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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有艺术上的需要，否则就衬托不出诸葛亮的智谋气度的高超。衬托人物一般都以常人常态为基准，如《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华生，《堂。吉诃德》中的潘，以及《西游记》中猴哥儿的兄弟猪八戒的设置，都使主人公或因智谋之高妙出人意表，或因理想之虚幻令人回味。《三国演义》情况略有不同，它先用才智相若的周瑜，后以韬略相捋的司马懿来衬托、突出诸葛亮，以使诸葛亮一线贯穿。以至有读者认为《三国》自五丈原后可以不读，《红楼梦》自焚稿后不忍卒读的感慨来。周瑜不幸被选来担任这种尴尬角色，自然要写成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了。
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古今中外恐怕都免不了。如果是这种人是你的上司，就会是“武大郎开店”；如果这种人是你的同事，就会“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如果是你的对手，就会阴毒狡残，无不致极。这种际遇，难免防不胜防。在赤壁大战前后，诸葛亮与周瑜的关系，正好兼有以上三种。要作到不卑不亢，应付裕如，而且每出奇招妙想，使聪明绝顶的周瑜计计失算，招招落空。实际上正是他们间的这种斗智，才使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一下子光彩过人，“智绝”的形象也矗立起来。我们不得不佩服无名艺术家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嫉妒无疑是恶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莎士比亚笔下的雅戈，因为嫉妒挑唆奥赛罗怀疑爱妻，而奥赛罗又因嫉妒而误杀妻子，最后悔恨自尽，以至《奥赛罗》成为不朽的悲剧。周瑜因嫉妒而一再寻衅谋害诸葛亮，最后含恨病殁。都是现成例子。
现代人在婚姻观念上大概看得开一些了，“协议离婚”的兴起就是明证，但在事业上能否看开，就很难说。体育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不服输”是运动员最基本的品格之一，比对手“更高，更快，更强”已经成为奥林匹克口号。我国跳水女将高敏参加国际大赛，从未输过一场，不知同时的各国女将会不会生出“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触？相反，男队谭良德始终被美国的洛加尼斯公平不公平地压住，以至始终与金牌无缘，也颇令同情者扼腕。但无论从体育精神来说，还是从观众审美需求来说，“瑜亮一时”，也就是“既生瑜，也生亮”，才能出现精彩的对局。如果让美国职业明星“梦之队”和业余队赛一场，肯定不会激起球迷的兴趣。
这就形成了一个永恒的悲哀：冠军反正只有一个。如果“世无英雄”，让你“庶子成名”，独步一时，难免会产生一种落寞感，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从社会底层最终走上当时文坛的颠峰，结果看到一片空漠，觉得失去了奋斗的乐趣，于是自杀了，像他笔下《马丁。伊登》的主人公那样。如果“世有英雄”，竞争激烈，但老是被“山外山”，“人外人”略胜一筹，压上一头，又会产生“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慨，于是气死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一样。
一时英杰，在这两难境地中何以自处呢？我想胜负观应该多元化，社会竞争并不等同于体育比赛，不但可以并列，而且可以在激烈对抗中双胜。钱锺书与曹禺、华粹深大学同班，当时亦有“龙、虎、狗”的戏称，后来一在学术界独领风骚，一在戏剧界占据鳌头，一在教育界著名教授，各擅其长，传为美谈。又如美日汽车大战，各集谋士，竞出奇招，斗智斗技，忽而此长彼消，忽而此消彼长，结果是美国汽车注意了经济性，日本汽车提高了档次，现在还看不出瑜亮之别。
差别是永恒的，那怕一点点，一丢丢。正是这点差别引发的良性竞争，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学术进步和社会整体发展。关键在于看重差别不等于小肚鸡肠的嫉妒，更不要变成铲除异己的暗算。
说到这里，想起鲁迅一篇文章的著名题目《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在今天激烈竞争中，我主张”费厄泼赖”应当实行。
“关老爷现象”（陈酿三国之八）
还是十几年前，我夤缘在香港游荡了几个月。独步港九，穿街走巷，发现店铺差不多都供着关公的像，心中忽焉一动，觉得这位神道不但经历了“五四”文化选择的巨大冲击，而且眼看就要随同（或者引导）我等“跨越世纪”了，居然穿透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必定有其非同寻常的魅力。后来留心收集了一些资料，又有机会到各地（后来还包括台湾）的著名关庙走走，更觉得其中大有名堂。中央电视台约我做几期有关三国文化的节目，第一期的题目就是“关老爷现象”。
“关老爷”是清人传下来的非正式尊称，适用面比较宽泛，不象佛教徒称“伽蓝菩萨”，道教徒称“关圣帝君”，或儒士称“武圣人”、“关夫子”那样专门。“现象”是现今常用的术语，是指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偶见或习见的事物或状态。这种名目，颇像瓜皮帽配旅游鞋，新旧搭配，其实颇为抢眼，“髦”得正合“时宜”。
