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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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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如常二等,不得雇
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
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
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
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综计桓谭的批评,不能说有多大的新义,但其着眼所在,皆现实性的问
题。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委诸于人力;比在东汉谶纬迷信盛行时代,颇
有积极意义。
桓谭所持素朴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与其“尤好古学”“而熹非毁俗儒”
的批评态度,是有关联的;此在取媚于统治阶级的俗儒当涂,多见排抵的桓
谭,似多少自觉了悲剧命运的不可幸免;所以疏里曾说:“贾谊以才逐而晁
错以智死,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桓谭所非毁的俗儒,即是当时朝野共信的图谶伎数之士。所以本传曾载
光武信谶,多以决嫌疑,谭复上疏说: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
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
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
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食邪诖误人主,焉可不 抑远之哉?臣
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木,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
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
意,屏群小之曲说,远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似此,桓谭反对图谶,只是依据着五经“以仁义正道为本”的儒家思想
来屏弃“奇怪虚诞之事”,而并没有坚定的无神论世界观;本质上与孔子“不
语怪力乱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同样显示着常识的健康理性
的看法。然而,只此一点常识的看法,已经被专制帝王目为“非圣无法”的
异端:以七十老人,至于“叩头流血良久”,暂时幸免于斩死。
如前所述,东汉初叶的“异端”多出于经古文学的左派,其右派的代表
如贾达等,则已投降了谶纬的“正宗”以致贵显。光武时代的思想统制,与
西汉武帝时代相较,已经更为严厉而黑暗,所以“异端”思想无不带有鲜明
的悲剧气质。范书(卷六六)的贾达传论:
“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
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按此处应增人“尹敏以不信谶系
免”一语),贾达能附会文教(按此谓其引左氏明汉为尧后),最差贵
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郑兴尹敏无著作,其影响于王充者不可考按。而桓谭新论(亡轶于南宋,
沈阳孙冯异所辑桓子新论一卷非本书),则论衡的超奇、佚文、定贤、案书、
对作等篇,曾称述八次之多,全为褒词,甚至说“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
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超讶篇),足见王充受他的影响是深刻
的。
第二节 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与理论根源
在上节我们已经说过,王充的时代特征,就政治上说是农民战争的低潮
期与农民生活的慢性饥饿期,同时又是农民战争第二个高潮的准备期;就思
想上说是“正宗”思想由神学堕落为谶纬迷信的黑暗期,同时又是“异端”
思想由反今文到反谶纬的形成期。从阶级斗争到思想斗争都在深刻发展着。
王充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农民斗争的素朴而天真的性格,另方面又是“正
宗”的反对者与“异端”的综公者,从而导出了他的伟大的唯物主义体系。
但是,为要理解王充所以走上了“异端”道路的具体情况,尚需对其出身家
世,所遭逢的境遇,更重要的需对其所从出发的阶级立场与所从学习的思想
经历、理论根源等事,分别加以研究。
据论衡自纪篇与后汉书(卷七九)本传所载:
第一,王充的家世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他有着“任侠”的传统。自纪篇
云:“世祖勇任气,卒质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今世扰乱,
恐为怨仇所禽,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安稽,留钱塘县,??生子二人,畏
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敝蒙诵在钱塘,勇势凌
人,未(卒)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按此段自纪,前人颇多
误解,如四摩总目提要、十七史商榷、史通序传篇、惠陈后汉书王充传补注、
及钱大昕养新录等书,皆斥王充为“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这都是
封建学者的诬蔑!此因墨侠在汉代深人民间,惭与农民战争汇合,任气所注,
私结怨仇,子孙相报,蔚为风尚,官法亦不能禁(参照王褒集僮约注)。所谓
“侠以武犯禁”,至汉而益烈;前节所引桓谭疏陈时政所宜,即指此事。是
知王充所纪其祖父的勇势任气性行,乃是实录其家世的墨侠精神,绝不能说
对于他的祖先有所诋毁。否则,本传“乡里称孝”一语,即不可解。且自纪
篇为王充大十四岁时作品(抱朴子自叙篇),于四年前充亦曾“徙家辟(难)”(见
自纪篇),以遭遇及情理推度,与其指为诋毁,毋宁视为以任侠自负。其二是
他的世代微贱及劳动。自纪篇述及他先祖以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
卒国绝而后,即“以农桑为业”;他祖父汎徒家避难,就是“举家担载”;
留钱塘县后,更“以贾贩为事”。此在汉代学人里,实为罕见!一般的讲来,
汉代思想家,多出家学渊源;如司马谈迁父子,刘向歆父子,班彪固父子,
乃至贾徽达父子等,皆世代贵显,家学傅承;未有如王充以微贱贾贩子弟而
成一家言者。且自汉以后,六国氏族转为豪右世家,学术多出自门阀大姓。
身份性地主阶级是有种种特权的,至于王充,出身贫贱,又显然和“豪家结
怨”,那么他自然要为俗人所轻鄙。自起篇说:
“充,细族孤门。”
或啁之曰:“宗租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遣,虽著鸿丽之
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
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
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
多贤?”
