寒袭来。他和哈丽叶此时穷困潦倒，他又病倒了。他躺在小屋里遥望着冬季的天空和远方厚草顶的村舍。人病了，可心却生机勃勃。“不，”他自言自语道，“不，不管我做什么或做了什么，我都没错。即使我做了他们称之为犯罪的事，我凭什么要接受他们的谴责和裁决呢？不管我做了什么，我自己负责。我拒绝他们的诋毁，我压根儿蔑视他们。他们是愚民，专食腐肉，满嘴的龌龊，就像吃死人肉的豺一样。上帝保佑我杀了他们吧，希望我有力量去摧毁他们，一口气杀了他们，成千上万地杀他们。我求上帝保佑我杀光他们这些愚民。他们会让我感到我错了吗？不，不会。决不会。我会提防着，不让他们肮脏的牙齿碰我，那会毒了我的血。怕他们！为此感到自己错了吗？决不，即使我当了几回该隐，杀了几个兄弟姐妹也不会有这等感觉。即使我犯了他们所定的所有罪行，我也不会感到错了，我决不让他们给我定罪，天知道我不会的，我也不会再向他们的警察局汇报了。”
于是，一感到恐怖袭上心头，一感到自己给入了另类，贴上了标签，被社会当成罪人，等着被消灭，他就会振作起来，对自己说：
“就让他们把犯罪感强加给我吧。我产生犯罪感，感到成了另类，以此自我贬损，因为我害怕。可我没错，我没于错事，不管我都干了些什么。这就是说我没对社会做什么错事。无论我做了什么错事，那是我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