“关老爷”确有被称为“现象”的资格。作为“刚而自矜”（陈寿传记评语）的“败军之将”，为什么他会在千载以后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护国保民”神？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一幅庙联，已道尽了他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上联说关羽尽得释儒道三教尊崇，下联表关羽历代加封的殊荣。
这使史学家颇为迷惑。乾嘉时的赵翼以博学名，但在《陔馀丛考》中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显烁於後，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卷三十五《关壮缪》）美籍学者黄仁宇至今亦认为“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其次是他居然能够融会三教，混一九流，甚至超越历史上的民族鸿沟，也有一联曰：“三教尽皈依，仰聪明正直，心似日悬天上朗；九流享隆祀，祝英灵昭格，神如水在地中行。”又把关羽崇拜普及九流，形成全民信仰的状况总结出来。据一项统计表明，随着清代华人移居浪潮的波及，现今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地区建有形制不一的关庙。跨越五洲，扬名四海。这在时、空两轴上都堪称奇迹。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任何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似都不应小觑。
但是悲哀也跟着就来了。别看现今供关公者众，但一问到“为什么”，典型的回答有三种：一曰“不知道，别人供咱就供”；二曰“讲义气，表示好交朋友”；三曰“财神，保佑发财”。
第一种属于“傻小子过年――看隔壁的”，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如果停留在这个层次，当然很容易解释文革中人家“打砸抢”你也“打砸抢”，现今别人“坑蒙骗”你也“坑蒙骗”。前苏联有一部很有名文献片叫作《普通法西斯》，在大量纳粹纪录片的基础上剪辑而成的，表现的就是普通德国人如何变成法西斯的过程。可见这种盲目从众并非中国独有，带来的后果也极其可怕。
第二种也异曲同工，因讲究哥儿们“义气”跟着折进班房，甚至断送小命的实例，也已经屡见不鲜了。
第三种也成问题，如果干的是坑蒙骗的勾当而又想平安无事的话，现实中需要用财色去用心打点的，恐怕是该是贪官污吏，而非神佛。
关羽是中华民族信仰最众的神祗之一。于右任先生尝题马来西亚一关庙联曰：“‘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就是这种现象的现代写照。至于后世种种传说故事，赋予他的多重品格和内容，实则是构筑宋明以来中华民族精神品德价值体系的一条线索。
目前论及关羽崇拜之书籍文章，大率以“历代统治阶级提倡”为立论要据，是以“阶级斗争”史观而笼统言之，未能深入研究的浮泛之议。实则关羽信仰源於民间，而且后来也主要在民间滋育发展，所谓“统治阶级”的介入，不但于时较晚，且为顺应民间之必须。
但历史遗存有时又会混入“阶级斗争”大潮中。湖北当阳关陵是传说中关羽“身靠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乡”的葬身之所，那里立有一块“四好碑”，道是“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果你把“好”字置换为一个特定人物的称呼试试？恐怕四十岁上下人们耳朵，当年都曾经为之磨出过茧子。
但“好人好事”一语至今通行天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二甲编“好人好事”条：“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那正是理学以“伦常日用”构筑价值系统的时代。至于“好”字作何解释，代有不同。这种不同，正反映着中华民族整体提升的努力。
我想，沿着这个思路深入下去，庶几为解开“关老爷现象”之谜的正道。
“三分”与三角（陈酿三国之九）
三国故事里确实充满着智慧的光芒，如果只有一方有高超的智慧，或许还不明显，如竞争各方都有能人高士，势均力敌，就象看高手奕棋，迭出妙着，险象环生，精采纷呈，才越发能显示出各方智谋的高明。如果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那就不光是攻守易势，老是有一个未知因素混杂其中，这局势就更加变幻莫测了。
可惜棋类比赛都只有两方，只有跳棋例外。但《三国演义》写的却正是三方斗智。这里面就产生出无数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来。上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后，几位朋友在电视上大谈裁判公平问题。照说足球比赛透明度已经无以复加，双方球员的攻防技战术，包括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用电子技术放大，反复，昭示于天下。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裁判，所以才产生了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说词。裁判就是比赛的第三方。
三角是个奇妙的组成。从几何学上说，三点决定了一个平面，还因此派生出“三角”这门学问；物理学则认为三点是最稳定的支撑，所以照相机等支架都是三角架。文学艺术中，表现人际方面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