答曰:“鸟无世,凤凰;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
常,嘉珍。才高见屈,遭时而然。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
文孰常在,有以放置(按黄校:“字有讹误”),是则醴泉有故源,
而嘉未有旧根也。屈奇之士见,倜傥之辞生,度不与俗协,庸角不
能程。是故罕发之迹,记于牒籍,希出之物,勒于鼎铭。五帝不一
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载异发。士贵雅才而慎兴,
不因高据以显达。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妨)奇人。
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
起偷;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按朱
校元本,“可”作“古”),遹(按同本作“谲”)出君山。更禀于元,
故能著文。”
此段自纪,是研究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的重要文献。“或啁之曰”一段,
是中世纪身份性地主阶级的门阀观念的剪影;“答曰”以下,则是对于中世
纪贵族支配思想的“家学基尔特制度”的勇敢的抗议书!王充一面坦白地自
认为非身份性的“细族孤门”,一面又倔强地自命为“屈奇之士”,“才高
见屈,遭时而然”,“士贵雅才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祖浊裔清,
不妨奇人”,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大胆的“疾俗”战斗!同时,又是何等
反映封建时代高士奇人的悲剧性格!然而问题还不在于他的身世是“细族孤
门”并和豪家对立,而更重要的是,他从阶级立场所表示出的明确的态度,
即他自己承认祖宗的微贱身份,并从态度上表现了和“豪家”对立的战斗精
神。这就是王充通过反抗特权而反映出来的农民反抗贫困的性格,他曾经明
白地讲出富贵人物对贫贱人物的关系,“军功之侯,必斩死兵之头;富家之
商,必夺贫室之财”(偶会篇),但他的理论的表现方法却限于文化批判,即
是说他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斗争,还元做天才雅士对俗人显贵的斗
争,以反击正宗人物所说的“变异妖怪”的谬诬理论!我们以为,在王充头
上扣上一顶“中小地主阶级”的帽子,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分
析。
第二,关于王充的学历,本传与自纪篇说法不同。据本传来看:“充少
孤,??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
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
乡里,屏居教授。”似此,既“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则王充为儒家(经古
文家)出身的思想家。且后汉书(卷七0上)班固传注引谢承书云,“固年十三
(按固少充五岁,此时充年十八),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见必记汉
事!’”意林引抱朴子云:“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见必为天下知名!’”
此与本传“师事状风班彪”之说,亦正印合。再据自纪篇来看:“充??为
小儿,??不好狎侮;??诵奇之。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充
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
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似此,王充并未自认为班彪的学生,且前引“或
啁之曰”云云,也对于“未尝履墨涂出儒门”的世俗非难,未有反证,益知
王充不以儒家自居,不承诅曾经“师事班彪”。尤应注意者:论衡全书,甚
少称引班氏的史学;反之,对于班彪所指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
(后汉书卷七0上本传)的司马迁的史学,则多所称誉,具见赵奇案书对作诸
篇,学者可自参证。然则,本传与自纪的这一矛盾,究宜如何处理呢?关于
此事,我们认为,都是事实,其矛盾即在于事实本身。茲更分别说明于下:
一、王充之帅事班彪,不但见于纪载,为历代学人所共信,即就思想上
来看,王充也多少保留着班彪的影响。此可由治期篇与王命论的比较而证明,
茲各摘其论题二则并整齐其程序,表比之如下:
班彪的王命论王充的治期篇
(一)“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 (一)“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
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
(二)“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游
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
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也。??英雄诚知觉悟,??距逐鹿
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
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
终矣。”
(二)“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
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
治非圣贤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
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
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
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置之君,明明
之政,无能损益。”
从这样两相契合的国命论看来,他们有师承关系,殊为明显。
二、王充的晚年自纪,未提“师事班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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